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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偏左人
发表文章: 民主、浪漫、又稍瞬即逝——大正时代

1912年,明治天皇因糖尿病的并发症而去世,其子嘉仁继承天皇之位,改年号为大正。自此,日本的大正时代开始。大正时代是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之间的过渡时代,常被冠以民主、浪漫等名词。

大正民主:1912年末,日本发生了大正护宪运动,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第三届桂太郎内阁成立。桂太郎内阁持续50多天即在1913年2月总辞,桂园时代结束(即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交替执政的藩阀内阁)。此后日本进入了一段符合现代民主体制和政策的民主时代,直到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因为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全都发生在大正时代,所以被称为大正民主。

1923年,又爆发了第二次护宪运动。第二次护宪运动最终使当时日本25岁以上的男性平民全部都获得了选举权,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25%。此后,日本维持了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党交替执政的局面,直到五一五事件。

大正浪漫:大正时代的日本,因为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涌入而出现了个人思想解放等新时代思潮,因此以大正浪漫来形容这一阶段的日本。

文艺作品方面,大正时代的作品开始冲破日本以往对文学作品的传统方面的束缚,更多的提倡自由、开放与活力。

然而,大正时代末期,随着经济大萧条和关东大地震,无法应对经济起伏和新时代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化和工人化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在这个时候也涌入了日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在为跨入新时代兴奋的同时,也存在很多的摩擦和矛盾,也因此有在大正时代活跃的文人自杀(最著名的一个:芥川龙之介)。

1926年,自小体弱多病的大正天皇去世。其子裕仁继承皇位,开启了漫长的昭和时代。而在昭和时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愈发严重,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刺杀文人首相犬养毅,后由军人出身的斋藤实上台组阁)彻底打破了大正民主的美好,自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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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288 次浏览
密码朋克
cypherpunks A specter is haunting the modern world, the specter of crypto anarchy.
发表文章: 斯诺登专栏 | 阴谋论:理论与实践(Conspi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pi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Taxonomy of Conspiracies

走向阴谋论的分类法

I.

最伟大的阴谋是公开和臭名昭著的——不是理论,而是通过法律、政策、技术和金融来实践表达的。与常理相反的是,这些阴谋往往是公开宣布的,而且还带有一定的自豪感。我们的报纸尽职尽责地报道它们;它们被刊登在我们杂志的封面上;它们的进展情况在我们的屏幕上滚动播放——所有这一切都如此有规律,使我们无法将它们的方法的平庸与它们的野心的贪婪联系起来。

执政党想重划区划。最优惠利率已经改变。一项免费的服务已经被创建,以托管我们的个人文件。这些阴谋论有序,我们的生活无序;但它们无法与华盛顿特区一家比萨店地下室里有恋童癖撒旦教徒的数字涂鸦相提并论。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最真实的阴谋遇到的反对意见最少。

或者换一种说法,阴谋的实践——真正的阴谋,如选区划分,或债务行业,或大规模监控的实现方法——几乎总是被阴谋论所掩盖:那些恶意的假话,总的来说可以侵蚀公民对任何确定或可核实的事物存在的信心。

在我的生活中,我已经受够了实践和理论。在我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时,我参与了建立一个最高机密系统,旨在访问和跟踪地球上每个人的通信。然而,在我逐渐意识到这一系统所造成的损害之后——在我帮助向媒体揭露这一真正的阴谋之后——我不禁注意到,获得几乎同样多关注的阴谋是那些明显虚假的阴谋。据称,我是一个被精心挑选的中情局特工,被派去渗透并使国家安全局陷入困境;我的行动是精心策划的机构间争斗的一部分。不,其他人说:我的真正主人是俄罗斯人、中国人,或者更糟的是——Facebook。

Contrary to what a surprisingly large number of people on Twitter believe, that is very much not me.

当我发现自己容易受到各种互联网幻想的影响,并被记者审问关于我的过去、我的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一系列既完全是个人问题又与手头的事情完全无关的问题时,有些时候我真想大叫。"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毛病?你们想要的只是阴谋,但一个真实的、遍布全球的、无所不在的监视设备放在你们的口袋里还不够吗?你必须要把它装起来?"

过了很多年——在流亡中的八年,我才意识到我错过了重点:我们谈论阴谋论是为了避免谈论阴谋的实践,这些实践往往太令人生畏,太有威胁,太彻底。


II.

我希望在这篇文章和以后的文章中,通过研究真假阴谋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我们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真假关系提出困难的问题,来参与更广泛的阴谋思维。

我首先提出一个基本主张:即相信任何阴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相信一个系统或部门不是由民众同意的,而是由一个精英阶层管理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称这个精英为"深层国家",或"沼泽";称其为"光明会",或"Opus Dei",或"犹太人",或仅称其为主要银行机构和美联储——关键是,阴谋论是一种内在的反民主力量。

对阴谋的认识——同样,无论真假——都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不仅事情不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而且它们是系统化的、规范的、有意的,甚至是有逻辑的。只有通过不把阴谋当作"计划"或"阴谋",而是把它当作对无序事物进行排序的机制,我们才有希望理解它们是如何从根本上取代作为民主公民基本标志的"权利"和"自由"概念的。

在今天的民主国家,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权利和自由得到承认,而是什么信仰得到尊重:什么历史或故事支撑着他们作为公民以及宗教、种族和民族社区成员的身份。正是虚假阴谋的这种替代功能——它们用狭隘和党派的故事取代统一或多数派的历史——为政治动荡准备了舞台。

尤其有害的是,虚假的阴谋论免除了其追随者对真相的参与。阴谋社会的公民身份并不要求对拟议事实的陈述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真理价值,然后相应地接受或拒绝它,而是要求完全和彻底地拒绝所有来自敌方的真理价值,并以其他地方叙述的替代情节来替代。


III.

敌人的概念是阴谋论思维的基础——也是阴谋论本身的各种分类法的基础。Jesse Walker是《Reason》杂志的编辑,也是《偏执狂合众国:一种阴谋论》(The United States of Paranoia: A Conspiracy Theory)2013年》的作者,提供了以下基于敌人的阴谋论思想的类别:

  • "外面的敌人",这涉及到由来自特定身份社区以外的行为者实施的或基于他们的阴谋论。

  • "内部的敌人",这涉及到由行为者从内部对一个特定的身份——社区进行阴谋策划,或以其为基础的阴谋论。

  • "上面的敌人",这涉及到由权力圈(政府、军队、情报界等)内操纵事件的行为者实施或基于这些行为者的阴谋论。

  • "下面的敌人",涉及由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社区的行为者实施的或以其为基础的阴谋论,试图推翻社会秩序。

  • "仁慈的阴谋",与致力于为人类利益而控制世界的地外、超自然或宗教力量有关(类似的来自超越的力量,他们致力于损害人类的利益,沃克可以归入"上面的敌人"类别)。

其他形式的阴谋分类法只需通过维基百科的链接即可。Michael Barkun 将事件性阴谋(如假旗)、系统性阴谋(如共济会)和超级阴谋论(如新世界秩序)分为三类。新世界秩序),以及他对秘密团体的秘密行为和已知团体的秘密行为的区分;或者 Murray Rothbard 对"浅层"和"深层"阴谋的二元分类("浅层"阴谋从确定错误行为的证据开始,以指责受益方结束;"深层"阴谋从怀疑某一方的错误行为开始,继续寻找文件证据——或者至少是"文件证据")。

我在所有这些分类法中都发现了值得钦佩的地方,但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分类法对真理价值作出规定。此外,我不确定这些分类法或任何分类法都能充分解决阴谋的经常变化和依赖性质,即一个真正的阴谋(如9/11劫持者)会引发一个虚假的阴谋(如9/11是一个内部工作),而一个虚假的阴谋(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引发一个真正的阴谋(如入侵伊拉克)。

我对现有分类法的另一项批评涉及对因果关系的重新评估,这更适合于心理学和哲学的范畴。大多数阴谋思维的分类法都是基于大多数情报机构在传播虚假信息时使用的逻辑,将虚假和虚构视为影响和混淆的杠杆,可以使民众陷入无力感,使他们容易受到新信仰——甚至是新政府的影响。

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没有考虑到,今天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阴谋论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些阴谋不是在情报机构的闭门造车,而是在公开的互联网上由公民个人炮制出来的。

总之,阴谋论并不灌输无力感,而是无力感本身的标志和症状。

这就把我们引向其他分类法,这些分类法不是按内容或意图对阴谋进行分类,而是按导致人们认同这些阴谋的欲望进行分类。特别要注意的是,认识论/存在论/社会论三者的系统论证。如果信仰背后的欲望是为了获得"真相",那么对阴谋的信仰就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如果信仰背后的欲望是为了在他人的控制下获得安全感,那么对阴谋的信仰就被认为是"存在论的";而如果信仰背后的欲望是为了发展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或者对一个社区的归属感,那么对阴谋的信仰就被认为是"社会的"。

从外部,从内部,从上面,从下面,从外面......事件,系统,超级阴谋......浅层和深层的启发法......这些都是试图描绘一种新型的政治,也是一种新型的身份,一种政治和身份的融合,充斥着当代生活的所有方面。归根结底,我所能想到的对阴谋思维的唯一真正诚实的分类法是一种反转的想法:阴谋本身就是一种分类法,一种民主国家特别将自己分为党派和部落的方法,一种类型学,作为公民缺乏明确或令人满意的叙述的人通过这种类型学向自己解释他们的不受重视,他们被剥夺权利,他们缺乏权力,甚至他们缺乏意志。

Jun 29

Edward Snowden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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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114 次浏览
发表文章: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吗?——文化与政治制度

目标读者:刚开始接触自由世界政治讨论,对政治理论几乎一无所知的新难民。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活该被独裁压迫。这也许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但却对推动民主化没有益处,反而是帮助党国鼓吹其统治正当性了。

文化是什么

最初,人们认为,文化是客观的存在,从古至今地传承下来。这种看法,被学者们称作原生论。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梳理越来越有体系,人们开始认为,文化是就是一群人共同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力量让这种信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文化是想象出来的、可变的。这种看法,叫作建构论。类似的思维之下,还有人再进一步,认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某些政治体制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民主,有些文化适合独裁。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说过,威权适用于亚细亚,民主适用于雅典。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皇权适用于欧洲,专制适用于东方,民主则适用于古代(指欧洲的古代),某种文化适用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另一种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说,不会有人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驾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因此,密尔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要把既存的风俗民情纳入考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一个说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但是,密尔同时也认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许某个理念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续地接触、讨论这个理念,假以时日,人们会逐渐熟悉它,最终把它纳入文化惯性。

在孟德斯鸠和密尔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现代化理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主制度,而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才是民主化变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两位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总结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作部落型文化。

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

公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民主制度。

一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偏好一步一个脚印的渐进式社会变革,支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公民型/参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图

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历年的数据,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传统价值vs世俗理性价值

传统价值主要意味着:

  • 宗教
  • 传统家庭分工
  • 对权威的服从
  • 以民族意识为荣
  • 反对离婚
  • 反对精神欢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 反对自杀
  • 反对堕胎

世俗理性价值主要意味着:

  • 淡化宗教和传统家庭角色
  • 反抗权威
  • 以世界主义为荣
  • 接受离婚
  • 接受精神欢欣
  • 接受自杀
  • 接受堕胎
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

生存价值主要意味着:

  • 强调物质和经济安全
  • 倾向于以本民族作为思考中心
  • 人际间信任与宽容较少

自我表达价值主要意味着:

  • 强调性别、性、种族的平等与多元化
  • 倾向于以世界和环境作为思考中心
  • 人际间高度信任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用这个两个维度建立坐标系,根据2014年数据,英-韦世界文化地图如下:

英-韦世界文化地图2014版

文化现代化理论与英-韦文化维度,可以很好地描述历史上的两波民主化转型。

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传统价值,逐渐偏向世俗理性价值; 后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生存价值,逐渐偏向自我表达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处于这个坐标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说,重视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价值,轻视乃至反对传统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反之则不成立,不能说只要重视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就是共产主义。)

再论文化与政治体制

说到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就来唱唱反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注于研究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把某些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捆绑在一起,强加给其他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离等等,是西方独有的思想,根本无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鸣。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无法与民主制度兼容。

具体来说,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国家,维持民主制度难度比较大;伊斯兰教文化则将永远与非伊斯兰教文化处于冲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顿对几种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释:

  • 天主教文化强调了教宗和真理的唯一性,阶级森严,而民主需要接纳各种思想的竞争,因此天主教文化与民主完全相悖。
  • 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鼓励公社制度而不鼓励私人权利,与民主完全相悖。
  • 伊斯兰教文化历史上就很暴力,没有对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做出区分,严重地压迫女性,不但不可能发展民主制度,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这些解释,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条中,寻找与公民文化不一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顿忽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既有不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也有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

  • 儒家文化虽然对公民社会、法治、个人权利等理念一无所知,但是同时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认可人民对无道统治者有权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 伊斯兰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适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其教义中,舒拉(Al-Shura,大意为“协商”)、伊制马尔(Ijma,大意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为“创制”,即对经文的重新诠释)、麦诗赖海(Maslaha,大意为“公益”)等概念,同样可以为议会制政府、代议制选举、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神权的强调,可以对政权形成制衡。

每一种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进民主的教条,也可以找出妨碍民主的教条。既然如此,讨论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民主制度,就成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我们说,大中华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时,其实是在基于当下的情势做出判断,从状况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国家,我们就说新教适合民主;伊斯兰教国家少有民主,我们就说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我们就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实际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评判某种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应当放在时间尺度上,纵向观察,还要考虑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韦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当中,党国的位置很奇葩,与其它民主化程度较好儒家文化国家相比,更加重视生存价值,反对自我表达价值。体现在坐标系中,就是从一个圆润的色块中,歪歪扭扭地突出一块。这种偏离,很可能是党国这个政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致。党国删帖封号乃至焚书,镇压各类宗教,歧视少数群体,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相信异见者是“闹事、想要天下大乱”,是极端重视生存价值的体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阻力,主要在这一维度上。

单一宗教代表的传统价值,只会把中国从世俗理性价值推往传统价值,这并不能“救中国”。推动宗教自由,才是推动中国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积极地皈依某种宗教,而是不论自身信仰,所有人成为所有宗教的盟友,为其自由摇旗呐喊。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选择如何思考,中国的文化便将如何发展。

参考材料

2019年12月15日 89 次浏览
爱狗却养猫 Reader, Sleeper, Deer lover, Cat feeder, Bun eater
发表文章: 【视频】统治者法则
youtu.be/rStL7niR7gs

这是CGP Grey根据《独裁者手册》制作的归纳性视频。我初次看到,只有四个字能形容自己的心情:相见恨晚。

视频为全英文,动画做得极为生动。其中的讲述我尝试着翻译如下。

前言

你希望做个统治者吗?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国家有很多问题,而且知道怎么解决呢?要是你有权力就好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好,你来这儿来对了。但在我们开始讨论政治权力问题之前,问问自己,为什么统治者们看得不像你这样清楚?为什么他们的举止这么自私、自毁、短视呢?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们……他们蠢吗?或者,这里有其他的原因?

从远处看,王位之上,无所不能,但这只是看上去很美。登上王位发号施令,王位也会对你发号施令。在我们正式开始讨论“统治者法则”前,请接受这一点,或者直接离开。

统治者法则,第一部分:独裁制度

无论一个国王的光芒有多耀眼,没有人能只靠自己统治。一个国王不可能自己一个人修路、执法,或者单枪匹马保卫国家和他自己。国王的权力不是他自己干什么,而是用他国库里的财富,让他人替自己干什么。国王需要军队,也需要有人替他执掌军队。国王需要财富,也需要有人替他收集财富。国王需要法律,也需要有人替他执行法律。这些能帮助国王做这些必要的事情的人,是国王能维持权力的关键。所有你想对国家的宏伟规划,如果这些关键人物不听话,只是你脑袋里的空想。

在一个强权即真理独裁体制下,维持权力所需要的关键人物不多,或许只有十几个将军、官僚、地区领导而已。把这些人拉到你这边,统治的权力就是你的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如果你让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会想办法替代你。

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需要关键性支持者,区别在于这样的关键性支持者有多少。而这就是权力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如此不同。但无论如何,统治的法则是一样的:第一,取得关键性支持者的支持,有了他们,你才有实际的权力;没有他们,你一无所有。第二,为了保持这些关键支持者的支持,你必须控制财富;你必须保证收集到的财富可以分配给你自己——以报偿你的努力工作——和你的关键支持者们。这是统治者真正的工作:决定怎样收集和分配资源,才不会让自己脚下纸牌垒成的王位骤然坍塌。

现在,你作为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可能希望帮助你的人民。与此同时,由于你控制着财富,必然吸引很多竞争者,所以你必须让你的关键性支持者保持忠诚。但是你的金库里只有有限的财宝,你的王国只能生产有限的财富。所以要小心:在人民身上多花一分钱,就等于在关键性支持者身上少花一分钱。因此,如果你想做正确的事,把所有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给你的竞争者们提供夺权武器。在公路、学校、医院上花的钱,都是你的竞争者们可以向关键性支持者游说其改换门庭的贿赂筹码。仁慈的独裁者可以把自己的那一份钱分给人民,但是关键性支持者必须拿到他们的酬金。这是因为,即使你的关键性支持者都本性忠诚善良,他们也面临着和你一样的问题,只是低一个层级:作为权力结构上的关键人物,他们也必须要警惕四面八方的竞争者,也要对他们的关键支持者花钱保持他们现有地位。在一个盟友和敌人变换莫测的网络里,一个忠诚但愚昧的支持者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叛你,但一个聪明的关键性支持者总是会敏锐地观察权力平衡的变化,如果你看上去像个失败者,他会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结盟对象。

一个国家里,如果关键性支持者人数少,报酬就十分丰厚。当暴力为主要统治方式时,最残忍的人脱颖而出;做好事的天使会输给做坏事的魔鬼。所以,花钱去买你所能买到的所有忠诚,因为在所有独裁性质的组织里,对统治者来说,忠诚才是一切。

所以,独裁的体制就是:一个国王需要他的大臣们为他收集财富,并用这些财富让大臣们保持忠诚,以便继续收集财富。这就是权力自我维持的核心,所有其余事物都是次要的。

当然,一个国王如果有很多的关键性支持者,就会面对一个大问题:不仅是花费,还有支持者间的需求和竞争也会变得难以平衡。这些支持者之间的社会和财政网络越复杂,王位竞争者就越容易说服那些关键人物。所以关键性支持者越多,统治时间越短,这就引申出了统治者的第三个法则:减少关键性支持者的数量。

如果你的大臣中有人变得无关紧要,他的技能已过时,你必须把他踢出去。在一场成功的政变后,新的独裁者也会清洗一部分他的原有支持者,而改为和旧独裁者的下属合作。从旁观者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坏主意:为什么要抛弃你的同志们呢?难道旧独裁者的支持者们不危险吗?但是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所需的关键性支持者是不同的。给那些技能在过去非常有用、但如今已经没用了的人继续发工资,就和把钱花在人民身上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无关紧要处浪费资源而已。同时,一个成功夺权的独裁者必然曾向旧独裁者的支持者许诺,只要他们背叛就有丰厚报酬。金库里的钱没有变,所以能分的人有限。一个独裁者如果能说服正确的关键人物,取得财富的控制权,削减不必要的支出,杀了不需要的支持者,事业就会一帆风顺。

了解了这种权力结构,你或许等不及想开始你的统治之旅,为你和你的小团体谋利;也或许你感到精疲力尽,希望做好事但无计可施,而转向民主体制求救赎。所以让我们来讨论统治者作为“代表”的情况。

统治者法则,第二部分:统治者作为代表——请给我投票!

你可能仍然有想要建设理想国度的壮志宏图,但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独自统治,尤其是在民主体制下。总统和首相必须和参议员们和议会来回交涉,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关键性支持者。在一个设计合理的民主体制中,权力被很多人分割,而且不是由力量、而是由言辞获得。这就意味着,在竞选日,你即使无法得到成千上百万人的喜爱,至少也要让他们觉得你不像你的竞争者那样可厌。既然有那么多的投票者,有那么分散的权力,似乎不可能像独裁者那样,遵从统治者的三条法则,买到人们的忠诚。然而,真是如此吗?

当然不是。不要把人民想成一个个有个体需求的人,而要把他们分组:老年人,有房产者,小企业家,穷人,等等。你可以按照分组决定给予什么报酬。民主制度有非常复杂的税法税码,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给分组的酬劳,让统治代表得到并保持权力。例如,农业补贴,与国家需要什么食物无关,而只是反映了农业分组在投票中的关键程度。在一个农民无法影响到选举结果的国家,不会有农业补贴。如果一个分组还无权投票,例如年轻人,那就没有必要给他们酬劳;即使这些人很多,也对权力无关紧要。这对你来说其实是好消息:需要说服的分组少了一个,而你需要钱给你的关键性分组。

如果你希望在民主体制中长期统治,法则的第三条与在独裁制下一样会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能把那些不给你投票的人消灭,但是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一旦你掌了权,让那些你的票仓分组投票更容易,让其他人投票更困难;建立投票机制,对手越多,竞选成功所需的票仓分组越少。这些伎俩非常好用。还有,划分投票的区域边界,让你和你的小团体得票结果变成已知;或者用拜占庭法则进行党内预选,决定有谁可以被选择。将以上手法混搭,权力渗透效果更棒。如果你的支持率低得不能再低,但连任获胜率却高得不能再高,就说明,你成功了。

好了,想人民已经想得够多了。即使在民主制中,也会有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个人,为关键支持者。你需要他们站在你这边,因为他们的金钱、影响力或可以帮的忙对你掌控权力非常重要。当然,你并不能像独裁者那样,直接拿国库的钱贿赂他们,但你可以给他们的投资提供便利,通过他们写的法律,或者让他们在犯罪后无罪释放。你不用推一车金子上门,只要给他们的公司合同——你作为统治者,也需要修路、修电脑、造房子。毕竟,没有人可以单独统治。

或者你也可以保持道德,忽略这些关键性大人物;但你的对手会和他们合作,祝你好运。腐败并不是一种琐碎的犯罪,而是权力的工具,无论是在民主制还是独裁制中——但是这是另一个话题。所以,接受大人物们的帮助,说服关键投票组,你就能掌权,并且做出那些让无知者觉得你自相矛盾和愚蠢的行为。例如私下帮助一个你公开声讨过的产业,或者通过伤害你的票仓的法律。但是,你的工作可不是制定逻辑一致、可以理解的政策,而是平衡你大大小小关键支持者/组之间的利益,这才是你连任的秘诀。

看来当民主制的代表也让人头痛。你可能会问:看看第三条法则,为什么我们不跳过那些分组建设、大人物交易的一团乱麻,直接贿赂军队来夺权呢?于是,我们终于要讲到:税收和革命。

统治者法则,第三部分:税收和革命 (10:29)

这一部分明天或后天以评论形式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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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1日 144 次浏览
轻音部
发表文章: 分享一篇ptt好文-Re: [新聞] 台鐵出軌 日媒:暴露台灣基礎設施缺陷

https://www.pttweb.cc/bbs/Gossiping/M.1617649100.A.A2A

我一直觉得基础建设除了考虑建造成本,还有养护成本问题,以及收益问题,对比中国疯狂基建,总感觉缺乏对后期收益与维护的考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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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 56 次浏览
发表文章: 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 知乎

19世纪,衰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进行过一场伊斯兰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场由奥斯曼苏丹自上而下推行的全面改革被称作“坦齐马特”运动,即突厥语“改革”之意。

坦齐马特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现代化成果,但就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将奥斯曼帝国从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最高法律的中世纪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来说,是彻底失败了。

尤为可惜的是,在“坦齐马特”中被培养起来的土耳其思想启蒙运动也并没有像他们效仿的对象-----法国启蒙运动一样,起到唤醒民众,促进国家从宗教中心社会向世俗民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作用。

可以说,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为止,土耳其社会在整体上仍旧是封闭保守、奉伊斯兰法条为至高信仰的中世纪社会,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仍旧徘徊在现代文明大门之外。

上有最高权力推进,下有开明人士配合、一度声势浩大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何以兴起,又何其衰败?一切要从“坦齐马特”的源头----法国大革命谈起。

一、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土耳其和法国的交情就已经相当深厚。

在18世纪,土耳其和俄罗斯连年交战,损兵折将,失去大片土地。在这段艰难时间里对土耳其援助最多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雇佣军官博纳瓦尔伯爵帮助困境中的奥斯曼军队训练了一支西方式的掷弹兵部队,并按欧洲的军队模式重组了土耳其军队,帮助土耳其人在对奥地利的作战中接连获胜。

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伊斯坦布尔岌岌可危之时,又是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维伦纽夫四方奔走,积极斡旋,促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相当有利的《贝尔格莱德和约》。

战后,法国对奥斯曼宫廷的影响力大增,越来越多的法国官员、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首都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法国人社区。

随着法国对土耳其的影响越来越强的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通过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社区将影响传播到了土耳其。拥护革命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侨民认为,在欧洲各国普遍敌视新生政权的情况下,维系土耳其苏丹对法国革命政府的善意特别重要。

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勒姆三世(1761年12月24日-1808年1月28日) 在土耳其这边,土耳其新苏丹塞勒姆三世也迫切想要通过改革来积蓄国力。他请求法国革命政府派出大批军官到土耳其帮土耳其人重整军队。

为了方便军事教学,塞勒姆三世甚至批准成立了一个专门搜集欧洲书籍的图书馆和恢复法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借助图书馆和印刷所的帮助,土耳其的年轻一代贵族子得以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法国文化和思想。

塞勒姆三世还将许多年轻人送到法国去,去观察“西方国家是怎样做事的”。这些派驻西方的留学生往往都被授予低阶外交职务,他们热衷和法国人交流,掌握一口流利的法语,了解西方社会最新的政治经济动态。

他们回到土耳其后,往往被破格提拔,授予政府内的重要职务,成为最积极推动土耳其的新一代政治家。

在这段土法关系的蜜月期里,一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念也被传播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高门”(贵族官员)们中间也渐渐有了关于公民权力和思想解放的讨论。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新军的装束已经完全欧洲化 但很明显,“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理念对于一个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社会结构都处在中世纪状态的社会来说太过超前了。依靠外国援助和苏丹个人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久,随着拿破仑率领远征军登陆埃及,土法关系迅速恶化,法国人被迫大批离开。而对新政改革早有不满的宗教人士策动利益受损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利军团发动兵变,先是罢黜,而后又杀害了塞勒姆三世。

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也不得不暂告终止。

二、后人包装过的“完美皇帝”

几经变乱后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派人士看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苏丹,他一面小心翼翼的试图保留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某些成果,一面又竭力避免得罪宗教人士和顽固保守的大臣们。

马哈茂德二世(1785年7月20日-1839年7月1日) 但马哈茂德二世在他统治的后半程却一鸣惊人,他一手主导摧毁了威胁苏丹皇位几个世纪的耶尼切利军团,驱逐了宗教极端团体拜克塔什教团,完全压制了宗教人士对苏丹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他为他年轻的继承者留下了一份关于土耳其未来的重要遗嘱。

1839年11月3日,接替父亲马哈茂德继承大位的年仅16岁的苏丹迈吉德在苏丹行宫里种满玫瑰的花厅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布继续全面推进因塞勒姆三世之死而停顿的现代化改革,这份诏书史称“花厅御诏”。

历史学家们认为,迈吉德的这份诏书里的大部分计划应该是马哈茂德二世生前就拟定好的。它启动了土耳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改革运动,后人将其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

“坦齐马特”改革和塞勒姆三世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其在引进西方科技和军事制度之外,试图对土耳其的政治伦理和社会运行规范进行全面革新。

譬如,苏丹将成立一个议事委员会,对苏丹的决策进行评议,这是奥斯曼苏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治举措。

花厅御诏还提出,要让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非穆斯林国民享有同样的公民权,都承担同样的税赋和征兵义务,这将违反《古兰经》里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别对待的教条。坦齐马特还试图使用现代征税体制代替古老的包税制度,建立未经审判不得私刑的现代法律体系等。

《花厅御诏》全文 对于一个尚处在前现代社会的传统国家,这些改革显得过于激进了,在实际推行过程里,“坦齐马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势力的顽强阻击。特别是在制订法律方面,一些新制定的现代法规和伊斯兰神圣法典相冲突,更加不被宗教人士所认可。

据说在一次有关新贸易法的庭辩里,改革派领袖雷希德帕夏公然声称:“(伊斯兰的)神圣法典和贸易法没有什么关系”。在座的所有乌里玛宗教法官听罢立刻大吼:“亵渎神明!”

可想而知,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社会改革的步骤远不像奥斯曼苏丹预想的那么快。但初期的坦齐马特改革倒也不是全无建树,在雷希德帕夏的强力推动下,土耳其更换了货币体系,设立了和西方接轨的商业法庭,大大促进了土耳其的贸易发展。

更重要的,通过这一次大规模改革将一批具备进步思想和活跃头脑的土耳其贵族子弟吸纳进了改革队伍,导致了19世纪末一批土耳其启蒙学者的诞生。

三、新奥斯曼人运动

例如改革派棋手雷希德帕夏的弟子易卜拉欣·希纳西。就是土耳其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创者、作家、编剧、报纸编辑,在其生涯早期就以其用人文主义思想代替伊斯兰传统思想的主张而著名。

他甚至在报纸上高呼北美独立战争的名言“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激进主张导致他被排挤出政府,后长期旅居巴黎。

希纳西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来讽刺土耳其的旧风俗和腐朽陈旧的奥斯曼官僚传统。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兴办了土耳其第一份真正的现代报纸,名为《思想先驱》。

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集体——新奥斯曼人,成员包括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新奥斯曼人运动起初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由作家希纳西领导,创办报刊,主张发展土耳其民族文学、净化土耳其语,随后增添政治诉求,要求立宪。图为易卜拉欣·希纳西 该报使用生动通俗的土耳其民间语言写作,主张学问家应当“兼容并包”,并且大量刊载关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普及文章。希纳西主张有限的言论自由,认为人既然有义务为苏丹服务,则同样有义务宣传有利于国家的思想和主张。

此外还有齐亚帕夏,曾经担任过苏丹宫廷官员,1867年流亡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辗转居住。齐亚帕夏鼓吹土耳其颁布宪法来取代古老的伊斯兰法典,成立宪政政府。

他认为苏丹应该首先召开全国各阶层参加的土耳其国民大会,然后逐步将一些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让其最终发挥现代议会的作用。

其中,纳米克·凯末尔是这一代启蒙学者里的重要人物。

他的父亲阿希姆贝伊是苏丹宫廷内的首席占星师,这是一个相当亲近苏丹的职位。凯末尔年轻时游历土耳其全土,后在苏丹政府翻译室工作,因为其政治观点,被保守派政府解职。

凯末尔后来在友人希纳西的《思想先驱报》担任记者,撰写了大量启蒙主义文章。1867年,凯末尔和一大批启蒙学者一起流亡欧洲,在欧洲办起了《自由报》,继续宣传进步思想。

凯末尔的观点颇能代表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他认为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和主义《古兰经》早已有之。引进这些西方思想,不但不是对《古兰经》的背叛,反而是对正统伊斯兰思想的一种复兴。

纳米克·凯末尔是土耳其启蒙者的代表 纳米克是流亡欧洲的启蒙学者中的明星人物,据说当反对改革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访问英国时,在欢迎人群里看见了带土耳其标志性菲兹帽的纳米克,问道:“这些欢迎我的土耳其人是谁?”身边的外交官员回答说:“他们是苏丹您的反对者”。

1870年,纳米克回到土耳其,创作了著名戏剧《祖国》。在这部戏里纳米克第一次强调了土耳其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国民应该对祖国,而不是苏丹或者伊斯兰教法忠诚,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言论,于是纳米克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三年。

希纳西、齐亚、纳米克,以及后来的阿赫迈特·雷扎、萨巴赫丁贝伊等新一代土耳其启蒙学者和思想家,渐渐取代了雷希德帕夏、阿里帕夏等老一辈改革派高官,成为推动土耳其改革运动从器物层面向思想和社会层面转变的主要推动者。

1865年,一小批土耳其启蒙知识分子效法欧洲的地下组织烧炭党,在贝尔格莱德近郊的树林里秘密集会,以“自由”为口号,成立了土耳其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爱国者联盟”,又称青年奥斯曼组织。

从此以后,游走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就成为推进土耳其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塞勒姆三世以后的苏丹大多在改革和保守之间举棋不定,但却都没有彻底退回传统保守路线。

这是因为19世纪的国际国内局势,迫使土耳其不得不加速改革已求摆脱困境。

四、新奥斯曼人运动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举着东正教保护的旗号步步进逼,在几次战争中痛殴老朽的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对希腊民族起义的严酷镇压导致英法等国家对土耳其的态度转向冷淡,甚至将土耳其视为“粗暴野蛮的前现代国家”。

同时,设立各种新式军队学校和巨大花销和苏丹宫廷的扩张消费,以及传统官僚体制的腐败和低效,让土耳其深陷债务危机,土耳其政府的信用一落千丈,不得不付出高额利息来举新债还旧债。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哈米德二世从患有精神病的穆拉德五世手里接过了苏丹大位。

哈米德二世登基的时候正是土耳其改革派得势之时,奥斯曼宫廷几乎全部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国务会议主席是改革派官僚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苏丹的首席宫廷秘书是之前流亡国外的纳米克·凯末尔,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筹备一个全国协商大会,不分种族、宗教和阶层,将全部人的代表吸纳进来,苏丹的一切施政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

新上任的哈米德二世全盘接受了改革派政府和这个筹备计划,他宣誓:将颁布宪法,利用改革派官员担当的顾问发布诏令,留用穆拉德五世的改革班底。

哈米德二世登基照 所有人都被哈米德二世的亲善外表所迷惑,事实上,这位新苏丹并不是一个真心赞同民权宪政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哈米德二世是自塞勒姆三世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斯曼苏丹。他将西方技术、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和奥斯曼宫廷传统的专制统治结合到一起,打造出了19世纪末期最稳定也最为专制的苏丹统治。

哈米德二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部宪法,做出一副大搞公民社会的模样,借此平息了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地区民族的独立呼声。在面临俄罗斯军队大举入侵时,哈米德二世又利用英国公众的“恐俄病”,成功迫使英国进行调停,最终迫使俄罗斯在谈判桌上让步,达成了对土耳其相对有利的《柏林和约》。

《柏林和约》刚一达成,哈米德二世就撕下了赞同进步改革的伪装。他逮捕了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并在新颁布的宪法里强行加入了秘密警察条款。

虽然他仍然允许第一届土耳其议会召开,但发现不能控制议员批评政府后,哈米德二世果断关闭了议会。

至此,坦齐马特改革致力于将土耳其改造成民主宪政国家的努力遭遇全面挫折。

当有西方记者因此质疑哈米德二世的对宪政的支持程度甚至不如他的祖父马哈茂德二世时,他回答说:“我并不反对这些东西,(指坦齐马特改革)但赋予一个人过度的自由,以至于超出他习惯的程度,这跟缺少自由一样危险。”

在青年奥斯曼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的背叛意味着依靠君主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理想的破灭。一部分人转向激进,宣称要通过革命实现理想,另一部分人则灰心失望,齐亚帕夏沮丧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忧伤等待着帝国的忠诚儿女,此国此民却在拥抱疯狂”。

齐亚帕夏对土耳其宪政前途灰心失望,最后选择隐居写书 哈米德二世将古老的苏丹专制思想和现代集权技术集于一身。为防人暗害,他深居简出,不轻易离开守卫森严的行宫,身边有一支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组成的贴身卫队,时刻提防着体制内改革派势力的蠢动。

他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广部密探,大搞特务统治。不管是在城市、集镇或是乡村,到处都是密探、便衣警察和告密者。当时有个笑话说,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里有一半都是秘密警察,他们负责监视另外一半人。

哈米德二世勤于政务,不论大小事务都亲自抓在手里。他虽然反对西方有关公民权力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但是并不拒绝有助于他加强集权统治的西方技术。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成立了邮政电报部,在全国架设了3.2万公里的电报线路和电缆,苏丹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一现代工具将权力伸向以往触碰不到的地方省份的偏远乡村。

以往割据一方的省总督变成了只能依照伊斯坦布尔电报行动的苏丹傀儡。而过去成为青年奥斯曼人聚集地的边缘地带,现在也挤满了依靠电报告密的政府间谍。

哈米德二世还利用史无前例的专制权力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排除了宗教人士的干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建新式学校,新的公务员学校、海陆军院校和各种专科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了起来。

土耳其的中学教育大大普及,但所有的院校都奉行一个铁则,只教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再教授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人文思想。

在哈米德治下,土耳其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受教育群体,为同时兼具西方政府效率和东方式苏丹专制特征的新式政权的出现提供了大批忠实的人才兼奴才。

在经济方面,深陷债务陷阱的土耳其政府只能接受由西方人组成的债务整理处来帮自己重整债务。但这反而让哈米德二世因祸得福,债务整理处使得土耳其恢复了在金融市场的信誉。

大笔外资涌入这个尚待开发的古老帝国,从黑海沿岸的煤田到布尔萨的丝绸作坊,到处都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资大量投资在土耳其的铁路建设事业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和巴尔干建设起成千上万公里铁路。土耳其的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债务却削减了一半以上,经济前景十分光明。

巴格达铁路不但是威廉二世的梦想,也是哈米德二世的雄心 在外交上,土耳其逐渐远离传统大国英法,靠近专制主义的沙皇俄国,尤其更加亲近新崛起的强国德意志帝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势力互相牵制的有利条件下,成功维持了20多年的和平。尽管土耳其被迫放弃了已经名存实亡的非洲领地的宗主权,哈米德二世却以全世界穆斯林保护人的身份在东方各国的穆斯林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他残酷镇压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反抗,巩固了自己宗教保卫者的形象。

哈米德二世甚至试图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修筑从柏林直通巴格达的洲际大铁路,也就是德国津津乐道的“3B”铁路项目。哈米德希望通过这条交通大干线将强大的德国陆军引入到英国的势力范围,帮助穆斯林世界从英国的殖民帝国中独立出来。

总的来说,在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这一段时间里,土耳其国民虽然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减,自由受到严重拘束,却切实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一面。对待基督徒的血腥暴力和英法等国家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迫害抱怨仿佛成为帝国上升期的无害背景声。

即使是今天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大多也对那段统治时期抱有“X分功,X分过”的评价。后来的掌权者更加把哈米德的统治当作了效仿对象,在利用马其顿兵变重新上台的土耳其青年党人看来,哈米德二世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敌手,其统治策略却值得钦佩,完全可以萧规曹随。

土耳其青年党新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里勒废弃了青年奥斯曼人时代推进民权和宪政的理念,将哈米德时代的绝对专制、密探治国、亲德反英等统治策略一概照搬,变成了哈米德的土青党复刻版。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为止,土耳其启蒙学者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全部努力尽皆付之东流。

五、新奥斯曼人运动

那么,志在将土耳其转变为世俗主义的宪政国家的坦齐马特改革,为何最终走上了歧路?土耳其启蒙学者推动奥斯曼帝国进入现代公民社会的计划为何全盘失败了?

笔者认为,这里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先说外因。坦齐马特改革在哈米德统治时期“变味”是有国际大背景的影响的。随着普法战争普鲁士的胜利,共和民主理念的最主要推手法国影响力大衰,企图建立全球宪政民主价值观的拿破仑三世黯然退出政坛。

相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开明专制主义在19世纪盛行一时,不止是土耳其,日本、泰国、中国、南美等独立国家里,也都兴起了一股效法普鲁士实行君主开明专制、追求军国主义的思想热潮。

也就是说,从国际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天平在这个时代是倾向于专制主义的。

在内因来说,传统的中世纪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要实现任何变革,君主个人的意愿和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场改革可能因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全力推动而大获成功,也可能因为一个平庸君主的仓促行事而草草收场,对于那些跨越几个君主统治时代的漫长改革运动更是难免人亡政息的波折,新上台的君主往往基于政治压力转向保守,这就让改革总是迭兴迭废,最终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中世纪传统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往往会破坏原本封闭社会体系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势必会受到原有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

在土耳其,这样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坚持原教旨理念的宗教人士,以勒索和回扣获取灰色收入的中世纪体制下的军队,以及庞大腐败的官僚队伍。

土耳其启蒙学者的矛盾之处在于,在土耳其君主专治的现行体制下,想要根除这些利益团体对现代化改革的阻碍,就必须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力,但如果想凭借君主的有力之手来扫除这些顽固保守势力,本身就会让君主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如果这柄铁拳已经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阻碍改革的守旧派,那它也有可能轻松消灭掉改革派一方的势力。

这是依附于最高权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摆脱的束缚。

结语

最后是对启蒙学者自身的拷问。

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东方封建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呼声,大多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刺激之下产生出来的,“挽救危亡、复兴国家”成为了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保障公民权力和公民自由的举措不过是达成“救亡图存”这个大目标的手段而已。

但在现实操作里,提升公民权力、实行宪政政治在短时间里对“国家复兴”的作用并不明显,想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力,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大搞引进外资、增强政府管理效率、有限扩大市场经济规模、实行重商主义等政策同样可以做到。

哈米德二世正是采取的后一种做法。而当哈米德二世在短暂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启蒙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关于民权和自由理念也就变成了过时的东西。

土耳其改革派坚持的思想启蒙和改革运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改革派人士或者转而遵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政策,或者进一步激进化,变成民粹的“泛突厥主义”的吹鼓手。

说到底,“保障公民权力和个人自由”究竟是现代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还是仅仅是达成“富国强兵”梦的一种手段,如果启蒙学者们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宣传自己的理念,“坦齐马特”改革都难以避免夭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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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6日 231 次浏览
回复文章: 【投票】您觉得2021年东京奥运还可能召开吗?

现代奥运会也有大问题。

太多垃圾项目烧钱,导致很多国家办不起奥运了。每次办奥运都是巨亏。

奥运以后应该剔除很多垃圾项目,比如现代五项、马术、铁人三项、橄榄球。

忙碌中
回复文章: 发个讨论帖,关于川普账号被封引出的一个观点,问问大家的意见(本人不会下场辩论,只会旁观)

互联网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从言论自由的法理上讲是合理的。互联网平台是私人企业,在不违背平台和用户商业协议的情况下,有权利封禁包括总统在内任何它不喜欢的账号。法无禁止即可为正是法治和自由的体现,这一点上程序正义大于结果正义。

当然并不是说私有企业封禁它不喜欢的政治立场的用户,从道德上便无可指摘。现代言论的传播能力,远非“言论自由”这个原则确立时邮差送信、举旗为号可比。社交媒体作为公众的主要沟通平台,理应承担作为公共平台的道德责任,这又比法律规定它不能做的多那么一点。然而,政府和立法部门没有权力也不应该来当公共平台言论尺度的裁判。什么样的言论应当留存,最好的方法是把决定的权力交给市场,这正是早期纸媒时代的做法。但到了现在,自由竞争又和网络社交媒体天然的垄断属性相矛盾。

我认为解决方案有三:

  1. 反垄断。

    • 严格审查互联网企业的跨域收购/拆分跨域巨头;Facebook拥有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两大板块,其管理层的政治观点,会相当程度上左右Facebook所有下属平台的言论。对于业务非常广泛的巨头,单个企业便有了相当大的能力操纵公共舆论,法律亦无法制约,事实上形成了某种对言论的垄断。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企业的“隐形垄断”进行调查。

    • 限制互联网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这是对上一条的补充。很多企业打擦边球,用各种技术手段规避法律对用户数据共享的限制(比如“联邦学习”),应该加以限制。

  2. 明确互联网服务和用户数据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服务和用户不是简单的“付钱交货”模式。一方面,企业付出大量成本,免费向用户提供服务,因此用户有义务遵守服务条款。另一方面,用户使用网络服务这一行为本身亦为企业创造了价值。用户在网上的行为形成了数据,数据是有价的,很多情况下数据甚至是企业的核心资产。

    例如在知乎上,运营多年的kol为平台潜在贡献了大量流量,平台对账号说封就封,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旧贴文吸引流量,非常不道德。用户数据、账号和网络服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法律上有必要进一步规范。

  3. 使用去中心化的网络服务。去中心化服务无法在所有层面上替代中心化服务,运作大型网络服务成本非常高,需要电力,网络接入,冷却,安保等等,只凭借爱好者“用爱发电”是做不到的。一种比较有前途的去中心化方式是联邦式的服务,电子邮件就是一例。商业公司可以通过运营邮件服务盈利,同时用户可以不必绑定在某一家平台上,有充分的选择权,避免垄断出现。

( 由 作者 于 2021年1月11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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