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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文章: 《失憶人民共和國》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 紐約時報 2019年6月4日

(圖:AGNES LEE)

大約兩年前,我在澳洲一所大學做關於天安門廣場歷史遺產的演講,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在問答環節中舉手。「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回顧這段歷史?」她問道。「你為什麼覺得它對現當代的中國,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有幫助?你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所說的和諧社會嗎?」
她沒有質疑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實。她質疑的是知識本身的價值。自從我寫了一篇關於北京成功將1989年殺戮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文章以來,我經常聽到中國學生辯解說,政府的行為是必要的。但這次的觀點不同。這名學生巧妙地避開了她的政府對本國人民實施的暴力,同時內化了社會穩定壓倒一切這個中共立場。演講結束時,另一名中國學生問道,關於6月4日的知識是否會對「我們的完美社會」構成危險。
對於66萬名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偶然發現這些中國歷史中隱藏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異常不安,就好像世界軸心突然錯位。有些人會對這些發現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他們更容易將其視為旨在顛覆共產黨的西方陰謀。
這些留學生屬於中國的後天安門一代,他們成長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這種教育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的國恥。歷史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工具,某些事件因展現了共產黨最好的一面而受到頌揚,另一些事件則被根除和抹去。貫穿其中的敘事是中國由抗拒外侮的力量驅使,實現現代復興。這一切都是為現任領導人的執政合法化服務。
這個民族復興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體現在當今受歡迎的英雄身上,尤其是像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這樣的商人。他出身貧寒,靠著為外國遊客提供免費導遊服務學習英語,他代表了一個從赤貧到富有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另一種版本是典型的共產主義英雄,他們的事蹟充斥著教科書。比如「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的中國八路軍士兵。即將被日本人俘虜時,他們選擇了跳崖,其中三人失去了生命。前不久,一位歷史學家對這個傳說提出質疑並遭到起訴,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他的判決,認為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歷史被明確地用於政治目的,而歷史研究可以被視為誹謗
這種國家認可的敘事中不會提及人民解放軍向自己人民開火的行為。關於1989年的記憶之戰,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課堂、紙媒和網路上展開。學術期刊和科技公司對6月4日的相關內容進行審查。無論這是在北京的直接壓力下發生,還是商業原因之下先行的自我審查行為,這都無關緊要。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僱傭了6萬名教師的中國在線教育公司解僱了兩名美國教師,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和學生們討論天安門事件和台灣問題。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新聞媒體,它們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和更廣泛的人權報導等敏感問題上已經擁有直接的影響力。
在某種程度上,向中國年輕人灌輸功利主義歷史觀,比審查制度本身更有力。一旦人們接受了歷史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觀點,他們就不會再有學術探究的精神,甚至沒有閑來無事的好奇。
當然,仍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獨立意識擊敗了北京的意識型態教育。偶爾會有人在談話結束後悄悄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該怎樣處理這些讓他們倍感沮喪的新知。曾有一個人站在滿屋美國人面前說道:「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敘事,但很少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的強大力量相匹敵。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十分強烈,而且毫無疑問,它有能力懲罰那些公開質疑官定歷史的人。
危險在於,這些策略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歷史正在一分為二:國內的共產黨敘事,以及海外那些黑白沒那麼分明的版本 (more nuanced versions )。這種分歧可能無法彌合。

(完)

陈士杰 中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代理主席
回答问题: 【六四32周年祭】你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六四图像

回答问题: 【六四32周年祭】你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六四图像

强拆中南海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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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回答问题: 【六四32周年祭】你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六四图像

来源:magnum图片社摄影师Stuart Franklin

( 由 作者 6月7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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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北条沙都子 不要小看雏见泽,那里有大学问。
回答问题: 【六四32周年祭】你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六四图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相信这位勇者已经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恶龙还未被诛杀,并且看起来更加不可一世了,但勇者在恶龙身上嵌入的这片逆鳞却未曾褪色。这片逆鳞承载着勇者坚定的意志,以及恶龙深重的恐惧。

致敬。

( 由 作者 6月3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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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图书馆革命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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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admin 管理员公用账号
发布问题: 【六四32周年祭】你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六四图像

征集要求:

1. 图像与六四有关,可以是照片,漫画或戏仿,但绝不能恶搞

2. 每个用户最多挑选3张,最好给出理由

3. 请不要与楼上图片重复


致敬自由与反抗的象征——Tank Man

( 由 作者 6月4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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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 987 次浏览
微信抢救 此账号未被屏蔽,内容可以查看
发表文章: 分享某微信公众号聚集墙内反贼的巧法

GFW中,能删光的几乎都删了光,能控制的也全都被控制了起来。尝试在2021年在墙内公开拉群的,除非社区气氛本就迥异,否则,必定进来许多钉子户般的粉红。视安全稳定为国家大业的他们会在任何政治话题出现的那一刻四处开炮。一旦控制不住了,或留或踢,他们必定会举报这个群,而建立群的群主,在群聊被强制解散之后,一切精力也就白费了。

几乎所有大群都充斥着毛左和粉红。国家新政?必须支持。社会问题?党会解决。福利保障?自己争取。西方国家?敌对势力。或许你就是那胆敢说不的百分之一,但在其他百人的声音之下,你的声音不过是集市中的虫鸣。反对的声音会将你淹没,斥责的叫喊会逼你悔改,铺天盖地的举报会使你噤声。这些暴民就像一群忠于主人的肥猪们,将任何妄图逃离猪圈的同僚拖到主人跟前。你不能转发,不能分享,否则就会迎来无尽的说教和辱骂。

按照一般反贼的想法,或许可以从身边人开始——找到你于现实中认识的几个反贼,拉到一起,告知他们自己的意愿,并叫他们去拉人,充实这个大群。接着朋友去建新群,再拉朋友,被连接起来的反贼愈来愈多,组成的团体大小呈指数性增长。或者说,这是理论上的。而实际上呢?你可能找不到甚至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身边人。幸运些的可能有父母或者若干同事或同学,但也仅是如此。最后组成六七个人的小群,半死不活,除了转点新闻和几张不知多少年前保存的一张带有恶政隐的图片,再无别的。一个月后,除了你之外,其他人早已将这事抛到九霄云外。生活中有太多要做的事,网络上有太多要聊的天,手机里有太多要登录的游戏,工作时有太多要处理的业务,碎片化的生活,早就将这拉人的使命切成了千百条微不可查的碎片,再怎么回忆也想不起来。

或许也可以去网上拉群——找到合适的网点,寻到合适的地方,聊聊天,拉一拉群,人数自然而然就多起来了。这比上一个方法看上去还要快些。实际上,这样拉起的群,人数并不会比上一个方法多多少——除非你踩在了时事热点的风口浪尖,例如在近期数万吧友涌入的躺平吧建起爆款帖,并在预留的二楼营造足以说服路过观众加入群聊的恐慌气氛。后者或许能凑出一两个五百人的群,而如果是前者,能够凑出二十人,也可算作大功劳了。更别妄想通过游戏群或者粉丝群转型为政治群,因为粉红的基数大到几乎一切游戏都会有相当比例的粉红玩家——除非这是赤毒游戏群或者刘晓波粉丝群,当然这种群能够在墙内存在与否都是个问题。


(正文开始)

上面的方法缺少一种能够在拉进群之前筛选掉不理想群员的手段,而这个公众号所使用的方法巧妙施行了这种手段。

标题中所指的,并非一个公众号,而是经营若干公众号的一个团队,准确来说,是这个团队聚集反贼的巧法。这若干公众号的名字无需提起,一可防止为网警立起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摧毁的靶子,二因方法通用。

聚集反贼,需要若干道剥离粉红、岁静等群体的筛选。这个团体有三道。

第一道就是其公众号那并不算尖锐却又在一切方面透露着对党和社会不满气息的文章内容。这一道筛掉了与反贼价值观显著差异的那一部分,筛掉了粉红、毛左和余下大多数心胸狭隘的网民,保证未来组成的群内不会有疯子捣乱。厌恶其内容的,必定会离开,不会继续留下去。

第二道就是公众号文章底部的“防失联”号。只有添加这个防失联号好友,读者才能进群。这个防失联号会在朋友圈适量发布(一天6~7条)由该团队旗下若干公众号所发表的文章。若某一公众号突然倒塌,会有备用的无缝替补,读者能够继续从防失联号追踪新闻。防失联号对加好友的要求有二:一、开放的朋友圈;二、能够忍受朋友圈中由此号转发的新闻。如果谁是潜伏已久的粉红,大概可以从过往朋友圈看出来。对于只为简单了解时事的,为了防止失联而加某个号好友是多此一举。对于根本不依赖于微信的,失联了更不算问题。这第二道筛选掉了对时事新闻较冷感的那一部分和不依赖于微信的那一部分,保证群内不会全是懒于讨论的潜水员。

第三道就是时间。只有当防失联号的好友达到近500人,这个团队才会开始建群。耐心较少的一部分会慢慢走去,而只有坚持到底的,才有最终进群讨论的资格。后加好友的,被拉近群的时间也会滞后。这一步筛掉了为了进一步潜伏而试探性添加好友的粉红以及无法忍受朋友圈中“新闻轰炸”的洁癖者。

经过以上三道筛选之后,几乎所有不反贼和不热情的网民都被剥离,近500人的读者群相继被建立起来。它们专为转发文章及资源分享设立,因安全原因,很大程度上禁止明文讨论。最后筛选出来的这些人中,没有粉红,没有毛左,最能污染群聊氛围的,也只不过是些广告号。虽然群中活跃的只有十几,大都只在重大新闻被爆出之时上线一会,但因为有五百人的大数量支撑,群里从来不缺转发和分享的。虽然所有群员不一定在具体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无一没有“新中国不行”这种价值观。

从公众号的数量来看,这个团队用此巧法聚集了数千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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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451 次浏览
反共左派 認同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共異議人士
发表文章: 轉載 共產極權對中國農民的禍害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80%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種福利優惠的城裏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能夠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制造的“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GNP之和。

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1/5的城市貴族每年從4/5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80%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說,只占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年至1998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25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9.9%,後者比前者高出6.6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37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裏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裏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麽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征用。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裏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征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裏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2003年3月1號出臺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壹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占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麽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裏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裏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她所在的生產隊200多人,大饑荒餓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裏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6兩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裏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裏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裏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壹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壹個城鎮人的1/29。

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報告說,中國衛生分配極不合理,農村分配不到政府的衛生投資。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數第4。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據2004年11月6日《新京報》報道)。

《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4年》記載,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壹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裏;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壹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壹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壹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壹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道:2004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應為城裏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壹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壹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壹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500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壹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3.中國政府壹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徒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壹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麽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徒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陜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徒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屆人大第壹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公民的這壹基本權利剝奪了,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徒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張花了壹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壹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證件繼續得辦。壹張暫住證300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壹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1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系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麽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讓妳住!

壹位民工說:“1998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壹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80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240元錢。三年後要女兒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景,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廠打工。因為在淩晨2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壹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壹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裏面的5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壹頓後,每人罰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警察、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誌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誌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誌剛”。《南方周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亞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壹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麽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壹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壹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警察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發廊,男的賣給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隸,壹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警察把他們擡上車到廣西、湖南壹帶拋棄。廣東壹省2000年就強制收容58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誌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700元,從該所人員手裏買走了8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壹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道:《湖南壹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10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12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壹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A、B、C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費,10日以上則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裏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320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警察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壹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們的輪奸。

《中國青年報》報道:1999年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壹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議,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壹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裏的壹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奸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壹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麽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壹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裏。在那裏,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別強奸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 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裏,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壹輛中巴起火,車上25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壹個接壹個地掉下來。這5名外來工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壹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壹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壹直受到壓制和歧視。妳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壹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壹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麽?壹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壹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2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沈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麽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妳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壹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壹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壹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臟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壹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徒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壹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壹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徒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壹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壹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麽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壹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壹個在城裏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裏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壹萬個農民也頂不了壹個城裏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壹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毛裏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壹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7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2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征,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中國權貴以農民素質低劣為由拒絕農民的選舉權。1983年中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壹個人大代表的人口數是城裏人的8倍,也就是1個農民=0.125個城裏人,1995年修改選舉法使1個農民=0.25個城裏人[1783年1個美國黑人=0.6個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中國農民名義上在全國人大裏代表總名額裏占8%,實際比例不超過1%。

2003屆政協委員共2238名,農業界委員68名,占政協委員總數的3%。在這6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來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曉:《為何“九億農民,壹個委員》)。

縣裏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裏人的代表權。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幾個純農民也是幹部提名的。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個反映農民利益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對壹個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

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說:“美國黑人共壹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壹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這段文章裏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麽的貼切!惟壹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裏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壹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壹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於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妳這輩子就沈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裏所占的份額僅占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為1.388% 。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壹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數據,發掘出了壹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黴蛋!整個壹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萬元,而2003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頭,相差了近25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壹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50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裏,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麽收獲,反而欠國家壹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餵了壹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壹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壹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壹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裏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壹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8 個婦女住壹間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板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嘆:“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壹建築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8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癥狀。內江民工尹世詳壹邊輸液壹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布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饑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平,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

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壹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裏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種壹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稀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沈清海寫給縣長的壹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壹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壹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壹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麽”。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壹文中說:1997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夥食費為102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壹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7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1308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60%,即382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平是貧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壹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壹筆帳:壹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壹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裏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壹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壹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壹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壹個農民的10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壹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數字18.8%、2.44億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 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 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壹黨專制的全局性危機。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1日報道:中國每年大約有28.7萬人自殺,其中80%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15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裏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裏人的自殺率的3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中國農民,在壹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妳在隔離了自己3/4的人民的時候,妳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3/4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3/4的智慧、泯滅了中國3/4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13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壹首民謠說透了今天中國現狀:“民脂民膏胡緊掏?三個代表無幫國。人民尚未溫加飽,反腐方知無官正。夜夜笙歌裏藏春,苦幹實幹是裸幹。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黃局。”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獲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麽?春耕夏種,秋收冬閑,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壹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裏,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裏,“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麽?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壹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壹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 “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壹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壹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壹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1991年河南省嵩縣石坡村王次鈕的兒子姚國強在當地金礦打工,礦主白華山懷疑姚偷竊黃金,夥同4名警察動用酷刑將姚活活打死。事件發生後,屍體停放20多天,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均不立案處理,政法委書記居然喝斥告狀的家屬“滾出去”。王次鈕求告無門,竟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禦狀”。後來兇犯雖被判刑,由於他們用錢活動,不久又放了出來。王次鈕不服,從此成常年上訪。13年來,她無數次去北京、鄭州、洛陽告狀,傾盡了家產,死了丈夫,屢遭迫害。現在她是洛陽地區重點監視防範對象。

洛陽市新安縣西鄉後溝村,村霸李洪貴打死6人,誘奸、強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婦女98人,打殘12人。在那個村子,凡有點姿色的,都被他奸汙過。李強奸了郭秀秀後說:“我什麽時候來,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說:“我要告妳!”李洪貴大笑說:“法律是網,是網就有洞,是洞就能鉆。我鉆就沒事,妳鉆就脫皮!” 李洪貴的兒子在縣裏當官,鄉裏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親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過,從鄉裏告到省裏,都沒用。

河南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農民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十五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奸!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派出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雲南信息報報道,2002年9月4日,王樹紅到丘北縣城打油買菜,被禁毒大隊副教導員劉自春拽進了丘北縣公安局。他被汙蔑為“嫖娼殺人犯”,被打斷了胸椎和腰椎,在被關押295天後,真兇終於落網,但他已成了壹個幾乎完全喪失腰功能的傷殘人,落七級傷殘,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扛起家裏的生活重擔了。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象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

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征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壹傷;

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20元的夥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沈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沈可理持槍征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沈寨村采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臺:下不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泄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反腐敗的下場,壹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該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上訪而數人坐牢;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魏家莊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組織查賬小組,查出近四百萬元的問題。他依法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該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2003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裏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為堅持清理村裏1997—1999年的財務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歸案。

新華網2004年6月30日報道:“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75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征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2004年7月30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陜西某地幹部催糧,農民無錢交納,服毒求解脫。被救活過來後,那個幹部不僅沒有壹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妳說沒有錢,怎麽有錢買農藥自殺?”

湖北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墻拆掉,把農民家裏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4版)。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裏,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征稅隊的到來。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晉中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槍殺死14人,使3人重傷。兇殺案起因於他代表該村121名村民舉報該村幹部的貪汙受賄行為。村書記曾幕後使人對胡文海行兇,企圖殺人滅口。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舉報壹直置之不理,使胡異常失望。他最後選擇了極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後陳述中說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汙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上交的400余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沈大海,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勾結欺壓老百姓……。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註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與國家機構相重叠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舉世罕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1947年英國治理印度時,印度人口4億,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萬,而印度種姓階級和宗教語言復雜萬端啊!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187人。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6000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有2000多人吃財政飯。1999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580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1000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壹半!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徹底清理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的通知》,清查的結果沒對外公布,外界猜測當時鄉村兩級債務已經達到2000多億。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壹組數字: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壹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麽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有基層幹部推算,全國近3000個縣(市),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億~3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但有專家學者認為遠不止這個數。

2000年對四川省的100個鄉鎮政府的抽樣調查表明,有82個有明顯的債務,46%鄉鎮政府債務高於100萬元,有壹些高達120萬元。個別鄉鎮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預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縣級政府債務總額達739.2億元,平均每個縣負債4.11億元。其中鄉鎮債務279.7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552萬元。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2001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5倍,鄉鎮平均負債近2千萬元,村平均負債23萬元。以中國5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5.6億多元,逾期的就達4.9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6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1.4億元,而另壹“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4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3.34億元,村平近50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湖北襄陽的調查表明,襄陽縣鄉村債務驚人。1998年底鄉村債務為8.34億元,2000年清查是12.5億元,其中鎮級負債3.3億元,村級負債9.2億元。2001年6月普查為14.1億元,其中鎮級負債4.1億元,村組負債10億元。

湖北壹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余人都已經“罷工”。 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裏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誰願意從壹個派出所所長變成壹個流氓,現在是不得不變成壹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

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的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壹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壹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壹事實,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鐘”了。

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茍活著的“準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壹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住鄉下,而到了98年,95%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裏。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5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勞動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老父母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湖北的壹個鎮政府出現全鄉的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妳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甭管妳逃哪去。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裏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壹身病。老了,鄉裏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裏,天理難容啊!”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裏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壹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幹”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壹塊三,見《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3 個月裏,棋盤鄉竟有4 個農民死於收繳稅費的過程中。壹姓堯的農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19000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14000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裏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11個村民關進壹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後,堯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2000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監利縣廣電局長蘇兆新有壹次在飯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顧壹旁有女領導在座。又壹次應邀赴筵,進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著壹個“僑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蘇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據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壹位女幹警,為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的人。蘇很快使問題順利解決。蘇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擾器”。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每臺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的平民來講,不是壹個小數目。縣人大常委會壹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著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裏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湖北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壹年花掉農民血汗錢39.4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31.6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汙挪用公款的幹部1000余人,涉及金額32億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納交售糧食、油料,但從來沒有得到壹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壹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年1月號)。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1998年11月24日淩晨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 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根據規定,家裏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200 元。火化費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這樣,死壹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農民壹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壹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壹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裏人看他死了,怕鄉裏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裏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裏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1992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和省紅十字血液中心舉行了首次承包經營合同簽字儀式。在承包期內(1年),省血液中心將完成生產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產值2000萬元。政府為號召廣大農民獻血,積極組建血站,並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員為鼓勵開辦血站,還出面為血站剪彩助威。為了能賣上血,多數人員徹夜排隊,甚至開後門,排隊賣血成了當時河南的獨特風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區防疫站的技術員王淑平首次在獻血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並迅速報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認她的檢測結果。王將血液樣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處檢測,得到進壹步的證實。中央政府備感震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締所有的有償獻血,並關閉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締血站,反而辭退了王。艾滋病乘機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絕癥,地方官員不施醫藥,還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華勢力服務”為詞,禁止為病人義務診治的壹位老醫生赴美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獎金。

全國上下400個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個。有些血站就是壹臺小拖拉機上放壹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

當地醫療部門的嚴重失職的行為,造成艾滋病泛濫。對待這些賣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換針頭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絕或減少艾滋病的傳染。他們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個針頭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當地的醫療部門管理能好壹些,當地的政府部門能及早采取措施,這些無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絕艾滋病。目前,地下賣血活還在河南地下湧動著。

全國的生物制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精明和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頭鳥”著稱的武漢人不會想到,自1992年以來,河南的血頭就是將這些大量的汙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制藥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幹擾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這些營養藥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萬名各界人士在網上聯署,致函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狀告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間,蓄意隱瞞地方賣血染上愛滋病情況,導致愛滋病迅速擴散,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高達80多萬人,加上未檢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壹數量相當於整個歐洲艾滋病毒攜帶者的總和。大批愛滋病患者在缺醫少藥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處理愛滋病,國際援助完全不是問題。有錢、有人、有經驗、有醫生,卻被河南政府拒絕了。政府說河南人是有骨氣的,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看看法國的汙血案,由於政府對血液管理不當,造成輸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數達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國公眾和法國輿論抗爭下,法國當局不得不多次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將法國前總理送上被告席。法國前衛生部長判刑四年,相關當事人以及壹批官員均獲不同刑處。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輿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誌星不堪村民的歧視,先後殺害8人,重傷1人。事發當日,兇手李誌星在公安幹警及群眾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殺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兒心中充滿了仇恨,他們發誓要報復醫務人員,炸毀血站。

南街從來沒有民主選舉,財務也從不公開,決策是壹人說了算。1999年王宏斌決定投資2000萬元上馬永動機發電。左右都反對,他卻壹意孤行。結果,折騰了4年,2000萬元交了學費。他的獨斷專行做法引起群眾不滿。南街大修廠廠長耿宏,因廠區衛生檢查不合格被撤職,並且命令他從所住樓房搬出。這種蠻橫做法引致風波。有人說: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裏裝著哩,想給誰掏出來,不想給裝起來。所以,他被人私下稱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職工編入民兵組織,實行軍事化管理。上崗前要經過壹段民兵訓練。這就是克隆“大躍進”時搞的“全民皆兵”,“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把南街變成壹座軍營。對職工工作,曾實行每月評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標,10個必須評出1個最差職工,從工資上體現懲罰。還在職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項是“查壞人壞事”,挑動職工無中生有,制造矛盾,便於控制。對所謂犯錯誤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黃坎肩,到板車隊勞動改造,對職工施用專政手段。很長壹段時間,職工沒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為什麽剝奪職工休息權?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在這種環境中,職工就只有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權利了。

壹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余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壹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稱壹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裏,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 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壹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制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麽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壹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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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53 次浏览
图书馆革命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发表文章: 【端传媒】成都49中门口,那些手举菊花、高喊“真相”的人们

另一个独立媒体NGOCN:#N记快讯|成都四十九中学生坠楼事件疑云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512-mainland-chengdu-no-49-middle-school/

May 12, 2021 • 特约撰稿人 杨谨言 实习记者 卓琳 发自成都

「“我是个普通的成都市民,我只是为了祭奠一个小孩,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人号召,我只是想要那么去做而已。”」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民众拿着鲜花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民众拿着鲜花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网上图片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学,警戒线环绕在校门口,圈出一片空地。零零散散的人群分布在大门两侧和对面,观望着校园动静。来来往往的车辆都放慢了车速,司机和乘客带着探寻的眼光打量校园和围观人群。路过的大巴车里,所有人都起身望向校园。

这所学校发生了近期中国最引人关注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一位死去的少年和他悲痛欲绝的母亲,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5月9日母亲节这天,18:49分,17岁的高二男生林同学在校园里坠亡。第二天,他的母亲鲁女士和家人为了寻求儿子的具体死因,在校门口静坐和哭泣。记录这一图景的照片迅速传遍全网。照片中,抱着儿子遗像的母亲和她背后49中校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成为人们眼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景象。

鲁女士在5月10日6:35分发布的微博中写道,学校"将家长全部拒之门外"、"想看监控不给看"、"学校第一时间遣散了班里所有学生并警告他们三缄其口"。她发出呼告:"我现在只想看看我的儿子,他现在还一个人冰冷地躺在哪里,有没有人告诉我?"

5月10日12:32分,她发布微博说,"昨晚九点通知我们的就是警察局","我们也是从警方口里得知救护车8点半到学校时,我儿子已经停止了心跳,甚至没有去医院,直接就拉去了殡仪馆。"(编者注:媒体随后查到的医院出诊记录显示:18:56接到出诊信息,19:31救护车返回医院。)

事件在中国互联网引发极大关注,网民对校方的处理方式普遍持疑,质问校方为何不能提供监控视频。官方后来发布的调查结论亦无法服众,令舆论持续发酵。事发两天后,许多年轻人来到49中门口,用行动表达愤怒、对少年坠亡真相的寻求,以及对悲痛母亲的支持。直至与警察发生冲突。

他只是想把一束雏菊摆在校门口

5月11日下午,穿黄色上衣、戴渔夫帽的年轻女孩,抱着两束菊花站在校门对面,却迟迟不能走到大门,放下花束表达悼念。

"警察不让放。"女孩和周围的人说。她刚才去附近买花时,花店的姐姐提醒她,早上有人来买了花放过去,马上就被警察带走了。但她觉得情况不会很严重,顶多是被教育一番,所以还是买了花过来。

花朵有两束,一束是代她不在成都的姐姐买的,中间还放着她们给林同学的寄语:希望你来世是一个风一般的少年。和现场大部分人一样,她是在网络上看到事件信息,专程坐了50分钟地铁来到49中。

"我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就是觉得)太可惜了,学校这样的地方不应该有这样黑暗的事情存在。"她在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说,"校方和官方应该给他们一个公道,把事情发生的过程公布出来,透明一点。他们给的情况说明有很多疑点,监控(缺失)和延迟通知家长是很大的两个疑点。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在坠亡的瞬间,他是怎么失去生命的。"

女孩所说的话,也代表了很多关注此事之人的聚焦点。根据鲁女士的微博和她先生接受媒体采访的信息,他们是在林同学坠亡两个小时后接到警方电话,才知道孩子没了。她说校方给的解释时"用了一个多小时确认孩子身份",但她不接受。关于监控,她在微博上说"今早(5月10日)去看了监控,唯独事发那一段没有监控"。

这两个信息,也成了引发联想和猜测的关键。舆论迅速发酵,"体罚"、"掩盖真相"等未经证实的传言在网络流传。5月11日凌晨3:54分,"成都成华教育发布"的微博账号发出一则情况通报,署名是"成华区联合调查组"。通报称,林同学系"高坠致死","根据现场攀爬痕迹、足迹和指纹印证,认定高坠属个人行为","排除刑事案件","未发现学校存在体罚、辱骂学生等师德师范问题,未发现该生在学校受到校园欺凌情况。基本判断该生是因个人问题轻生"。

通报没有给出任何调查细节,终究没能得到大众的信任和认可。在该条微博下,最高赞的评论是:"把网民当傻子呢?",其次是:"监控发出来。"

鲁女士对这一声明表示了不认同,她在早上8:28分发布的微博中称:"我要求见我儿子的直接老师,我要求看到全部视频!这个结果我不认可,我活生生的儿子高高兴兴地送到学校,短短一个小时告诉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而且如此草率地公布这个结果,我会继续行使我追究和上诉的权利!"

猝不及防的失子之痛,也激发了最广泛的同情。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网"在微博上将其称为"人伦悲剧",网民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未来的每个母亲节,她都要在花店,看着别人送母亲鲜花,却要买花去墓地哭泣。"

到现场送花的年轻人,无不是怀抱着这种痛惜之心前往。下午4点左右,两个骑着外卖电瓶车的年轻男孩儿带着一束雏菊来到现场,也想放一束花在校门口。他们和黄衣女孩一起前去询问警察,被拒绝放花。

现场民众纷纷支招:别管警察,放下就走;放公交站台,放墙边......拿着花的男孩,随即迅速把花放在校门旁边的大树下,便坐着电瓶车走了,未被警察发现。

五分钟后,他们又"神奇地"被警察带回现场,从树下捡起花束。

但此刻,现场民众激动了,纷纷指责警察:"你们还有没有良知?""放束花怎么了?""你们没孩子吗?"同样年轻的警察在众人包围和指责声中,呆呆地站着,无言以对,随后转身离开。

最终,男孩放下花束,将它倚靠在树干上。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学生林唯麒堕楼身亡,有民众到场悼念,与警员一番争执后,才被允许把一束鲜花放在学校门口的树旁。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学生林唯麒堕楼身亡,有民众到场悼念,与警员一番争执后,才被允许把一束鲜花放在学校门口的树旁。摄:杨谨言/端传媒

"你们太不像话了,枉戴国徽!"

下午4点半,一位黑衣女孩拖着行李箱来到49中门口。她走到人群中,询问起谁是死者家属、林同学的妈妈。"我还以为来了后会看到现场没有人,原来有这么多人,太好了。"她说。她告诉大家,自己是专程从广州过来,刚下飞机,就想来支持林同学妈妈。悲剧让人难过,她如果什么都不做,良心过不去;尽自己的努力出一份力,也就问心无愧了。

"监控都不让人看,太没有法理了。"她站在公路上,表达自己的愤慨和观点。人群逐渐聚拢,围成一团,占据了部分车道。现场警察也开始靠近,准备维持秩序。

两位警察走到广州女孩旁边,提醒她和众人不要站在马路上,而是转移到人行道上。"站到街(gai)沿边边,站到街沿边边。"警察用四川话大声提示民众,部分人群开始向街边行走。但广州女孩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她站在车流中间,拒绝警察的推拉。"公道自在人心。"她吼道。四周的人群也表达着同样的意见:"太不公了,学校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越来越多的警察向广州女孩围了过去,将她拖离车道。人群越来越激动,集体大喊:"放开她!""放开她!"。警察将广州女孩拖到学校门口后,松开了她。现场人群也如潮水一般,围到学校大门前,批评警察的声音此起彼伏。"你们太不像话了,枉戴国徽!"一位白发老人说。另一位染着黄头发的年轻女士痛心疾首道:"人家从一个小宝贝长到17岁,突然就没了,谁不心痛?"广州女孩对着一位女警察吼道:"你是母亲吗?是人民公仆吗?"大部分警察听着,沉默,或是出言安抚。

众声喧哗中,广州女孩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对着警察喊出了脏话。这彻底激怒了现场警察,他们拥上去抓住她,将她拖至校门内,消失在人群视线中。现场群情激动,要求放人,未果。

与此同时,现场之外的网络舆论空间里,事情仍在发展。

官方的应对是不断否认传言,"网传信息显示,坠亡学生占用了化学老师孩子的出国名额。对此,49中工作人员表示,都不是真的,学校会继续发声,积极配合处理。"

但这依然阻止不了群情激愤,消息下方的热评依然是怀疑。"就是不给家属看监控是吧?"------这句留言得到了10.8万点赞。13:24分,央视网发布评论,提出了同样的质询:"关键性视频监控为何缺失?轻生的判断有无充分依据?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并对学校和成都当地政府的应对提出了批评,称其应对舆论"匆匆忙忙、疲于应付,硬生生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工作完全陷入被动"。

尽管有来自官媒的质询和批评,49中所处的成都市成华区,依然在19:43分出具了一份言辞简单的警方通报。通报称:"经现场勘验、走访调查、调阅监控、电子数据勘验,提取书证、尸体检验,认定林某某系高坠死亡,排除刑事案件。"更为重磅的下一句话是:"5月11日下午,公安机关已依法将调查结论告知林某某家属,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

这份简短的通报,激发了更大的愤怒。"平安成华"微博发布的警情通报下,高赞第一的评论是:"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敷衍我们。"------获得了29.5万点赞。"新鲜的蓝底白字:家属对调查结果无异议。"------获得了14.4万点赞。

而在这一天早上8:28分发布了微博之后,林同学的母亲鲁女士便不再发布消息,媒体和热心市民拨打她留下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微信没有回复。

49中门口,经历了晚饭时间的短暂空荡后,更多的人涌了过来。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从成都各区赶来的大学生和刚毕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想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真相和公正的追寻。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的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大批警员迅速到场增援。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的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大批警员迅速到场增援。摄:杨谨言/端传媒

手举菊花,高喊"真相"的年轻人

晚上7点半,现场人群又多了起来。警察依然不允许人们摆花纪念。买了花的人们,便将菊花抽出来,分给了在场民众。"我拿着花站在这里,就是表明一种支持的态度。"一位年轻人说。

夜色之中,人群逐渐向校门口靠拢,围在警方拉起的警戒线边上,规模越来越大。8点半,几位看起来像学校老师的中年女士走出校门,走向人群。她们向在场的人说:"同学们,请你们赶快离开,我们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是教学重地。"年轻人们回应她说:"我们只是想看到真相。"而在女士附近的警察,亦用手指着人群,发出警告。

人群的情绪在逐渐高涨,呼喊"真相"二字的声音从零星几声变成了统一的大合唱,直到最后在场所有人都手举白色菊花,齐声高喊"真相"。这时,一位警察突然抓住一位男士,众多警察纷纷冲入人群,抓住多位手持菊花的年轻人,将他们拖入校园,场面极度混乱(记者注:这些年轻人被带往派出所教育一番后,已被释放)。

一位新闻系大学生发出一条微博,记录了自己与两名同学在现场的遭遇。当时,其中一名同学正在用手机拍照,却被警察勒令他们立即全部删除。"后来越来越多的警察围着我们三个,一口一个要把我们『抓回局子里』,然后一口一个让我们『赶紧走,别多管』。"这位学生称,这些对话的内容都已经保留了录音。然而,这些录音却没能发出来,其微博账号在12日零点左右已被封禁。当天一同去现场的同学也已被炸号。

现场视频很快在网上疯传。带来的,是民意的撕裂。有人赞美成都年轻人追寻真相的正义感与勇敢,但民族主义的声音也迅速传播开来,这些手持白色菊花的年轻人被指"为境外势力"利用,称"有人在不怀好意地带节奏"。网上流传极广的评论是:"一看举花就懂了,这不是咱们本地闹事的套路,都是洋玩意儿。"

在微博上发布视频的网友,也迅速遭到了网络暴力。这位新闻系大学生过往发在微博的照片、所在学校等身份信息,也很快被扒出来,并遭到大量辱骂。在现场的年轻人对网络舆论的转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在现场,我都不敢相信一切被带偏成这样。"一位女孩说。

另一位看到视频后赶来现场的微博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走的时候,在校门口对面的电杆柱子下放了朵花,出门前在小区花园摘的,因为校门口不允许放花,所以只好摆在了对面,我是个普通的成都市民,我只是为了祭奠一个小孩,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任何人号召,我只是想要那么去做而已。"

夜里11点多,《新京报》发出一篇171字的新闻。其中,关于这个夜晚的内容只有一句话:"5月11日下午7时许,成都市四十九中校门口,有群众为林某某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献上白色鲜花。"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的民众把鲜花摆放在学校门前。

2021年5月11日,成都49中门外,前来悼念堕楼身亡学生林唯麒的民众把鲜花摆放在学校门前。网上图片

后记

5月11日下午,有一位父亲也出现在现场。他声音嘶哑、说话吃力,喉咙上有一团褶皱,牙齿缺失许多,下门牙都没了。他说,那是做喉癌手术留下的痕迹,一切都是发生在女儿去世之后。11年前,他18岁的女儿在成都一所高中念高三时猝死,他为此不断上告、打官司,忙碌两年,最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道歉。他不在意没拿到赔偿,"拿钱有什么用呢?就是拿100万,每分钱也都是她的肉啊。1万是她的手指,10万是她的腿?你愿意花吗?"他说,"就是人突然走了,像刮骨一样的痛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撕心裂肺吗?"

"我来,就是想跟那个孩子的妈妈说,回家吧,没用的。"他说,声音极度苍凉。即便女儿已去世十一年,他或许已经讲过无数次这件事,却依然红了眼眶。但他的神情里,已不见喷薄而出的悲伤情绪,而是压制在骨子里的哀痛与无奈。那悲哀化成他脸上淡淡的苍凉的笑,和双眼看人时如深井一样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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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539 次浏览
Provident 溫和台派 看見品蔥的姨粉太多 質量太差 就到了2047 支持台灣獨立 但不支持姨學的民科獨立分裂理論 討厭國民黨和共產黨 但寬容反共統派 不排斥統派
发表文章: 北京新一波全球宣傳戰,為新疆再教育營「換臉」

此内容轉載于報道者,原文為:https://www.twreporter.org/a/information-warfare-business-xinjiang-re-education-camps

謠言分化、製造多語內容、借「第三方」網紅發聲 國際.兩岸 2021/4/29 一場關於新疆再教育營、強迫勞動是否屬實的真相之戰,正在全球社群網站上愈演愈烈:來自新疆的官方製作公司,製作多語言的影片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匿名者每天發出網路攻擊,要癱瘓累積超過萬份受害者證詞的公開資料庫;住在中國的西方網紅,拍攝雙語影片支持中國官方論述⋯⋯。

《報導者》越洋專訪6位在輿論戰前線的當事人,從社交網站數據、3份最新的研究報告和他們的親身經歷,也看見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如何在民主國家中埋下懷疑與分裂的種子。

2018年,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目前人在芬蘭的33歲醫生穆拉特.哈利.維吾爾(Murat Harri Uyghur)在社交網站上貼出第一支影片,為人仍在新疆但已失去聯絡的父母求救;接著,他開啟了救援新疆維族人的旅程,到超過20個國家演講、組織人權工作,協助他們發聲。

兩年多後的現在,一路看著他向世界求助的芬蘭友人,卻邊散步、邊問他:「你確定你說的那些都是真的嗎?新疆真的有再教育營嗎?」

「我嚇了一跳,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網路社群上有一些配了英文字幕的影片,說新疆生活非常美好,⋯⋯有一些聲稱是來自新疆發出的證詞,描繪的是穩定跟繁榮的生活。」透過越洋電話接受《報導者》專訪的穆拉特說,雖然身邊友人們都理解他的遭遇,但卻不理解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資訊的監控、操縱,也無法分辨中國國家媒體報導所代表的意義,「我得跟他說『在新疆,是有特殊許可的人才能使用西方的社群媒體、才能夠上傳那些東西的』,他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看的可能是官方的宣傳。」 針對美國與歐盟制裁,中國展開全球宣傳戰反撲

超過兩年的時間,如同穆拉特一樣,來自中國新疆地區受壓迫的不同族群,如今在海外生活或流亡海外者,因為聯絡不上家人、因為知道家人已被關進所謂的「再教育營」,在別無選擇下,他們冒著風險透過社交網站向世界求救,有的上傳影片並向媒體揭露、有的公開親人的照片、位置、戶籍資料,希望得到中國政府回應親人的下落。 這樣子的證詞,至今累積成1萬3千多份證詞與證據的「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根據這份資料庫和其他中國政府官方文件,國際媒體、智庫、美國及歐盟已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大規模人權壓迫(註)。3月,美國、歐盟、加拿大及英國,聯手對中國相關官員祭出制裁,是歐盟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首度對北京採取的重大制裁。

另一方面,中國全力反撲,展開全球性的宣傳戰。

對內,中國官方以人口計畫解釋新疆地區人口下降問題,他們形容再教育營是職業培訓、住宿學校,稱強迫勞動是繁榮發展的一步,更是消除貧窮、打擊極端主義。

對外,中國則是砲火猛攻。就在美歐宣告制裁的兩天後,中國國務院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就種族主義、貧富不均、COVID-19疫情批評美國;共青團微博和眾多官媒還翻出2020年10月,瑞典品牌H&M不採用新疆產品或原材料的官網聲明,點燃中國民眾怒火,要眾人力挺新疆棉、抵制西方勢力的「抹黑」。4月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在北京中國外交部內召開記者會開砲,稱所有關於新疆人權壓迫的資訊都是造假,是西方勢力矇騙世人,包括穆拉特等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證詞影片皆是演員的演出。只是,徐貴相也在記者會中矛盾地說,中國政府已針對1萬多份證詞「認真研究查核」,其中「只有」1萬700多人是真有其人。但他的說法無異證明了多數證詞的存在。 證詞資料庫的重要性,也讓自身成為攻擊標靶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是徐貴相在記者會上點到的名字,也是建立「新疆受害者資料庫」的核心團隊成員;2014年斌吉恩開始以學生及研究者身分在新疆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化、藝術,2017年後有不少友人消失、傳出死亡,他於是開始理解人權現況、協助向國際求援、翻譯證詞,從2018年秋天開始資料庫的建置,卻也導致他被迫離開新疆,隨後也被哈薩克政府停發簽證。

因人身安全因素無法公開位置的斌吉恩,在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時說:「這就代表了我們做的事正在發揮作用,中國政府必須做各種不同的事來應對。」

檯面上,中國政府否認這些證詞的存在,但檯面下,這個證詞卻發揮極大的救援效果,「有一次十幾個受害者家屬一起在YouTube上作證,隔天他們就收到(中國政府)電話;也有人在美國上網作證,一週之後家人就被釋放;還有一次,我們把證詞上傳到資料庫之後,一個小時內就收到新疆地區公安打來的電話,⋯⋯他們很仔細地在看我們的資料庫,」斌吉恩細數證詞所代表的真相揭露,在過去兩年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壓力。

「這也是他們直接攻擊我們的原因,因為證詞是最客觀的證據,無關地緣政治,就是人們真實受害的親身經歷,」斌吉恩說,「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每天收到網路攻擊,有時一天內收到上千份假冒的求救需求,也有人會發釣魚信件引誘斌吉恩下載惡意程式。但攻擊只在2018年底資料庫建立時成功過一次。

資料庫靠著群眾募資支持運作,至今捐款人超過千人,由全球各地十餘名兼職人員共同維持運作,還有學者、資安團隊、智庫、十幾名志工主動協助參與。團隊透過搜集社群網站、媒體報導和各地人權組織上的證詞,也協助求助的受害者拍攝證詞影片。網站則為上萬名受害者建立證詞檢索的功能,供全球研究者、記者、人權工作者調查使用。另外,包括中國政府流出的官方文件、網上的公開標案資料、官員發言等也都在此建檔。

國際人權律師、拉烏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戴蒙德(Yonah Diamond)告訴我們,這些證詞的重要,不僅讓全球有機會在新疆被封鎖的情況下理解真實情況,也讓受害者和其家屬在中國政府創造出的震懾中,有勇氣、有機會作證和發聲。戴蒙德參與撰寫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取用了資料庫中近百位目擊證人的證詞,進一步將成為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等調查的基礎。

但中國也跟著這些證詞,找到攻擊的目標。人在芬蘭的穆拉特,當時不僅為自己失去行動自由的父母作證,也發起#MeTooUyghur的網上串聯行動,打破恐懼造成的沉默、帶起跨國維族社群間的作證潮。這也讓他成為首要的攻擊目標之一。 惡意而伶俐的攻勢,從癱瘓運動者的日常開始

「我必須說,他們(中國)的攻勢非常厲害⋯⋯幾乎癱瘓了我在社交網站上動員跟組織的可能。」2019年7月,《報導者》第一次採訪穆拉特,當時的他還是在各國之間的活躍倡議者,如今,他已刪除Facebook帳號,回歸醫療專業的研習,說要過好個人生活。

攻擊分成幾個面向。首先是當面的威脅,然後是大量的私訊,包括怒罵、羞辱、恐嚇。也有人假裝是其他受害者私訊求救,卻只是無止盡地要佔用穆拉特的時間,「我甚至收到說是同鄉的人從新疆發來的訊息,『勸』我,同時威脅說我再發聲,我的家人就會再被關。我只問他,是誰讓你用Facebook的?你在為誰說話?」

「這些我們都習慣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網軍,他們就是在賺錢,發這些訊息。」然而真正造成穆拉特受傷的,是第二波攻勢。 用謠言、懷疑論分化反對陣營,「中國的確摧毀了我們」 2021年4月22日,許多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前往倫敦的西敏宮外,呼籲人們關注新疆問題。(攝影/Anadolu Agency via AFP/David Cliff) 2021年4月22日,許多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前往倫敦的西敏宮外,呼籲人們關注新疆問題。(攝影/Anadolu Agency via AFP/David Cliff)

先是謠言出現在各地的的維族社群,說穆拉特其實是猶太人。接著是在維族社群之間放大矛盾,宣傳穆拉特的基督信仰,此舉,讓許多以追求東突厥斯坦獨立的維族運動分子、以伊斯蘭為宗教信仰的維族群眾,與追求中國境內多元宗教自由的穆拉特之間,出現了被有心挑起的衝突。有心人放大了之中的差異並煽動懷疑,讓許多維族人不願再與穆拉特合作,甚至要他上網開直播、宣稱自己改信仰伊斯蘭,否則不再支持他的倡議運動。

穆拉特承認,來自「自己人」的謾罵跟不理解,讓他心力交瘁,決定關閉Facebook帳號。就連跨國串聯的腳步也停下──近來聲音社交軟體Clubhouse竄起,他也一度與朋友們在上面開啟英、德、芬三語的交流房,希望證詞被更多人聽見,但此舉也立刻引來攻擊。如今,他只留下每週一次的諮商專線服務,提供受害者和其家屬使用。

「我本來是想協助受害者的,但我們之間被謠言跟操作過的資訊,種下懷疑、仇恨之後,我卻也成了受害者。⋯⋯我不想用這個字,但他們(中國政府)的確摧毀了我們的動員方式,他們學得很快,」穆拉特說。

長期觀察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專員王松蓮觀察,抹黑與攻擊人權運動者、受害者,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成為慣用的手法,但隨著社交網站普及、新疆事件的受害者數量龐大且位於世界各地,中國的攻擊及對事實的圍捕規模變得更大、更為極致。

於是,中國政府對穆拉特等受害者家屬證詞的反制,如今透過不同語言展開,聲稱是來自新疆的維族家庭上傳的生活影片,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配著不同語言的字幕出現,又或是住在中國各地的西方面孔,以網紅之姿,講述支持官方說法的中國故事,近來以色列人高佑思在新疆體驗採棉花的影片就是一例,影片也在中國國際頻道CCTV播出。

「這是很危險的,這些西方面孔用不同語言從中國發向各地,尤其對那些對中國沒有基本認知的人⋯⋯我覺得會有效,」穆拉特說。 官媒互推、平台操作排序、西方網紅帳號聯手洗白新疆

3月,一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發布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部分中國政府全球性的圍捕手法。

撰寫報告的ASPI研究員張羽楊(Albert Zhang)向《報導者》解釋,中國不實資訊操縱的規模前所未見。ASPI從2014年1月到2021年2月間提及新疆(Xinjiang)的27萬多則Facebook貼文和95萬多則Twitter貼文中觀察到,中國宣傳機器的新策略和手法。 首先是官媒在西方社群媒體上,針對新疆報導的宣傳力道逐年增加。以2020年為例,在Facebook上所有提到新疆的貼文中,得到最多讚的前10名,皆是來自中國官媒的發文(註),總計超過1千1百萬讚數給了《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及旅遊與文化類的中國英文官媒,打造一個繁榮壯麗的新疆形象。

在中國社交平台上關於新疆的內容呈現,則被平台刻意的排列。以國際使用者為主的TikTok為例,ASPI做了兩次的數據研究,2020年8月共444支標注了「#xinjiang」的影片,只有5.6%是批評性質的。2021年3月再次調查,同樣看見異常,標注#xinjiang的影片共累積超過900萬次瀏覽次數,但在排行榜上的前三位,卻是都與新疆美麗風景相關、各自讚數都少於600的影片。而與釋放維族人訴求相關的影片,雖有2,831個讚,卻只排在第129,以同樣讚數來說,該影片應位於排名前30的位置。

TikTok上標注中文標籤「#新疆」的影片有245支,累積共約90萬瀏覽次數,但只有一支是批評性質。相較之下,標注了#Uyghur、#uyghurlivesmatter等兩標籤的前20名影片,大都為批評性質。張羽揚說,這表示TikTok有明顯的人為操縱。

「中國在Facebook跟Twitter等西方平台上大量推廣『替代性』的說法,是從2019年底開始的,」張羽揚進一步解釋,除了官媒和中國官方相關帳號的分享,另外有是表面上與官方無關的「第三方」帳號所發布的內容。Jerry’s China是其中一例,他是一名住在廣東的澳洲人,2020年間,Jerry貼了697次與新疆相關的貼文,轉推其貼文的包括了中國外交官和官媒帳號。

ASPI從這些內容的推播網絡中,看見許多使用相貌相似的亞洲女性照片、風景照、使用西方名字的可疑帳號,轉推著官媒的文章、友好第三方的內容。這些許多後來都被平台偵測為不實帳號的網絡,與《環球時報》的發文緊密合作,各自貼文文字皆完全相同;部分帳號有的在2020年上半年前,張貼與香港《國安法》、美國疫情政策、BLM(Black Lives Matters)運動等相關貼文。 隱藏在官方標案裡的新工具:多語影片

網絡中還分享了一家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出版公司「昶宇文化」製作的影片,以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華語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從中國官方的招標文件可以看見,2019年底,昶宇文化以人民幣60萬元得標,為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音像出版社拍攝執行《這裡是新疆》的製作案;而新疆音像出版社的股東,就是中國維吾爾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

昶宇文化不只製作內容,也發布作品在YouTube上,其頻道擁有5,280個訂閱,卻只有1,437個瀏覽次數(註:2021年4月17日的統計),這樣的數字是異常的──第一,世界上大部分的頻道,瀏覽次數都比訂閱數多;第二,從歷史紀錄來看,在2020年9月,此頻道的累計瀏覽次數竟倒退,代表觀看和追蹤的帳號是創造出來的,非一般人使用,被平台發現後刪除。

進一步細看昶宇文化發布在YouTube的180多支影片,大部分瀏覽次數低於20次,都有英文字幕。最多人觀賞的一支影片,是前職業培訓所學員在2020年1月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採訪。昶宇文化的帳號除了自行經營社交帳號、發布內容,更重要的是擔任製播的角色,製造出來的內容也被其他中國官媒使用,如《人民日報》也都透過西方的社交平台分享昶宇文化的影片。

「大量的使用影片是一個新的現象,對平台來說,影片的內容較難偵測,」張羽揚解釋,平台大都仰賴人工智慧和人工,偵測上傳內容是否含有不實資訊等不符合平台規範的內容,影片的偵測難度會比純文字、圖片來得高。同時,利用一般出版社而不是官方帳號建立頻道,也讓一般使用者、特別是非中國籍的使用者,更難以判別是否為官方宣傳。

「這是一項多語、多國、使用各種平台跟手段的全球性宣傳活動,系統性的攻擊之外,其投入的資源前所未見。」張羽揚所屬的ASPI在2020年發布關於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調查報告,指出至少8萬人處於強迫勞動狀態;報告撰寫者被中國網軍瞄準攻擊,中國官媒甚至發布影片,汙衊研究者的私生活和家庭。一樣的做法,也針對斌吉恩以及各研究報告的撰寫者。 直接利用「美國媒體」製造極端訊息,獲取可信度和影響力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烏魯木齊市的高樓掛上「富民興疆」的標語。(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 Zhigang) 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烏魯木齊市的高樓掛上「富民興疆」的標語。(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Qi Zhigang)

中國針對新疆的宣傳大戰,影響的除了受害者以及研究者之外,ASPI發現的一項新手法,更為所有民主國家敲響警鐘。

中國的宣傳網絡,包括中國外交官、官媒跟不實帳號,挑選了一家位於美國的媒體《The Grayzone》,在上頭分享文章。以2020年為例,《The Grayzone》瀏覽率前12名的報導,包括了指稱新疆強迫勞動是美國政府捏造、指美國在發動新冷戰的極端言論。

在2019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間,《The Grayzone》被《環球時報》、《新華社》、《CGTN》等中國官媒引用了252次,《人民日報》也引用了61次,《The Grayzone》因此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得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曝光。

爬梳過去的數據,中國外交官跟官媒第一次開始分享《The Grayzone》文章,就是該媒體發布了詆毀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的報導,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2019年12月30日轉推,華春瑩在2020年3月也再轉發了同篇文章,至今該媒體已成為中國對應任何關押維族人回應的資料來源。中國駐澳洲代表處還將《The Grayzone》報導,寄送給各澳洲媒體刊登。《The Grayzone》的創辦人布魯門塔爾(Max Blumenthal)甚至在《環球時報》及俄羅斯官方相關媒體《RT》、《SputniK Radio》接受專訪。

人位在美國的王松蓮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的影響下,不同政治群體已經開始習慣了在各同溫層裡擁有不同的「事實」,滋養出的媒體環境、替代性資訊網站,扮演各同溫層的資訊來源。《The Grayzone》的例子,便是極端的聲音被極權國家取用──本來屬於政治光譜上偏極端的少數讀者閱讀的網站,卻被中國的宣傳機器推到了媒光燈的中心,並意圖加持彼此的「可信度」、支持對方的說法。

在新疆議題上,因為新疆的完全封鎖,加上西方人對中國政治運作的陌生,這樣子的替代性極端媒體,很可能因為位於美國、以英文撰寫,影響國際上許多人對於中國實況的理解。

王松蓮的擔心已經在發生。

ASPI爬梳社交數據,發現世界衛生組織(WHO)傳播總監斯特恩(Gabby Stern)、聯合國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多漢(Alena Douhan),都曾分享過《The Grayzone》的文章,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斷。 以斯特恩為例,2020年的7月,她分享了《The Grayzone》的文章稱台灣寄給WHO的電子郵件並未含有任何新的資訊,以否認台灣衛福部的說法,但台灣衛福部曾公布電子郵件全文,說明早已向WHO示警(註)。《The Grayzone》的文章支持WHO立場,斯特恩於是分享了連結並寫道:「台灣從未提供任何關於冠狀病毒或是其傳染途徑的警告訊息給WHO。」她的貼文得到近750個互動,也讓《The Grayzone》作為媒體的可信度提高。 「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現在在美國的幾種極端聲音中,有的極左派說中國的治理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種新選項,說他們的人權問題並不存在;有的極右派則說,中國是民主的威脅,但同時極右派自己在美國造成的人權問題,也絕口不提,在這種環境中,真相更為重要,卻(傳遞真相)更難了,」王松蓮認為,中國在民主國家的資訊操縱、宣傳特定說法,凸顯了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時代下的認知弱點,尤其民主國家的人們無法理解一黨專政的中國,政治與資訊環境如何運作,於是像是新疆人權壓迫這樣子的事實,就可能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內部不同政治群體的爭辯和衝突中,成為可以操作、能夠扭曲的事實。

「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王松蓮嘆道,新疆人權議題只是其中一例,或許中國針對新疆議題的全球性操作,能讓世界早一步看清中國的戰狼本質,也認清華文網路資訊環境所處於的「網路暴力時代」。

對同時身為人權被迫害的當事者、受中國宣傳攻擊的對象,又生活在民主國家的穆拉特來說,如今中共利用民主國家媒體環境的多元和混亂,形塑對中國的認知,這已是殘酷的現實。

而生活在民主的社會裡,能做些什麼?

穆拉特說,除了努力保存真相與事實,也要努力理解中國如何操縱資訊;斌吉恩則提醒:「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幹些什麼事,就不用太理中國網軍了,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這裏的灰色地帶是由馬克斯布魯門塔爾創立的,他不光在新疆問題上爲中共洗地,還有也支持俄羅斯政府和阿薩德政府。他以前本來反對阿薩德政府,支持敘利亞革命,但是之後就為敘利亞政府辯護,覺得敘利亞政府的化學武器不存在,是美國,ned,cia合力製造的謊言。然後呢,他跪舔俄爹和普京,覺得納瓦尼提倡暴力(毫無根據),活該被関在監獄。而且還屢次出現在RT,Sputnik等電視上,也支持委内瑞拉政府,還質疑過人權觀察經常批評委内瑞拉,但對洪都拉斯的人權侵犯沉默,但是人權觀察對洪都拉斯照樣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委内瑞拉就批不得啦?

這個媒體自稱是調查媒體,想學the intercept。但是呢,截距至少揭露了新疆的大規模監控和鎮壓,灰色地帶做了啥?爲中國宣傳和辯護?還質疑新疆是否有1-2百萬維吾爾人關在集中營,說只有八個人在計算。但是八個人在新疆八個不同的村莊,分佈於南北疆。每個人計算10%-20%的維族人關於集中營當中,而維吾爾人有1100萬,所以就有100萬(保守估計)-200萬被關與再教育營。

https://rationalwiki.org/wiki/The_Grayzo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_Blumenthal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where-did-one-million-figure-detentions-xinjiangs-camps-come

https://chinalawandpolicy.com/2020/01/05/when-journalism-is-not-journalism-the-grayzones-faulty-analysis-of-what-is-happening-in-xinjian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101003309/https://twitter.com/adrianzenz/status/12117950918635479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727132629/https://twitter.com/benmauk/status/1287736900124631042

( 由 作者 5月4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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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革命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发表文章: 【纽约客】「走出新疆镇压」官方简体中文版

按:中文版之前有一段引语,首先抨击了中国的言论审查,在中国谈论新疆问题之不可能,并引用了中国文字狱记录者@SpeechFreedomCN的案例。随后提到英文版发出后,各路人马争相翻译(2047是其中一员),文中提到Days after the story was published, full amateur translations began to appear—one of them, on a forum hosted by an institution in Beijing.(这个机构莫非是指北京市五道口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๑◔‿◔๑),为了译文的准确性,特推出官方中文译本,以飨读者。


走出新疆镇压

大规模拘禁与监控主宰了中国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一个女人挣扎在重获自由的道路上。

By Raffi Khatchadourian

May 1, 2021

阅读简体中文版原文

( 由 作者 5月2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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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phd 2047站长
回复文章: 翻到了“我青年时代就读过”的原文,大家有何平价?

我青年时代就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中国的酷刑、迫害、伪史、权术深深吸引着我。读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刘晓波、许志永、方方、陈秋实、……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艾未未、变态辣椒、巴丢草、……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橘豚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还有,读刘仲敬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当然,中国的贪污、腐败、强拆、维权、监控、审查、集中营、等在法国也受到广泛的关注。了解中华文化,使我能够更好欣赏法兰西文化,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EUR⚽S
通音宽依 “我支持初商末未,你们锦侬卫可以打我了!”
发表文章: 【疯狂宇宙报】2021/4/15:“国安教育日”特刊

内地生

环球时报——《国家安全机关披露: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拉拢内地学生内幕》(中国数字时代备份)

1995年出生的杨某某毕业于江苏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年赴香港某大学就读电影专业硕士研究生。赴港学习期间,杨某某受境外反华势力言论影响,对中国内地产生敌对情绪。2018年10月,杨某某参与某境外敌对组织组党结社活动,帮助开展反华宣传,并参与非法游行。随后,其得到某敌对组织的任命,从事在互联网上引导话题讨论、转发视频图片等工作。同时,杨某某作为群组管理员,加入了该敌对组织核心群组“小沙龙”,他在群内频繁发布“封杀中企”的联署信,讨论我国领土问题,并提出利用WiFi热点和AirDrop传播反华宣传品等“扩大组织影响力”的方案。2019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杨某某大肆转发声援暴徒的推文,引导群内成员关注、讨论,甚至向境内“倒灌”香港“斗争经验”。

立場新聞:《國安拘兩在港內地生 公開稱「光復香港」、向國內宣傳抗爭 經「教育」後「思想徹底扭轉」》

一名 25 歲陳同學自 2014 年起先後在港大、中大攻讀學士及碩士,形容「其受香港複雜社會政治環境影響,逐步形成反華政治立場和政治投機心態,在思想和言行上極力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至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期間,陳同學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大量支持示威者、攻擊中央政府對港管治的言論,並公開表示要「光復香港」;至去年 5 月,國安機關審查陳同學,陳同學供認從事聲援「港獨」的違法犯罪行為。

報道形容在國安機關「耐心教育引導」下,陳同學「思想觀念得到徹底扭轉」,寫下 10 萬餘字的悔過材料,表示要「痛改前非」,不再參與任何危害國安的違法活動。

《環球時報》報道中未有列明兩人的被捕地點。就此,《立場》已向保安局查詢二人是否於香港境內被捕,警方國安處有否協助內地國安機關拘捕、審查及搜證。《立場》另向港大、中大、浸大、演藝查詢,報道中所述被捕者是否該校學生,校方會否向有關學生提供支援等。

李亨利

立場新聞:《李亨利被控資助危險國家活動判囚 11 年 央視報道指涉資助羅冠聰等人 斥表面愛國私下反華「雙面人」》

央視新聞 《焦點訪談》今日(14日)刊出有關李亨利的報道,指稱他曾與「長毛」梁國雄秘密會面,及資助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黃之鋒、羅冠聰、張崑陽等人赴外國參加反中活動。報道又指,李亨利表面愛國,私下反華,曾就制裁香港法案提出建議,形容他是「雙面人」及「漢奸」。

《焦点访谈》:反中乱港分子的幕后“金主” (20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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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不認識任何「李亨利」 見外國政要屬平常交流 中共幻想要靠「中間人」才成事

羅冠聰今早在 Facebook 發文,表明不認識任何一位「李亨利」,過往外訪機票等資金來源都是自資或由主辦方出資,形容這種「在鏡頭前讀稿,是中共政治宣傳的骯髒抹黑手段」。羅冠聰表示,自己過去在外地曾受很多前輩照顧,但都不涉及錢銀交易,而 2016 年代表香港立法會出席英國的交流活動,是由立法會出資。質疑以中共的邏輯,立法會是否也變了「反華基地」。

周永康:有關李亨利先生在大陸被判刑十一年的幾點感想

周永康說,他當年出席的海外論壇主題是推廣民主和公民社會,跟「反華」扯不上關係;他亦表示自己只跟李亨利在港鐵站外談過數分鐘,內容不深入,他自己亦不會如官媒所言,稱呼對方作「亨利哥」、「亨利叔」,而他亦質疑兩人的「合照」是國安情報人員所拍攝,只是質素奇差;對於李亨利判囚,周永康希望他「身心安好」,捱過牢獄生涯,能讓他在有生之年見證民主中國。——《立場新聞》

中学生

愛國學校升國旗唱國歌 學生簡體字撐國安法:永遠效忠共和國和黨的安排

親中組織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營辦的黃楚標中學,進行一連 5 日的「國家安全周」,早會時間舉行升旗禮、唱國歌,播放不同學生表態支持國安法的影片。禮堂設有壁報板,供學生貼上「支持國安法」心聲,有學生以簡體字表明愛國,並寫下:「永遠效忠於中國和黨的安排」。

( 由 作者 4月15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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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NYT]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带来应对习近平的筹码 (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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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否应该参加一届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政府(按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说法)主办的冬季奥运会? 对于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争论正在升温,因为它将在明年2月开幕。拜登政府表示,目前尚未与盟国讨论抵制问题,但180个人权组织联合提出了抵制建议,加拿大和欧洲也在讨论是否参加。

奥运会官员和商业领袖提出异议,他们说奥运会是非政治性的,但这种说法言不由衷。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于政治原因主办奥运会,目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合法性,即使他剥夺了香港的自由、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扣押加拿大人质、威胁台湾,以及最可怕的是,指挥了在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家园的反人类罪行。

如果因为乔治亚州的选民压制法律而使得全明星棒球赛不能在该州进行,那么奥运会是否应该在人们所说的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地方举办?这种困惑无可厚非。

但是首先我们要问:中国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种族灭绝”吗? 根据记者、人权团体和国务院的记录,新疆伊斯兰教和当地文化遭到了系统性破坏。可能有100万人关在拘禁营。囚犯受到了酷刑,儿童从家庭中带走,在寄宿学校长大,并成为忠诚的共产党员。清真寺被摧毁,穆斯林被命令吃猪肉。妇女被强奸和强行绝育。新疆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这是种族灭绝的普遍定义和某些词典定义必不可少的构成。然而,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提供了更广泛的定义,其中包括在系统性摧毁特定群体时,对其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防止生育或“强行转移儿童”。

结论是,对新疆的镇压并不符合通常说的种族灭绝,但确实符合国际公约的定义

至于北京奥运会,这是我的底线:运动员应该参加比赛,电视应该播放比赛,但是政府官员和公司不应插手。我希望在北京的运动员能够利用一切机会来唤起人们对新疆或其他地方镇压的关注。

世界可以借助一场备受瞩目的奥运会的影响力,来突出强调侵犯人权的行为,提高镇压的成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应该善加利用。

像美国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俄罗斯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样的全面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是,部分抵制——官员和公司不插手,而是鼓励运动员去发声,可以表达谴责,同时抓住难得的机会,在全世界面前凸显习近平的残暴行径。

已经支付了奥运会赞助费的公司将是输家,但这是因为它们以及国际奥委会未能推动中国兑现赢得奥运主办权时做出的人权承诺。无论如何,企业与批评人士所谓的“种族灭绝奥运会”扯上了关系,很难说是营销上的胜利。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胡丹(Minky Worden)表示:“这些公司所获得的不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是‘不公正的监禁、性虐待和强迫劳动’。”

“抵制之外还有很多办法,”胡丹还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转向北京,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单一施压点,也许就是冬奥会。”

在2006年奥运会上,速度滑冰运动员乔伊·奇克(Joey Cheek)获得金牌后,利用新闻发布会呼吁人们关注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明年,获胜的运动员可能会为新疆做同样的事情。

奥委会曾试图禁止运动员使用人权符号和手势,理由是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但这太荒谬了。奥林匹克历史上最著名的手势是1968年,当时短跑运动员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和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高举拳头,向黑人权利致敬;这一行为遭到多年的谴责,而现在他们被誉为道德领袖,并入选美国奥林匹克名人堂。

明年穿“拯救新疆”或“结束种族灭绝”T恤的运动员可能会被奥运官员找麻烦,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被视为英雄。

加拿大人正在辩论是否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如果它决心派遣运动员并允许他们穿上纪念“两个迈克尔(Michael)”——被中国扣押为人质并遭残酷对待的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衣服,也许能取得更多成果。与加拿大人的任何抵制相比,这样做也许更有可能使两人得到释放。

奥运会给我们带来了筹码。与其白白浪费,不如让习主席每天都担心我们将如何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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岿然宽衣
奭麦郎 满辗鲜衣八岿合艰萨逆疯金颐提酵甚瞻冰坡秩歼殊淆冯
回复文章: 就冲这个纪念币的图案设计 也得抵制北京冬奥

我看到这帖子就想到了这个曾经的“版面政治学”案例

EUR⚽S
通音宽依 “我支持初商末未,你们锦侬卫可以打我了!”
发表文章: 【2047强档】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提名作品:《不割席》

Do Not Split (2020)

Directed by Anders Hammer

预告片

去YouTube上播放

正片

https://fieldofvision.org/do-not-spl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pS-Y7ndNeQ(有年龄限制)

https://vimeo.com/504381953

https://www.facebook.com/FieldofVisionUnit/videos/409392206956083/

( 由 作者 3月17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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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699 次浏览
爱狗却养猫 躺平美人膝
发表文章: 李翘楚: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的120天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景示意图 画于2020年9月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这个地方在哪里?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坐在密闭的房间里全然没有概念,但听觉和记忆力都在那个时间段出奇的好:我每天都能不定时听到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每天晚上耳边也会响起军训拉练喊口号的声音;房间的门在我身后,审讯人员开门走到我对面的椅子处大概有5、6步,我从房门附近的椅子处走到右侧的卫生间大概要8步左右,走到床板处也不超过10步,而床边的窗户我一直无法靠近,窗户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我不止一次的体会着人对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渴望。通过对女机器人们2个小时换一次班、机动人员每半个小时进来送一纸杯的水,这些规律的掌握,我学会了如何推算此时的时间,而推算时间只是为了在一整天的固定姿势端坐时鼓励自己再撑多久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我体会着颇为压抑的步行活动——被女机器人在身后压着我的脚步走路,三个女机器人看守时,我在短暂的活动时间里,两个机器人一前一后把夹在中间,大概隔开10小步的距离,我必须缓慢的小步走路,身后还“贴”着一个机器人,亦步亦趋的跟着,经常会因为跟得太紧踩到我的拖鞋。

我本身患有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至少在指定监视居住的大概前5天,我的抑郁症服药是被迫中断的,我随之出现心慌、焦虑、失眠、头痛等较为痛苦的身心反应。之后,国保去我之前所就诊的协和医院调取了我的全部看诊记录,由我父母定期去医院开药,我得以继续服用抑郁症药物。每天早上,会有两个穿着白大褂自称为“医生”的人来查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从前一直将“医生”与“白衣天使”划等号,但在“地狱”一样的环境里,真的还有“天使”吗?

他们每日的状况询问都是如此机械和冰冷:

“医生,我一直失眠、心慌、头痛”“那没办法,里面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你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我们可以给你药”;

“医生,我连续三四天都在便秘”“我们可以给你药,把治疗便秘的药物增加到4粒吧”“可我吃了药肚子就会绞痛,实在太痛苦”“那没办法,要不你就三天使用一次开塞露吧”……

指定监视居住大概两个月的时候,里面的环境让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不断加重,审讯人员告诉我,他们专门为我的抑郁症请了“心理医生”为我看诊、重新制定抑郁症药量。某天下午,“心理医生”在另一位“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房间,他要求站在我身边的女机器人暂时离开房间,表示这样做可以为我创造轻松一些的看诊环境。在女机器人离开的1个小时中,“心理医生”询问我的情绪状况、仔细观察房间内的环境设施、了解我之前的看诊经历和得病前的具体经历。长时间机械化的管教系统让我在遇到一些“人性化”时惊喜万分,也愿意与“心理医生”进行交流,甚至错觉般的认为自己正在协和医院的治疗室里。1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心理医生”提议将其中的情绪稳定剂变成每日两次的定量服用,不再像之前急需时才会服用(因为情绪稳定类药物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记忆力损害和成瘾)。

之后的两个月,除了药物治疗,我学会了用饭后呕吐的方法排泄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每天的早饭和晚饭后,我都会举手申请去厕所呕吐,无助的蹲在马桶旁边,感受着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通过这样虐待式的自我折磨释放自己无处发泄的愤怒和压力。同时耳边响起看守人员向对讲机里的人汇报“她把刚吃的药也吐了,再送一次过来”、“叫医生给她吃止吐的药”,几分钟后,“医生”便会大步走进房间给我服用止吐的药物。

我频繁的饭后呕吐很困扰监视居住场所的管教,有次我吐完呆坐在椅子上,管教怒气冲冲的走进房间,训斥道:“是不是我们对你太好了,有时候中午还给你吃水果,还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给你把看守人员减少为2个。结果你是怎么表现的?你不停的给我们找麻烦!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咱们就恢复以前的配置好了,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一整天的感觉好吗?3个看守围着你好吗?”我在那一刻脆弱无助极了,竟有些反省自己这种自我折磨的发泄方式是否给其他人带去了麻烦,低着头认错。管教继续道:“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想寻死,那只能是生不如死。”

我不仅是放弃了对应有权利的诉求,甚至认同他们“将权利作为福利或奖赏施舍给我”的价值体系,我想在这里稍微舒服一些的活下去,就必须配合必须服从。我有时会因为餐食里多了块儿肉、多了些身体活动的时间、多了次洗澡的机会而觉得生理上有所满足,又会惧怕听到管教或审讯人员说“你最近表现不错,没事允许你多活动活动”、“你态度好一些可以给你争取吃肉”、“你配合一些可以给你争取洗澡”……这种扭曲的体系碾压撕裂了我的人生原则、剥夺了我“生而为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头痛、心慌、便秘、胃病、尿路感染等问题相继出现,在身心极度不好时,最多一天会吃“对应症状”的药物达到十几片之多。预审有次开玩笑似地说:“这是你自己有问题要吃药的,不是我们强迫你的啊”。

我在取保之后向海淀区公安局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我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为我看诊、查房、开药的医生资质、隶属单位、用药记录等信息。取保监管的一次约谈中,主审过我的李警官说:“我们本来是有上百种理由不给你吃药的,我们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争取来让你继续治疗抑郁症吃药的权利,结果吃坏了也赖我们,你说你有没有良心?”

我在密闭的房间里不曾得到跟女机器人们说话的机会。有一次下午我端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的一位看守人员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去扶她,嘴里问着“你没事吧?”站在我对面的她的同伴先是向我吼道“目标!谁允许你动了?把嘴闭上坐好!”我解释道:“她晕倒了我想去扶她”“你坐好就行!不要跟我说话!”对面的女机器人训斥完我之后,才将晕在地上的同伴扶到椅子上向对讲机里求助机动人员进来替班。

把人关进封闭的看管森严的房间,连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都不允许有,满是严格的行为约束和无来由的训斥。在如此的环境下,与审讯人员对话和建立关系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开口说话、与人交流的机会。就这样,通过“你只可以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在提审的时候放松的坐着或站着、活动四肢”、“我们给你带了些小零食”建立着“囚徒”对审讯人员的心理依赖,甚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变成恩赐和奖赏,我难以察觉的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材料中写下“民警对我耐心教导,没有对我酷刑,还给我争取吃药和身体活动的机会,我为曾经在twitter上对他们的出言不逊深感后悔……”的那一天,我在当晚的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躯壳。

从2月16日至4月底,除了预审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提讯至少2个小时,他们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我在网上发布许志永的“煽动性”文章,并拿着后期许志永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打印出来,让我一篇一篇的读,读完后再进行“批判”。那种屈辱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就好像,想咬舌自尽没死成,最后剩了个舌根还要在那里“配合说话”。我被要求对于自己的“罪行”写“悔过书”,他们一再提示我要“掷地有声”,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道:“你要在悔过书里面写一下你对许志永的思想有怎样的反思和批判。你还要认识到,你帮他把文章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给境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递刀子,应该要怎样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跟煽动颠覆的思想和境外势力划清界限?”

“悔过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本人的罪行指控?我表示怀疑。但在被要求反复修改“悔过书”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和国保们实现了对一个人肉体到精神意志、从反抗的行为到反抗的意识、从独立思考的能力到独立思考的愿望的彻底控制,让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出服从、配合、低声下气,共同达成对人格的凌辱和践踏。不管是抓我的、审我的、看管我的、还是维稳我的,他们的存在,让我永远都逃不出“被关押着”的受难者标签。“我就是太软弱太退让,我写了悔过书,我活该被羞辱”——我在取保后依然不断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你不是对你的违法行为认罪悔罪了吗?你不是表示要跟什么思想划清界限吗”——那些曾经限制我自由将我处于隔绝状态的人,在与我谈论“承诺”和“道德”。他们用“悔过书”在一次又一次的约谈中羞辱我,让我即使是在离开监视居住场所,依然感受着羞耻和恐惧。

在提审过程中,他们曾企图说服我去劝许志永认罪,同时问我许志永有没有什么性格弱点,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们自顾自的说:“许志永现在每天都在问美国的疫情怎么样,特别担心他女儿的安危,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台阶,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我们可以保他女儿平安。”

在24小时的视频监控和看守人员实时汇报的状态下,我的面部表情都属于国家机器,我不敢笑、不敢皱眉,有些时候突然难过的默默落泪,女机器人面无表情的递过来纸巾,当晚的审讯环节预审一定会对我的哭泣进行“慰问”和分析,我逐渐变得不敢哭。记得有一天,之前审讯过我几次的警官来到房间与我谈话,进门看到我便说:“你怎么一副呆傻的表情?是被关傻了吗?还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

作为女性,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上厕所、洗澡,换衣服都要在女机器人和监控镜头前进行。隐私?羞耻感?好像都没有权利在那里谈论了。我不被允许扎头发,想着自己披头散发的凌乱样子觉得很是狼狈,到后期终于申请到了扎头发的一个黑色皮筋。我不被允许穿内衣,在面对男性审讯人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不让衣服紧贴在身上。

主审我的李警官也偶尔会说些带有性别羞辱的话。有次他们要出差几天,来向我告知近期先不进行提审了,李警官半开玩笑的说“一想到连着几天都见不到,还挺舍不得你的”。在谈到我与许志永的关系时,他将我不断贬低和羞辱:“你听过人殉吗?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对于许志永来说,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你不想等着许志永出来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吗?你看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土地肥沃呀”,“你觉得许志永是个硬气的人吗?当然了,他在床上硬不硬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反应了,但这些话我却记得异常清晰,他们试图通过性别羞辱让我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受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

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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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503 次浏览
图书馆革命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发表文章: 盟主家人为无故被拘的外卖盟主筹款请律师

前情提要: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


https://t.me/douban_read/48900

( 由 作者 3月16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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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 273 次浏览
rebecca 我不是品葱的神,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回复文章: 张晓明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答记者问节选
记者:张主任,你觉得完善选举好不好啊?
张晓明:好啊。
记者:人大也支持吗?
张晓明:啊 当然啦。
记者:那为什么这么早就提出了,有没有国家谴责呢?
记者:美国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报告说呢……呃……中央会透过操纵人大去影响、干预香港的选举,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回应呢?
张晓明:没听到过。
记者:是蓬佩奥说的。
张晓明:蓬佩奥……你们议员千万要记着,不要“神经质、横加干预”。崇拜美国民主,你(议员)本身也要爱国,明白这个意思吗?像这种完全……双重标准的东西,你再帮他指手划脚,你等于…这个乱港…你…你也有责任吧。

记者:张主任,那,初选结束这么久,你们才是说完善选举呢,会不会给人感觉就是去打击、是破坏民主进程呢?
张晓明:没有……没有任何……的意思。还是按照习大……按照人大的、按照全国人民的意见——去选举……
记者:但是你们能不能……
张晓明:你……刚才你问我啊,我可以回答你一句“中国内政”,那你们又不爱国,那怎么办?
记者:那律政司……
张晓明:我讲的意思不是我去打击香港民主。你问我完蛋…完善不完善,我说完善。我就明确可以告诉你。
记者:张主任……

张晓明:我觉得你们啊,你们我感觉你们民主派还要学习一个,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一套的制度。你们毕竟还 too weak(太弱小),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手段多啦!欸,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没制裁我?立法会议员——你…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卢比奥,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啦!欸,我感到深以为荣!所以说西方国家啊,要……还是要提高自己的道德资本!懂我的意思——識得……識……啊?

张晓明:唉,我也给你们着急啊,真的。
张晓明:你们今日……我以为……遍地……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示威到什么地方,你们比其他的西方议员啊,拉票还快。但是呢,提来提去的候选人啊,都 too liberal(太自由),啊,sometimes democratic!(有时还民主!)懂了没啊?
记者:那张主任,你觉得……
张晓明:識得……識……啊?
(一片嘈杂声)
张晓明: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为港澳办的同事,跟你们讲的。我不是立法会议员,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我有这个必要啊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
记者:但是能不能说一下为甚麽抓捕民主派呢?
张晓明:我刚才呢……我刚才我很想啊,就是我每一次碰到你们我就讲……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人也不抓。就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议员这样高票啊,一个都不抓也不好。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在宣传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的。我没有说要抓捕(民主派),没任何这个意思。但是你问……你一定要不得要问我…习大…人大对选举完善不完善。人大不完善选举?民主现在是核心价值观,人大怎么能不支持核心?
记者:但是如果说抓捕呢?
张晓明:对不对?
张晓明:欸,抓捕也要按照习…香港法院的决定啊,对不对?要要……要要按照香港的……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香港的立马废…立法会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代表大会啊。啊?到那时候一定会让他们长记性的!
记者:但是呢……
张晓明:明白这个意思吧?
张晓明:你们啊,不要想……外部……部…势力说三道四,说我们违反联合声明,再把我制裁一番。
记者:不是,但是呢就是……
张晓明:你们啊,co5 gaam3!(坐牢!)
记者:但是呢就是……
保安人员:好好好OKOK……
张晓明:I'm hungry!(我饿了!)我跟你讲,你们搞初选啊,那不行的!
保安人员:好好好,请大家离场。
张晓明:我今天算得罪了你们一下!
( 由 作者 3月14日 编辑 )
吴国正 中国共产党2047委员会书记
回复文章: 和各位探讨一下双重国籍的忠诚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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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作者 3月15日 编辑 )
回复文章: 【本站拥抱普世价值,请勿将墙内反人类言论带到墙外】赏析

品葱站长可能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站已经成了什么垃圾打算净化一下。

但是评论区在告诉他品葱已经没救了。

自由騎士
MasterChief 先知指引的騎士.The prophecy is uncertain, there's always hope.
回复文章: 如何让中国民众相信民主的中国一定比现在好

反对民粹和民粹的暴力,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那一套,破坏生产秩序,坚决不能要。

我们的目的是要更好的社会,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而不是向统治阶级复仇泄私愤。只要共产党愿意改变,在新的宪法下他们还可以有竞选的权利。

要让民众相信:

自由,以后可以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同时也融入世界经济、科技共同体,不再需要摸石头浪费经费资源。科学、技术、经济会有更好的发展,蛋糕会慢慢变大。

民主,可以让蛋糕分的更好,惠及的百姓更多,而不是现在的官僚分走主要蛋糕。 人民相对满意了,就可以降低或削去庞大的维稳开支(2019,1.3万亿元)。

外交上,融入现代文明体系,无需庞大的国防开支(2019,1.19万亿元 ,中国隐性军费以及相关投资是公开的几倍)。人民的负担会更轻。而不是扩张去加重财政负担。

计划生育要放开,但是也要兼顾健康的人口结构。

汉民族主义可以有,但不能是大汉沙文。

( 由 作者 3月8日 编辑 )
这东西太沉了,戴一天还不压死人?看来皇后也是不好当的呀!不好当是不好当,但是谁不想当皇后呢?当了皇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威风八面呀,受皇帝的宠爱和保护,如果皇帝早逝的话,皇后的权力可大哩!皇后在宫里是极受人尊敬,使人羡慕的人物。 ——江青(中国,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