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大陆近期的趋势推演和民运派在启蒙民众中存在的问题 观点

首先谈谈中国大陆近期的趋势推演。中国大陆近期的趋势推演,我认为中国大陆近期的趋势是经济民生不可逆的大幅倒退,具体表现在物价暴涨、收入停滞、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生育失业卫生环保等各方面的全面倒退。理由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的红利(包括: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部分市场经济、人口红利、倒卖资源、加入世贸、偷抢技术)几乎都已消耗殆尽,相反,人口负担和环境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接着,由于中国大陆体制的限制,中国大陆又没法发展起自主独立的高新科技产业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前提是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有稳健的投资市场,而这两点又要求必须做到依法治国,不能以言代法、以人代法,不能让公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来以权谋私、干预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要做到对公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但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偏偏是中国大陆体制最为缺乏的。除此以外,比如科研人员难以对抗学阀,科研人员薪酬低、设备差,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经常被窃取,垄断生产资料的国有企业人浮于事而不敢贸然创新等原因更不用说了。

总而言之,大陆的历史红利消耗殆尽,而又没有高新科技产业继续支撑经济民生的发展,那么大陆近期出现经济民生的大倒退就是必然会发生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近期还没法改善,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唯一的出路,只有移民。

另外谈到民运派的话语权越来越缺失的问题。有些人认为随着墙内越来越封闭和高压的环境,对墙内民众的启蒙越来越困难,其实我认为并不然,甚至我认为墙内民众的启蒙比起过去反而要更为简单了。经过对墙外民运派的长期接触,发现他们之所以无法启蒙墙内民众,甚至被墙内民众反感,往往是因为无法对症下药,get不到民众的点而适得其反。

民运派的毛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总是追求过于抽象的概念,无法与墙内民众达成共鸣。一个是对争议性的议题过于执着,从而混淆主次,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实属无益。

首先,说民运派的概念过于抽象,其实就是他们的主张太不接地气。民运派往往都是喜欢提出一些高大上又严重对立化的纲领。比如一上来动不动就推翻某党派、天灭赵家、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因为墙内的民众普遍没有接受过宪政教育,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概念,不懂得这些概念和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有什么切身关系,但民运派往往也没有耐心(我也不知道民运派到底是真的没耐心还是自己也一知半解)给科普宪政民主法治自由抽象概念和老百姓最关心的经济民生有什么联系,而是喜欢以一副道德圣人的姿态,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不明白宪政民主法治自由等抽象概念的民众予以批判,只要一听到民众对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抽象主张不感兴趣,就过早的把对宪政自由民主法治有顾虑和疑惑的民众认为是反对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的人,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果民众真的不在乎自己的正当权益,那么民众又为什么会对经济民生问题如此在乎呢?经济民生不正是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抽象制度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吗?

接着,说民运派对争议性的议题过于执着,从而混淆主次,也是导致民运派丧失民众基础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前段时间外网很火的一首《玻璃心》,不少墙外的民运派、反华派都跟着自嗨起来,还自诩“怼小粉红神曲”,比如歌曲中包含了两岸议题、包含了吃狗肉之类的饮食习惯的批判等等。这首歌是否刺痛“小粉红”的玻璃心我不在乎,但我看到的是这种对争议议题非黑即白的讽刺批判,其实对于墙内的的华人来说,反而显得墙外缺乏包容心态和协商空间,那些普罗大众为了对抗墙外这种缺乏包容心态和协商空间,不可避免会越来越拥护赵家专制派,而赵家专制派越被拥护,那么墙内维稳的成本就越低,危害世界的能量就越大。

比如对于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是存在争议的,从来就没有说哪一方一定是绝对的,即便小粉红他们是错的的,但不等同民运派讽刺他人的行为就是对的,不给争议话题留空间要么就是认同小粉红的观点,要么就是彻底嘲讽(反对)小粉红的观点,非黑即白强迫站队,其实结果只会让两岸矛盾更加激化,这不正是赵家专制派想要达到的目的吗?那你说这到底是怼赵家专制派怼小粉红还是帮他维稳了呢?

又比如谈到饮食习惯,原本也是争议极大的的问题,歌曲当中又成了非黑即白的强迫站队问题,以前就有一个段子,说西班牙人嘲笑中国人吃狗肉,中国人嘲笑日本人虐杀鲸鱼海豚,日本人嘲笑西班牙人斗牛毫无人性,外星人看了笑地球人都是沙雕。玻璃心这首歌曲当中,直接把饮食习惯这种争议极大的问题作为了批判小粉红和非小粉红的标准,又把很多中间派莫名归入小粉红来嘲讽,民运派还追捧这样的“神曲”,民众能不反感民运派吗?

比如歌曲中还唱到什么两百斤不换肩之类的,虽然他不是嘲讽中国百姓的,但是对于中国百姓来说顶多也是当作段子,完全引起不了共鸣,只会觉得海外民运派关注的都是这些花边丑闻不接地气的信息,对民间疾苦丝毫不了解,这样的民运派,老百姓又怎么会买账呢?哪怕是集中营,那在墙内也是知之甚少的,老百姓感受不到又怎么会有共鸣?

如果是真的要启蒙老百姓,何必挑那些有争议的议题或者远离老百姓生活的议题,歌曲完全可以讽刺那些老百姓都感受得到的,人人都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非法讨薪”、比如“六亿人月入一千”、比如“到处停电”、比如“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比如“害死李文亮”、比如“反映食物腐败被刑拘的家长”、比如“依法维权无效被迫杀人的欧金中”、比如“发一张狗头警员照片或者一个炸收费站的恶搞视频就被刑拘”、比如“故宫的大G不了了之”、比如“油价物价暴涨工资却好几年不涨”……这么多和老百姓息息相关高度共鸣并且小粉红完全无法回怼,并且对赵家专制派公信力构成极大打击的问题都避而不谈,这些问题这才是起到启蒙作用和讽刺效果。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民生的大倒退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但绝不会出现所谓极端派说的大洪水,而是出现大泥沼,所有人都泥足深陷而又无法自拔,中国大陆也不会像某些激进的反对派那样认为会崩溃,现实是崩而不溃。民运派要学会放下姿态,不要执着以宪政民主法治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去区分敌我,不要谈两岸矛盾、饮食习惯、领导人轶事等等不接地气的、争议巨大的话题,从经济民生的方面入手(比如物价工资医疗养老教育失业生育住房卫生环保等),让民众明白经济民生的困苦和专制当局统治的关系,就能很容易引起墙内民众的共鸣,重拾民众对民运派的信心,逐步瓦解专制政权的公信力,等待墙内发生变化。

补丁:希望各位读者明白,这篇文章想要阐述的主要问题不是近期如何改变墙内的现状,这在近期是无法得到改善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篇文章着力的重点是解决“民运派”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重新争夺话语权和民运派需要如何在现存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的问题,对应反驳的是认为“民运派已经没有生存空间,墙内已经被小粉红战狼五毛占领,墙外只剩下越来越极端的各种反华支黑群魔乱舞”的观点。我认为民运派还是有很大生存发展的空间,还是有重新夺回话语权的机会,只是过去的民运派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补丁2:我不是想说《玻璃心》这首歌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通过《玻璃心》这首歌引起墙外一众民运派系的自嗨的现象反映出来,墙外民运派系严重脱离墙内民众,各种无脑支黑反华派系愚蠢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去理解墙内民众,才使得墙内会被小粉红战狼五毛主导了话语权。

( 由 作者 于 11月5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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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回歸線 溫和台派 看見品蔥的姨粉太多 質量太差 就到了2047 支持台灣獨立 但不支持姨學的民科獨立分裂理論 討厭國民黨和共產黨 但寬容反共統派 不排斥統派

我覺得你也不用對玻璃心那麼苛刻吧。

那個歌曲本來目的就是爲了嘲諷小粉紅過分民族主義,不能容忍異見者和不同聲音。而且吃狗肉這種飲食習慣我當然反對,因爲這個的卻很不人道,而且中國對動物保護不夠重視,很多藏羚羊、非洲的穿山甲、鯊魚、大象等野生動物都被捕獵和屠殺,就是爲了滿足有權有勢的人的需求。雖然我反對因爲這個原因而排華和種族歧視,但是我覺得促進環境保護、反對濫殺濫捕動物、限制工廠排放廢氣、反對白象工程、反對土壤污染和鉻大米等是不可或缺,這也關係到中國平民的民生。

當然外國的卻也有開採石油而破壞環境、捕鯨和海豚、以及核電問題和水資源問題,我在這個問題上也不雙標。不過之所以民運嘲諷小粉紅,原因有很多個:

1.小粉紅長期在ccp的教育之下,被洗腦的程度很深,他們絕大部分是年輕人,當然不能完全怪它們,牆內的教育本來就是缺乏獨立思考的公民教育、缺乏多元思想、缺乏不同討論和政見,教師被學生信息員舉報,網路上到處是水軍和戰狼營銷號,還有大量國師(民族主義意見領袖),詭辯能力極強,欺騙能力也很強,加上洋五毛,大外宣,所以牆內人被洗腦也不意外,新疆的維吾爾人被強制洗腦和再教育,有幾個不是粉紅的?又沒直接經歷社會的黑暗,就算以後不是粉紅至少現在是。

2.當然粉紅太出言不遜而且太冷酷了,方方那麼親ccp,就是報導了武漢的真相,粉紅就對此惡毒攻擊,49事件的示威者舉着菊花都被說成是港獨和境外勢力,加上有些網友因使用gmail被粉紅網暴,出言不遜、惡毒之極,形同納粹,都是舉報抓50萬,8000,等等,誰願意啓蒙這些喊打喊殺,惡毒之極的人?不當成殺人犯判死刑就是好的了(當然我比較和善,反對死刑,覺得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殺人犯也可教化啊),因爲怕被舉報,怕忘恩負義,像敲鑼女一樣恩將仇報。

當然我相信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在極權體制下,不少中國人的卻喪失良心,自私自利、喊打喊殺、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不少的卻是,雖然的卻很多是水軍在操縱而且僞裝成百姓自發的行爲,這樣很多反賊就覺得中國人自願選擇了ccp,自作自受唄,和ccp絕配,ccp是中國人的選擇(就如同民選選出了希特勒這個論調一樣,以前只是五毛有這樣的想法,現在反賊也覺得中國人選擇了ccp,中國人和ccp絕配,不配民主憲政)。其實就是從香港反送中到武漢肺炎過後,這種支黑和逆民心態才擴散,以前很多反賊都是溫和派,現在不少都變成支黑,哪怕品蔥把krd和miule封禁和排斥也沒用,這樣阻擋不了反賊支黑化的步伐。

由於習包子加速獨裁和極權,自媒體、公民社會、民間組織和社團這些自發組織被打壓和湮滅,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的消失、維權律師和民運人士、勞權、女權人士一個個鋃鐺入獄,加上中國的卻經濟下行、所有的行業被滅霸響指毀滅、房地產和恆大的危機,加上封城破壞中國經濟,中國真的有大洪水的跡象,雖然不會立即到來,但是真的有可能到來,小子。現在反賊什麼都做不了,啓蒙民眾?萬一被舉報或者就算啓蒙對象不舉報你,但是啓蒙對象也有朋友、親人啊,它們發現了有可能舉報你的,而且啓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時間的閱歷和長時間的公民教育,中國反賊也是996日夜勞作啊,哪有時間去啓蒙平民百姓?

3.對中國民主化、民主體制和中國人人性的失望乃至絕望,擔心小粉紅的舉報和白色恐怖、擔心史塔西1984大規模監控、使很多反賊認爲我既然啓蒙不了,民主改革的期望遙遙無期,那還不如支持習包子加速脫鉤,毀滅中國算了。至於平民的痛苦,很多平民是自發跪舔強權和擁抱專制和獨裁,那爲什麼拯救它們,它們自作自受唄,不配民主和自由,只配被獨裁者奴役和被張獻忠/毛澤東屠殺。極端的甚至覺得ccp對現在的“支那人”太好了,應該多殺。

當然民運呢,除了余傑和變態辣椒外,其他的都不算支黑,都覺得中國人值得民主自由的,認爲那些粉紅不一定代表大多數,更代表不了全部中國人,不少中國人只是不能發聲而已,反對ccp在中國大陸對中國人的獨裁統治。(和支持ccp奴役中國人的支黑和神友有很大差別)雖然如此,他們有的理論水平的卻有很大問題,甚至覺得普京的專制獨裁和復興東正教文化比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好,這些一般是很恨左派的極右翼川粉,和小粉紅一起詆毀環保、女權、性少數,勞權和工會,認爲是境外勢力滲透/馬克思主義滲透,傳播陰謀論的能力不相上下,如曹長青、何清蓮(就是提出你所說的潰而不崩的學者)等人,這些人的水平的卻不堪入目,說點不好聽的話,連法輪功都比他們好一些,法輪功雖然精川,但是在財務分析和中國經濟和企業財務分析上都比某些民運強。這些人也要與此割席。

玻璃心這首歌本來就不是爲了啓蒙中國人或者促使中國民主化的,本來就是嘲諷小粉紅和娛樂的,比如兩百斤不換肩。談民生、民主、自由、獨立、憲政,啓蒙中國平民可以,但是呢我真的不希望你過分要求這首歌做的多麼多麼好,因爲這首歌的目的就不是什麼民主化和啓蒙,但是呢裏面的卻也有民生問題,其實呢我覺得這首歌比不上籠的傳人和民主會戰勝歸來,但是還行吧。

( 由 作者 于 11月4日 编辑 )

@Provident #174288 你的回复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非客观的解决问题。首先,小粉红无论墙内外都遭人反感,比如小粉红支持996、支持打压讨薪群众、支持停电、支持剥夺本科学生的学历、支持高物价、支持穷兵黩武也要放弃民生建设,支持低福利等等,难道民众会和他们在同一频道吗?这明显不会嘛。但是墙外那种无脑支黑或者所谓的辱华,真的能达到你们刺痛小粉红玻璃心的目的吗?根本不能,相反,你们的行为就是在帮助小粉红维稳,帮他们树立境外又蠢又坏的反派形象,帮当局降低维稳成本,最终当局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去侵犯包括港人在内的所有人正当权益。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无论你觉得吃狗肉是否人道,杀鲸鱼是否人道,斗牛是否人道,都不是用来划分小粉红和大陆人的标准,现在又不是要否定你的饮食习惯,但是在饮食习惯上搞地图炮除了显得民运派和小粉红一样极度缺乏情商和包容妥协精神以外,对于宣扬你的饮食习惯价值观毫无帮助,而且还会模糊了斗争的目标——专制体制而非饮食习惯。

你说墙内的民众无法启蒙或者不敢启蒙,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对于启蒙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起码直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见过任何一个民运派是真的接地气的站在国人的角度去启蒙的,除了会无脑支黑和一上来就搞什么天灭某党、要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大礼包之外没有任何新意,这些东西和老百姓接触的差太远了,太缺乏共鸣了。更不要说宪政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概念原本在墙内就是被歪曲和污名化的。你说不敢启蒙,那是启蒙的方向不对,只要你在墙内不是明确的反对执政党或者阴阳怪气的搞什么低级红高级黑,不是去搞什么名词的学术考究(比如讨论一下什么才是社会主义),而是谈谈经济民生,很大概率是不会有人去举报你的,而且这种议题本来就是人所共知的,哪怕李克强都会公开说发电量、收入、就业形势的问题,你在谈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又不直接涉及到体制问题,谁回来举报你呢?又以什么角度举报你呢?民运派启蒙的方向大大的不对,反而不停发牢骚说大陆人多么多么不配宪政民主,其实那是太过于自以为是了。哪怕你不去公共平台,和身边的大陆朋友谈谈经济民生总归是安全又可以找到共识的,怎么会说启蒙不了呢?相反,现在是最好启蒙的时候,十年前小粉红还会嘴硬说什么经济建设,现在呢,他们连最后吹捧的成就都没了。通过你的发言,我看不出民运派对于启蒙有什么反思,有的只是怨妇式的牢骚,然后在无尽的支黑和自嗨中陷入疯狂。

大陆人现在对于经济民生的苦难已经非常反感和无力了,所以纷纷选择躺平,哪有那么多心思和你在网上表演战狼,相反,他们很希望得到解惑,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努力的活着,却还是一无所有,还是负债累累,还是透不了气。很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并且帮他们指出问题所在,那才是启蒙的意义。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网上,只是偶尔冒个泡。但是我看到墙外的民运派和墙内的小粉红一样魔怔,同情港人的遭遇同时又不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民运派继续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那么最终所有被专制泥沼笼罩的人,都只会越陷越深。

最后来一句灵魂拷问:别的不说,就港人地区有谁是真的从大陆人经济民生角度考虑过问题从而启蒙大陆人,逐步瓦解专制公信力的吗?油管自媒体我是见一个都没有。幸灾乐祸的倒不在少数。既然对大陆的民瘼没有同理心,又怎么能苛求大陆人反过来去体会港人的苦难。最终彼此就在专制政权的分割瓦解下逐个击破,大厦倾覆,岂有完卵。

@守法刁民 #174296 如果光讲经济民生问题的话,那就不叫民运了,而且不讲民主宪政,有的人又要做好皇帝梦,觉得来一个好的专制者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人不是没有,只是大多维权团体一旦权利得到实现,立马感谢国家感谢党,然后就地解散,难以形成一支长期持续对抗专制的力量。

要讲民生问题,往往就需要人在大陆,与当地人交流,但是人在大陆很多问题就不能说。我看到的对中国民生问题比较关注而且人在大陆的youtuber小叔TV,还有一个无修饰中国,不过最近消失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即使你推行的概念是民主。

只要 tg 式微了,人们自然就会支持 tg 之外的东西。就好像人们将会在一秒钟之间就懂得了什么是民主,表现出一副被启蒙了的样子。从来没有提过灭赵的人都会在其灭亡之日自动鼓掌,跟着新政权屁股后面有肉吃,这是基于生物在动荡中对于稳定资源供应的渴求的本能。

只要 tg 式微了。在此之前,只要保有生命力就可以了。难道你还看不到红太阳落山的那一天?


当然,有人肯定会说,“这就是我们要防止的,防止一个专制政权倒下了 另一个独裁站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民主制衡)”。我认为这就是民运问题所在。假设有这样一个主体叙述:有一个超人 可以攫取人们所有的权利和资源,但人们有氪星石,专门打超人用,那么我们就根本不需要防止另一个独裁者站起来,我们只要不让渡自己的氪星石就可以了,这样人们所有的资源和权利也就都保住了。

独裁者的霸权是来自于普通人让渡的,是人们让渡了权利 才有了独裁者。

在之前的主体叙述之下,超人必然诱惑人们‘哎呀 跟着超人走 好处大大的!但超人现在需要你们贡献 blabla ’以某种理由就收缴了人们的资源和氪星石。这就是超人的制胜策略。

站在超人立场,可供超人使用的理由可以很多,比如修水沟(抵御外敌)、挖水渠(复兴传统)、救人(社会福利公共福利),反正都是让你感觉很好的事情。

在之前的主体叙述之下,一个人必然要有自己的决断,而且预计到一定会有一些人 是为了某些理由 从了超人之路。如果你跟从超人之路,那么你就献。如果你不从超人之路,那么你就拿好自己的氪星石走自己的路。

请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不要依赖超人,要走自己的路。拿好氪星石,相信自己。所有的智慧力量与勇气来自于你没有让渡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让渡的人,那么大概率在很长时间之内 你会被认为很蠢,因为走超人之路真的很爽;但你也会遇见那些不愿意让渡自己权利的人,一刚到底 —— 狭义地说,只有这些人聚集起来组成国家才可能是我要的国家:人们没有防止独裁,但独裁也不会发生;这里的人们有:1 对于权利保有之坚决, 2 对于攫取者惩罚(通常人们会把它处理得很正式,这就是宪法)之坚决, 3 人们定义了很多很多什么是人的权利,什么不是人的权利,有了一个 consensus 共识机制,比如

首先,人们的共识是,如果 A 有对一块土地的所有权,那么 A 就可以随意处置它
何为共识呢?如果政府 G 规划道路修建时候 正好要贯穿他这块土地,那么 A 如果就是不买地,那么 G 只能改道修路
这就是符合之前定义的共识的。而且人们要坚定地习惯这个共识,否则会怎样呢?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从头阅读我对于氪星石的描述部分。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情况是

G 可以说修路是为了 BCD (公共福利) ,然后 BCD 觉得 A 真的好烦,所以 BCD 就支持 G 铲平了 A 的土地,然后修路,然后方便 BCD 
久而久之, G 就是独裁者。

那么请从头阅读我的整篇回答,它已经说明了为何会这样。

-- 关于民主和独裁的问题其实是很偏的,包括复兴传统什么的。你不应该盯着它好的时候荣耀谁,而应该看它坏的时候牺牲谁。人们对于好社会是没有定论的,有的怀念民国风尚,有的喜欢恢复传统,这都很正常,一个社会里允许人们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应对于 ‘坏社会是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 若你拿的东西是别人共产来的,那么你的东西就不怕属于你的东西被别人共产去么?还搞什么搞,都是空中楼阁了:豆腐渣民主是超人乐意见到的。当然这时候看看英文才能幡然醒悟: 它的英文名正是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大模大样就摆在那里 1,冠名以 people's 增加欺骗性。如果冠名 queen's 或 monarchy 还好一点。

每个人都有权利相信明天会更好,超人也应该是一个好超人。

( 由 作者 于 11月4日 编辑 )

@哇雷 #174298 我是说通过经济民生的问题作为切入口,启蒙民众经济民生问题和体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上来就像传统民运派那样大谈什么抽象概念,比如因为不民主不宪政所以我们要推翻啥啥啥,或者动不动就是因为啥啥啥不灭所以我们生活困苦,那么从逻辑来说中间缺乏了抽象概念和现实问题之间的过渡,民众不了解到底不宪政不民主和经济民生困难两者的因果关系是什么,这就是需要启蒙地方,不是说只要谈经济民生问题就必然要对专制帝制或者对🐷歌功颂德。不在公共平台说,可以对身边感兴趣的朋友说,比如最近物价又涨了,如果有朋友抱怨,可以借机启蒙物价大涨背后和制度的原因,提出问题和建议,引起民众思考。

( 由 其他人 于 11月5日 编辑 )

@卷毛 #174300 不是因为专制衰落了所以民众就恍然大悟,是先有民众的觉醒,配合体制内的斗争,然后才会有专制的衰落。民众的觉醒对于改变体制的运行方式是有很强的利害关系的,比如最近墙内民众自发的躺平,就是集体拒绝内卷,就使得整个体制宣传口都不得不重视。而我们启蒙需要做的就是顺应时势,加强民众对体制的反感,逐步瓦解体制的公信力,而现在就是很好的一个启蒙契机,因为长久以来,那些专制体制的追捧者最喜欢挂在口中的唯一成就:经济建设,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需要在经济民生和体制原因之间论证他们的因果关系,让民众理解到如果公权力监督的机制不改变,那么经济民生问题是得不到好转就可以了,现在中国大陆民众启蒙缺乏的就是这一环,目前经济民生一塌糊涂,但是老百姓不懂这和公权力监督机制不合理有什么因果关系。以前还能用经济建设这个成就糊弄过去,但现在连这个理由都不成立了。当越多百姓了解到经济民生和公权力监督机制不合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的风向就会像集体躺平拒绝内卷那样发生改变,潜移默化影响着整体的政策走向,也给高层不同派系内斗增加更多的砝码,对于促进体制转型虽然不是一蹴即就,但总归来说是有帮助的。

政治运动触碰不到政治群体,活动家活动于对象之外,他们持有什么观点都无妨,大抵是几乎毫无影响的松散政见团体及小圈子。

话说这全球风险资本的盛世,怕是没什么人能准确定义中国当前是经济“大倒退”。

@Hehehehe #174319 朋友,经济民生倒退不仅是描述一种现象,更是描述一种客观规律。任何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指的都是实体经济,而非泡沫经济。之所以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民生倒退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过去四十年实体经济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所以热钱才会源源不绝流入像房地产、高利贷这样的泡沫经济,对比起发达国家,中国大陆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缺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高新科技产业,经济民生必然倒退,在经济增长巅峰的08-09年,我就提出目前的结论,体制不改变,经济民生就每况愈下,过去十多年的验证从未出现过偏差。在近期体制没有得到改善的前提下,经济民生不可逆的倒退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结论。

而在经济民生领域,全民都是受害者,没有任何人可以躲避,全民都是政治活动家。

( 由 作者 于 11月5日 编辑 )

第一句是指民运里本土国民太遥远。

第二句是指金融和实体经济乖离目前是全球大势。数据证明中国经济倒退存在难度。至于你所列举的“显学”,我木有异议。可是内中门道,可说的颇多。

多说两句.

“社会财富的增长,指的都是实体经济”这大略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观点?1670的第一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后大不列颠债市伦敦债市出现,再后40年代美帝风险资本崛起,说是金融缔造称霸一时的强国也不为过。大略上,金融增长滞后性引导实体经济增长,并为国之重器是普遍共识。经济学家和居上位者们更多关注的也是乖离现象,如大萧条,互联网泡沫,和最近的美股穹顶及MMT.

至于中国工业化红利/人口福利红利消耗,并非“资本流入金融空转”的原因,工业化红利递减十分正常,资本逐利是为天性,反不如说金融空转失效是人为设计的政策工具。比如,房地产这种无法自由流通的尴尬局面基本不能叫做金融产品,妥妥的政策工具。至于为何资本无法更好的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说流向制造业向科技及服务产业的转型,形成如日本,台湾等当年的良性过度与循环。那得从国企改革,国地税分家,外汇占款制度,世贸出口, 基建刺激计划,逐个去说。时也势也。如美帝,面对如今疫情困局,除了infrastructure bill之外也无办法。君不见,美帝地产溢价在时间维度下标准化之增幅,丝毫不亚于北上广。扒拉开了具体对象谈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我感觉民运也在做呀。

中国制度影响了经济发展及高科技产业么?一定的。然而是什么制度,又是怎么影响的经济?这些有威胁的东西是需要人来具体讨论的。举个例子,且不说庙堂之上那帮人续命手段早已不限楼市,股市,发债。就楼市来说,庙堂反而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防微杜渐。18年以来M2逐步下降,房地产管控越发严厉。然而时间上中国千年传承的“地方-中央”矛盾与妥协,使得房地产依旧向3/4线城市蔓延,消化了大批输入性通胀。以至于不得不下狠手,甚至搞出恒大债务戏码。再比如,2021年6月末,6广义货币(M2)余额231.78万亿元,相对于半年前增加了11万亿。贷款余额 ,191.62万亿元,相对于半年前增加了接近20万亿。利率按5%算,利息达到接近9.6万亿。借贷还是按15年算,每年要还本息20万亿有余,半年要还10万亿。GDP上半年突破53万亿。可支配收入17642,14.1亿人口,总量接近25万亿。工资性收入10104元,还是算14.1亿人口,总量14万亿。

25-10=15,14-10=4。

也就是说,上半年的消费能力为4-15万亿之间,全年消费能力估计在8-30万亿之间——和2020年的7-32万亿相比,大趋势是消费能力在下滑。

干这种具体事的人,国内死绝了。政见民运圈,似乎也不常见。没有适当社会定位的专业人士,图什么呢?

( 由 作者 于 11月5日 编辑 )

@Hehehehe #174341 非常好,你说的观点我大致认同。我也补充说两句。

首先,我认为美帝的金融经济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不可模仿的,而且金融经济也是和实体经济相联系的,比如美国排名靠前企业多是高科技企业,具有很强的生产力,而大陆靠前的企业却都是垄断企业,对于生产力的促进有限,对于投资人来说前者更有投资的前景,哪怕我把钱先借出去投进去,大概率高科技企业也有能力让他们回本运转,而垄断企业,比如像国有银行和地方的房地产企业联系紧密结合,坏账风险高,常年靠央行印钱续命,不断透支社会财富,而且也没有高科技产业提高生产力弥补透支的财富损失,于是就形成亏空越来越大。光是2018-2019一年我所统计了解的放水印钱就有26万亿,2008年救市才四万亿,2020年疫情期间,M2激增,证明印钱的步伐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社保估计到2035年就枯空了。

接着,另一方面,无论国企改革、税制、外贸、外汇、基建本身就深受制度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迂腐保守政绩优先,另一方面表现在公权力寻租浪费和痕迹低效,所以实体经济难以发展,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落后这是必然的结果。同等产业,在公权力监督更合理社会比起大陆明显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在经济民生倒退和体制影响的方面,民运启蒙得还是远远不够,抚心自问,有多少个老百姓真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倒是无脑营销号每天在循环丢包经济民生倒退是美帝制裁,丝毫不提及大陆自身的问题。至于民运每每谈及大陆经济民生,都是轻描淡写,反而对于什么美国大选、两岸矛盾话题乐此不疲,更不要说有些支黑自媒体谈及大陆的经济民生是用幸灾乐祸而非给出客观分析建议的心态。

最后,根据疫情前的数据统计,光是劳动力人口月入过万的仅有11%的人口,全民有六亿人月入在一千左右,九亿多人月入两千以下,但私油已经卖到6.58一升,90后1.7亿人口结婚的仅有1000万,结婚率出生率双双跳水,离婚率则是名列世界前茅,从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经济民生持续倒退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跟恁国屁民玩“启蒙”,也不是不行,只是得看这个启蒙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让屁民因为认识到自由民主的好而去反共,这难度挺大的,毕竟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逆常理”的,在极权的情况下都还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拿自由化什么的来说服别人显然没什么说服力。 甚至多谈谈民生,然后引导民众到自由民主上,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实际一点的,那就是靠迷信,或者谣言或者很民粹化的风格。

动用手头上的一些资源,比如说 有钱办网站 搞个宗教之类的,用点迷信的玩意, 像全能神跟屁民的那套说辞就是先让屁民信了教,在传播宗教的时候夹带点私货:世界末日了 中共是敌基督 之类的私货,屁民更吃这套

目前来看也确实如此,大陆在反共上面,组织能力最强的都是一些宗教组织,比如法轮功 全能神 还有西藏 新疆那些反抗组织都是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

再不济,那也得走民粹化路线:

1从反清复明的角度出发,闭口不谈自由民主,只说今朝非正统,国父和蒋公的三民主义才能拯救你们这悲催的人生

2我党高层已经被少数民族严重渗透了,我们要“净化”

3我党高层以前是好的,现在被改开之后培养起来的一小撮权贵给把持了,鱼肉人民,劫贫济富,剥削民脂民膏,敌在中南海!

如果坚持要自由民主啊,虽然有点难度,但也不是完全不行,那得专门针对那些底层穷人传播一种理念:你没饭吃都是因为不够自由民主~有自由民主你日子就会好了~

( 由 作者 于 11月6日 编辑 )

@迫真共和国 #174375 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是逆常理的。相反,稍微有经济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你国经济骗术下的本质。

而你国的宣传实际上经常出现这种话“中国经济让西方震惊,表示颠覆过去的经济规律。”还有派温铁军这种御用喉舌吹嘘“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土地改革。”

无一都不是在试图创造一种,中国的经济与其他传统经济不同,代表了欧美达不到的优越性的错觉,从而试图让粉红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模式”有“制度自信”。

粉红也经常从故纸堆里翻出那些在当年根本不怎么火的“中国崩溃论”来鞭尸,以此来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中国制度优越性打脸洋奴公知”的自信。(然而实际上共产主义国家和美国人自己编的美国崩溃论可更多,美国人把这些崩溃论都翻出来一一批斗确保自己“制度自信”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可比你国少得多)

在中国刚加入wto前几年,经济暴增,然而这并非孤例,代表就是“南非奇迹”和“巴西奇迹”,巴西在当年可是年均gdp增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的,只不过现在被当做“竭泽而渔”了,要论竭泽而渔的话,你国可能更严重,从地下水的污染比例,计划生育带来的年龄结构崩塌,还有贫富差距就可以看出来。(要知道当初巴西被认为竭泽而渔的时候,它的基尼系数只有0.45—049是低于你国的)

但关键在于这还不是你国唯一拉动经济的手段,在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开始后,你国之所以没有被连带着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温铁军骗粉红的“中国制度优越性”,而是因为你国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信贷扩张。(许家印曾经就差点破产过一次,但在这之后突然活了过来,如果有记忆力的话应该记得是哪一年)

银行释放流动性加大,这些印出来的钱被用来投资基建,然后再用基建吸收失业人口,避免失业潮出现同时推动gdp增长,才有你国那后十几年的“经济奇迹”。

而这些印出来的钱如果流到市场中,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胀,所以你国用炒作房地产,作为蓄水池吸收了这些流出的m2。

这换来的代价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m2,以及其转换成的恐怖的负债率,本质上不断压缩实业和消费的空间。

同时更增加贫富差距,有房的人瞬间一夜暴富是其他人努力几十年都追不上的。

只是房子在上涨期,这些矛盾都不会凸显,因为哪怕没房的人,他们也会倾家荡产借钱买房,他们相信过去“机遇”自己没抓到,没关系,未来还有自己一杯羹。

但这种经济政策不过是宛如天魔解体术一般,为了眼前的数据好看而选择在未来更大的矛盾爆发,一旦房子涨不动了或者负债率到极限了,债务崩盘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这就意味着每次房子即将要跌的时候,央行都要拼命续命,直到债务彻底到极限的那一天。(而你国的信用体系就是为了这一天给韭菜准备的)

后期所谓的中国奇迹就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泡沫游戏”。

而最近你国突然大规模全网开始封“恶意唱衰中国经济”的公众号,在当初还让环球时报亲自出面“辟谣”m2,就是为了云里雾里把粉红绕晕而已。让他们看不清你国经济下面简简单单的本质,而去继续意淫你国的“制度优越性”带来“前所未见的经济奇迹”。

可惜骗不了西方智库们,我想他们看着你国的实际情况是在窃笑的。

( 由 作者 于 11月6日 编辑 )

@wanter #174385 我说的这个“逆常理”,倒不是认同你国的这个经济是正常发展的。 主要还是根据缅甸的经验,缅甸的底层群众或许不知道自由民主是什么。

但他们很清楚一点,就是“自由民主”能让他们生活过得好,这几十年以来一直都被西方制裁,经济被搞得要死要活的。

而昂山素季她一上台,制裁放松了,经济就开始好转。所以政变之后普通群众的反应才会比1988年来的更加激烈。甚至不惜以传统暴力革命的形式也要颠覆政权。 军政府时期经济不好,昂山素季经济就好了,人家只认这个理。 什么债务 自由市场 这些技术细节都是虚的

而你国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八九年之后西方直接制裁中国,逼迫中国放松人权迫害才减轻一点制裁的话,那屁民估计也会跟缅甸一样认同“自由的好”了。 但我们身处的这个平行世界里这并没有发生,哪怕是使用那种不正常的,消耗后人福祉的手段,但经济确实是发展起来了,几亿人用上了智能手机欣赏奶头乐,能吃饱饭,这对那些原本吃不饱饭的大龄屁民来讲是很实在的。

像楼上扯了一堆什么技术细节来指导启蒙民众,包括我自己说的那些什么宗教迷信,都是虚的, 想要屁民认同自由民主啊,那就只能等经济玩不下去了直接崩溃了出现大把失业的闲杂人士和阶级滑坡的伪中产。 印度制造的商品摆满中国商店的时候。 到时候自然会有大把人信

( 由 作者 于 11月6日 编辑 )

@迫真共和国 #174375 中國的經濟奇跡沒有什麼特殊和獨一無二的,品蔥和其他網站多次反駁,其實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就是支持自由市場,反對/減少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支持減稅和經濟全球化,支持國際分工和跨國企業和公司的擴張,反對關稅、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等。

以前的中國、香港,乃至全世界都是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中國加入wto,鄧小平、朱鎔基、江澤民把很多產業私有化,教育、醫療等行業還有很多國企私有化,導致很多人看不起病,沒有機會和渠道來接受教育,以及工人下崗。雖然比起現在的習包子的寡頭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國進民退是沒那麼可怕,雖然中國通過最惠國待遇,貿易順差和血汗工廠/廉價勞動力發展的是快,但是也導致了環境的破壞和勞工的血淚啊,富士康自殺事件,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石油資源和煤炭資源的枯竭,水壩破壞環境(雖然毛時代也有,但是從鄧到習問題也很嚴重),物種的滅絕,城鄉差距拉大,工傷沒人理賠,工會被打壓。。。。。。中國靠得是低端產業和西方的跨國企業、政府援助、最惠國待遇發展起來的,這個很多國家都玩過,包括南韓、智利、巴西、日本、臺灣等國家都玩過,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在質疑這種發展模式。

智利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皮諾切特時的智利和香港、新加坡的相同之處就在於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威權主義的政治、貧富懸殊的社會,只是皮諾契時代的智利做的最絕,所有行業皆私有化,而且也是三者最專制的,按理來說這個最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智利的經濟奇跡不是發生在皮諾契的威權主義時期,而是發生在民主化後的上世紀90年代,雖然同樣是新自由主義,但是由於增加稅收和以自由貿易作爲補充,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才被調動起來,經濟才迅速發展,但是社會還是很不平等,gini係數還是0.57,很多人還是生活水平很低,被壓迫剝削很厲害、福利很低,民主化之後的智利是這樣,獨裁統治時期的智利更是如此,失業率很高(就像下崗一樣),很多人飢腸轆轆流浪在街道上,沒人照顧。1982年,智利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之後他們才想到要採用務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怎麼說,過度的計劃經濟和共產主義絕對是災難;但是過度的新自由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好事。智利奇跡被人詬病,中國奇跡亦不例外(雖然這兩個奇跡都有人辯護和吹捧),都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平等社會,打壓工會,低人權優勢,壓榨剝削平民和大規模失業上的,而且都養了一大堆寡頭和如狼似虎、欺人太甚的達官貴人,導致了極度的腐敗和環境破壞。而且這種奇跡不可長期延續,智利有大規模抗議,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生育率急劇下降,國進民退,團滅各行各業,中小企業倒閉,失業人口激增,(當然中國的統計數字的卻不可信任),物價上漲,限電斷電,人口紅利喪失和資源依賴進口,說明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然結束,經濟優勢已經不復存在。

駁斥智利經濟奇跡的:

智利“芝加哥男孩”的複雜遺產

一群在芝加哥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是如何將智利變成新自由主義的搖籃的?由於該國旨在擺脫他們的經濟政策方式,智利作家兼記者丹尼爾馬塔馬拉討論了芝加哥男孩有爭議的遺產。

編者按:當前的經濟學爭論似乎缺乏歷史視角。為了解決這一缺陷,我們決定在 ProMarket 上開設一個週日專欄,重點關注經濟思想的歷史維度。您可以在此處閱讀該系列的所有作品 。

當你在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說“芝加哥”時,它都會讓人聯想到任何數量的聯想:邁克爾喬丹、小熊隊、阿爾卡彭、威利斯大廈。但是,如果您在智利,您可能會得到不同的下意識反應:芝加哥?當然,芝加哥男孩!米爾頓弗里德曼和阿諾德哈伯格在芝加哥大學受訓的一代經濟學家的影響是如此普遍,以至於邁克爾喬丹和整個公牛隊都無法超越他們。

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奧古斯托·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 的獨裁政權下,芝加哥男孩進行了智利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經濟革命。他們的親商政策產生了壓倒性的影響,如今幾乎可以在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看到:教育、醫療保健、養老金制度等等。

芝加哥男孩的遺產在智利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方面,智利的經濟增長非常出色:其國內生產總值從 1977 年的 140 億美元躍升至 2017 年的 2470 億美元。另一方面,該國的經濟不平等令人震驚:總收入的 28.1% 集中在 1%人口,使智利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雖然芝加哥男孩的政策確實為一些經濟領域開放了真正的競爭,但他們也將資本集中在一小群人脈廣泛的巨頭手中。自實施以來,在皮諾切特政權下誕生的強大企業集團利用這些親市場的想法來避免競爭。

2019 年 10 月,當超過 100 萬智利人湧上街頭抗議不平等和精英特權時,對芝加哥男孩的批評引起了強烈共鳴。“Chao,Chicago”(“再見,芝加哥”),說的是典型的塗鴉信息。“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智利將是它的墳墓,”是抗議者的口號之一。

兩年後,智利選出了一個制憲會議,其任務是設計一份新的基礎性文件,以取代皮諾切特頒布的文件,皮諾切特的批評者——包括該公約的壓倒性多數——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大會主席 Elisa Loncon 表示,新憲法應建立“一種帶來正義的經濟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模式”。

今年7月的左翼總統初選,35歲的前學生黨領袖加布里埃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獲勝。在他的勝利演講中,鮑里克重申了 2019 年抗議活動的口號:“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它也將是它的墳墓。”

但誰是芝加哥男孩?他們是如何將智利變成今天許多人想要埋葬的社會實驗的搖籃的?

智利項目

直到 1973 年,智利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就像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一樣——由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 (ECLAC) 提倡的思想主導:強大的國家、保護主義和“向內”發展,優先考慮工業化作為擺脫不發達的途徑。這些不僅僅是左翼思想;右翼政黨和一些商界人士也支持他們。

在持續的冷戰中,這些思想的進步被美國政客視為威脅。時任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威廉·本頓 (William Benton)在 1961 年出版的《拉丁美洲之聲》一書中寫道,“智利的一個嚴重問題是來自大學經濟系的馬克思主義左翼經濟學家提出的,他們已經滲透到智利政府和經濟中。” 根據美國駐智利大使(1953-1956)Willard L. Beaulac 的說法,智利大學經濟學院——當時是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學院——是“共產主義的巢穴”。

根據智利歷史學家曼努埃爾·加拉特(Manuel Gárate)的說法,《智利革命》的作者(“智利的資本主義革命”,2012 年),美國政府試圖“打擊和抵制智利經濟教育中被視為‘社會主義思維方式’的東西”。本頓參議員的親密盟友、美國政府國際合作署 (ICA) 的代表阿爾比恩·帕特森 (Albion Patterson) 贊助了芝加哥大學與智利天主教大學 (PUC) 之間的一項協議。 ),智利保守精英的堡壘。該協議於 1955 年簽署,實現了教授和研究生的交流。作為這個“智利項目”的一部分,1956 年至 1964 年間,26 名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接受了教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阿諾德·哈伯格 (Arnold Harberger) 作為他們的學術和個人指導。

他們回來後,這個團體接管了市局經濟學院。智利前任外交部長胡安·加布里埃爾·巴爾德斯( Juan Gabriel Valdés ) 和作者胡安·加布里埃爾·巴爾德斯( Juan Gabriel Valdés)寫道,智利人帶著“一種使命感,經濟學家的使命,作為新哲學家,將科學和現代主義傳播給社會”芝加哥男孩的最深入調查之一,皮諾切特的經濟學家:智利芝加哥經濟學院(1995 年)。幾乎所有的“芝加哥男孩”都支持右翼政策和政黨,並在右翼政府工作,但他們認為自己是科學家,與意識形態相去甚遠。PUC 經濟學院前院長多米尼克·阿歇特 (Dominique Hachette)回憶說在弗朗西斯科·羅森德 (Francisco Rosende) 所著的“芝加哥學院”中,“我接受了良好的、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培訓,而不是‘大撒旦’設計的意識形態。” 1982 年至 1983 年擔任皮諾切特 (Pinochet) 前財政部和經濟部長的羅爾夫·呂德 (Rolf Lüders) 說芝加哥大學認為經濟“不是為一種或另一種意識形態辯護的工具”,而是以“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方式觀察現實。

該計劃得到了商業和政治團體的支持,他們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擴張的解毒劑。芝加哥男孩在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Cesac) 集結,該智囊團由當時最大的經濟集團之一的所有者、有影響力的右翼報紙El Mercurio的負責人 Agustín Edwards 資助,以及一個CIA合作者。

當馬克思主義候選人薩爾瓦多·阿連德在 1970 年智利總統選舉中獲勝時,芝加哥男孩感到他們的工作更加緊迫。當商業和軍事團體密謀推翻阿連德時,芝加哥男孩準備了一項名為“磚塊”的政府計劃,該計劃後來成為獨裁統治的經濟基礎。

1973年,一場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阿連德在總統府自殺。一個由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軍事“軍政府”從那時起一直控制著這個國家,直到 1990 年恢復公民統治。根據呂德斯的說法,“像《磚塊》中提出的社會經濟計劃是必要的軍事政變的先決條件。”

在阿連德被推翻和自殺後,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讓芝加哥男孩掌管其經濟團隊,賦予他們廣泛的權力將磚塊的想法付諸實踐。這不是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決定:皮諾切特嚴重依賴與芝加哥男孩有聯繫的商業集團 BHC 和 Cruzat-Larraín,它們將受益於即將發生的經濟突然自由化。這些集團以金融和出口部門為基礎,與以工業和“向內”發展為中心的傳統集團不同。

芝加哥男孩隊的領袖塞爾吉奧·德·卡斯特羅 (Sergio de Castro) 於 1975 年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他的同事在獨裁政權的經濟團隊中擔任主要權力職位。“他們都與 BHC 或 Cruzat 團體有個人和/或業務聯繫, ”政治學教授 Eduardo Silva 說。“這些有影響力的商人經常與政策制定者討論改革問題,”獨裁政權的前預算主管胡安·維拉祖 (Juan Villarzú) 說,結果是“一種特權關係——而且,正如那個時期的歷史所證明的那樣,一種對國家利益極為不利的關係——在這些企業和經濟政策,”智利前總統國務卿(1994-1996 年)Genaro Arriagada 表示。在他的著作Desigualdad(不平等,2019 年),前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埃薩吉雷 (Nicolás Eyzaguirre) 表示,與該政權關係密切的團體從國家獲得了價值 40% 的 GDP 財富轉移。

“智利是最純粹(或極端)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由於獨裁政權使用鈍力阻止任何辯論,在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劇烈改革以軍事命令的形式執行,沒有批評或反對,並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人力成本。”

“休克治療是唯一的方法”

芝加哥男孩隊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控制阿連德政府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為此,他們按照米爾頓·弗里德曼 1975 年弗里德曼訪問智利期間兩人會面時直接向皮諾切特提出的建議,實施了一項休克政策:“我認為,當一個人患有嚴重疾病時,需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為了治愈它,”弗里德曼當時說。“休克治療是唯一的方法。”

獨裁政權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投資,導致 1975 年工業生產下降 28%,而 GDP 下降 12.9%。然後,皮諾切特政權迅速開放經濟,包括放開價格;將海關費用從最高 94% 降至 10% 的全面關稅;取消某些稅收;並將工會減少到最低限度。

大約 95% 的上市公司被私有化,以清倉價出售給少數與獨裁政權有關聯的買家。這促進了裙帶資本主義和非常集中的經濟群體的增長。主要的國有企業被皮諾切特的親信收購。一個例子是鋰的主要生產商 SQM,它被皮諾切特的女婿胡里奧龐塞抓住了。如今,SQM 是全球前五名的鋰業公司之一,龐塞是智利第二大富豪。

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智力導師​​將“自由”這個詞放在了他們的優先事項列表的首位。在獨裁統治下促進這種所謂的經濟“自由”的悖論是他們遺產中最黑暗的部分。智利是最純粹(或極端)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由於獨裁政權使用鈍力阻止任何辯論,在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劇烈改革以軍事命令的形式執行,沒有批評或反對,並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人力成本。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於 1977 年和 1981 年訪問智利,他對皮諾切特有好感:“有時一個國家有必要在一段時間內擁有某種形式的獨裁權力。正如你所理解的,獨裁者有可能以自由的方式進行統治。一個民主國家也有可能在完全缺乏自由主義的情況下進行治理,”哈耶克在 1981 年說。

“一個人的有效自由只有威權政府才能保證,”塞爾吉奧·德卡斯特羅在 1976 年說。在獨裁統治結束時,德卡斯特羅會更殘酷地重複這個想法:“ con una metralleta en la raja, todo Chile trabaja。”(也就是說,“用機槍打屁股,所有智利人都在工作。”)

獨裁者手裡拿著機關槍,將退休、教育和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私有化。它在私營營利性公司 (AFP) 中實施了基於個人資本化的養老金制度。它切斷了對學校和公立大學的資助,促進了有共同付費的有補貼的營利性學校的擴張,這是當今大多數智利兒童學習的地方。它創建了Isapre,這是一家負責提供健康服務的私營公司。

一個虛假的“奇蹟”

這就是芝加哥男孩對他們意識形態的信念,當 1981 年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爆發時,“他們明確表示,‘無所作為’的政策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經濟應該能夠調整智利經濟教授帕特里西奧·梅勒 (Patricio Meller) 說。結果是災難性的:智利的 GDP 下降了 15%,失業率上升到 30% 以上,中央銀行失去了一半的國際儲備,該國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社會危機導致大規模抗議活動,將獨裁政權置於危險之中。巴爾德斯說,皮諾切特要求德卡斯特羅辭職,“標誌著芝加哥男孩‘天真’掌權階段的結束”。 獨裁統治最後階段的進程是由更務實的新自由主義者設定的,例如財政部長埃爾南·布奇(Hernán Büchi,1985-1989)。

米爾頓弗里德曼創造了“智利的奇蹟”這個詞,但皮諾切特時代的結果看起來並不那麼神奇: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說,“所謂的‘貨幣主義實驗’一直持續到 1982 年,一直是爭議的對象,但很少有人聲稱它是成功的。” 在他 1991 年出版的《飢餓與公共行動》一書中,森強調“貨幣主義實驗的失敗導致經濟繁榮的持續和廣泛的增長。”

在獨裁統治期間,智利的 GDP 每年增長 2.9%,在 1958 年至 2018 年間,皮諾切特在該國過去十屆政府中排名第八。年通貨膨脹率為 79.9%,在過去十屆政府中排名第二。失業率平均為 18.0%,是過去 60 年智利政府中最高的。

教育公共支出從 1974 年佔 GDP 的 3.8% 下降到 1990 年的 2.5%,衛生支出佔 GDP 的比例下降到 2%。1990年,皮諾切特交出的國家貧窮而不平等。按照現行標準衡量的貧困率為 68%。GINI 不平等指數為 0.57,是世界上最高的指數之一,與中非共和國或危地馬拉相似。

再見,芝加哥?

儘管如此,芝加哥男孩的一些改革確實為智利的發展播下了種子:經濟自由化、促進私人投資和中央銀行的自主權。1990 年之後,民主化的後皮諾切特政府保留了這些基礎,並以自由貿易協定作為補充,並小幅增稅以資助社會支出。1990 年至 1998 年,GDP 年均增長 7.1%,通貨膨脹率下降至 11.7%,失業率下降至 7.0%,而貧困率則穩步下降,2017 年達到 8.6%。“奇蹟”出現在民主時期。

然而,這個“奇蹟”維持了很高的貧富差距。如今,智利的人均 GDP 為 25,000 美元,但 50% 的智利工人每年的收入低於 6,320 美元。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智利最富有的 1% 人口收入佔總收入的 28.1%,在可比數據中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中非共和國和莫桑比克,與墨西哥並列。少數家族主導著經濟,屬於這些家族的一家、兩家或三家公司壟斷著藥房、銀行、雞肉和電話服務等市場。在其中幾個團體中,已經發現了串通、逃稅、向政客非法付款和消費者欺詐等案件,最終沒有讓犯罪方入獄。

此外,該國的經濟模式已經失靈。智利的經濟仍然基本以採礦和漁業為中心,尋租無處不在:出口的 50% 是銅礦。“我們可以預期,一個幾十年來一直在做同樣事情但資本不斷增加的國家,將面臨收益率下降的問題。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的高水平投資,從而實現生產力的飛躍。這不是智利的情況,”經濟學家 Óscar Landerretche 總結道。智利是經合組織中研發投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國家為 0.35%)。在過去的 15 年中,生產力和增長一直在下降。

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懸殊、濫用以及對改革的反對,如對私人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法新社(智利一半退休人員的收入低於 3.106 美元),所有這些都導致​​了 2019 年的大規模示威,並最終引發了這個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一部將埋葬皮諾切特的憲法。

(通過google機器翻譯而成)

https://promarket.org/2021/09/12/chicago-boys-chile-friedman-neoliberalism/

駁斥中國經濟奇跡的:強國危機: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興衰——中文版序言

中文版序言 [1]

區龍宇

作者按:這本書原為英文,2012年底由Merlin Press出版,先後出了法文版和日文版,中文版則是今年才由台灣群學出版社出版。為了方便讀者,現在這個網絡版序言略加刪節,同時補充小標題。文後附有關於此書的書評連結。

中國從一九七八到二〇〇九年,經濟平均年成長高達9.9%,國民生產總值躍升了十八倍。[2]這樣的連續高速增長,當代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能匹敵。有研究指出,這個成長率被誇大了,比較現實的評估應為7.5─8%,因此中國的表現,基本上與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相似。[3]我們應該認真看待這個觀點。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表現不是那麼出色,它的高度成長,仍然使它從小農大國,變成一個相當都市化的社會,這種轉型及其影響不容低估。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商,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它已經進入了中上收入國家之列。

中國變化之快堪稱奇蹟

中國變化之快,使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出爐不久,便被證明過時了。當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中國即將崩潰論甚囂塵上,[4]但只維持了幾年的光景,而取代它的,竟然是中國崛起的論述。最近,這套論述轉變為「中國將統治世界」論,認為中國不只崛起,而且為世界提供了「另類現代性」。無怪乎有左翼學者嘲笑這是「中國躁狂症」的表現。[5]在中國大陸,親政府支持者甚至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開闢了漢唐盛世,或者開發出所謂中國模式,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繁榮。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財富高度集中,而這往往犧牲了勞工和環境。一次又一次,不同作家預測中國出現大規模的民主反抗高潮,甚至革命。二〇一一年初,當阿拉伯之春橫掃中東,小規模示威也出現在北京和上海街頭了,這時很多人預期中國也會出現大變。這沒有發生。

中國的發展撲朔迷離,也反映在一次國際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二〇一〇年,中東革命前六個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和蓋洛普市場調查公司(Gallop Market Research Corp),同時在中東進行民調,而結果相同──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處境很吃力,而不是寬裕。這兩個調查,也與後來的阿拉伯之春,相當吻合。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民調結果卻相左。皮尤的調查發現,「中國顯然是最自我滿足的國家。近九成(87%)的中國人滿意國家的方向,91%對當前經濟感覺良好,87%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6]與此相反,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12%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寬裕,多達71%的人認為處境吃力。[7]二〇一一年3月,皮尤研究發表文章,題目是〈樂觀的中國人不準備發動茉莉花革命〉。[8]此文似乎顯示該機構頗以其調查結果更準確為榮。無論如何,對中國的兩種矛盾的調查結果,反映研究中國之難。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麼快?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充滿不可預測性?經濟成長會持續下去嗎?崛起的中國向何處去?它真的代表另一種更好的現代化?它是否會認真挑戰美國霸權?抑或中國面臨內爆的危險?

如何形容中國眾說紛紜

談到當今中國的社會/國家性質,概念名稱可說是琳瑯滿目。一位任教於香港的學者丁學良,說用來命名中國的體系之名稱高達十八個,從威權資本主義、商業列寧主義到儒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9]這個有趣現象,再次反映,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最大謎團之一。這份名單肯定不完整。他沒有提及官方的命名,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內外,都有人同意這個命名。

《經濟學人》在其二〇一二年1月的特別報告中,則把中國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考慮到中國的驚人成長,相當程度是國家主導,這個說法自有一定道理。最近,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再次建議,中國政府應促進更多私有化和放寬管制,理由是只有自由市場和私營部門,能帶來效率和成長。然而,此論無視中國的高速成長,已長達三十年,卻相當依靠國家之積極干預,以及國家控制經濟命脈,而非只依賴所謂自由市場。

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那麼它也很特別,所以擁有自己的名字可說當之無愧。這個名字便是「官僚資本主義」,因為此名抓住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徵,即官僚(bureaucracy)的核心作用。是這個階層,把中國從非常敵視資本主義,轉變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同時,它還透過壟斷國家強制力和金錢的力量,使自己致富。以此為切入點去分析,較能撥開迷霧。但如果僅止於此,那就無法解釋它迅速崛起。關鍵是官僚代替了資產階級進行現代化。早在一九七七年,後來移居西德的原東德哲學家和政治家巴洛(Rudolph Bahro),在其《東歐的前途》一書,針對蘇聯東歐經驗,就指出「官僚制在保證工業騰飛所必須的強制性積累中發揮重要歷史作用……它是那些資本主義無力完成工業化使命的社會中……的資產階級的替代階級。」[10]這種體制,也給了統治集團新的動力,促進更高速的工業化和國家投資,以及藉由壓制勞工,為中外資本打造出世界上最有利營商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牢牢把握權力,一旦進入經濟衰退週期,它也可以迅速救市,所以當二〇〇八年各國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市場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救市最為迅速有效。

官僚高踞一切階級之上

更為驚人的是,這個官吏集團,高踞所有階級之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同時通過高速工業化,締造了新一代的工人階級,但又​​不容他們過問「社會主義建設」的決策。然後,在資本主義時期,它又召喚私人資本還魂復活,不過只能叨陪末座。同時,官吏集團一方面把「國家主人翁」(國企工人)貶逐到失業行列,另一方面,則從農村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農民工。六十多年來,它把這個階級貶逐/消滅,把那個階級提拔,然後又貶逐,好像各個階級都只是可憐的臣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全憑黨的憐憫。而在這個過程,中共又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成就了中國崛起。難怪有人開始把中共統治與漢唐盛世做比較了。

為什麼中國官僚能獲得這樣的權力?為什麼號稱要建設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陣營和中國,都先後變成官僚國家?它的權力基礎是什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charisma(超凡魅力)型」領袖的理論,及其官僚與理性化的理論,均可揭示一些秘密。然而,韋伯雖然料到,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需要,令本是統治精英的「辦事員」,即官吏,可能有一天掌握最高權力,把社會變成「硬殼」(即舊譯之「鐵籠」);但是,只要統治精英,通過議會選舉鍛煉出超凡領袖,就能始終反制官吏之奪權傾向。

可是,韋伯沒有料到,超凡領袖可以和官吏階層(還有街頭惡棍)結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希特勒聯合國家官僚及軍官警察(還有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衝鋒隊),共同毀滅議會民主,從而毀滅反制官吏的力量。總之,對於整個官僚問題,韋伯未能提供足夠合適的分析工具。而這個不足的思想根源,部分由於他過分以統治精英為中心,又過分看輕人民群眾在型塑歷史事件上的作用。[11]

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

與此對比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官吏的研究,他們指出,官吏在特定條件下如何變成至高無上的仲裁人;他們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一幕幕人民群眾介入歷史的場面,看到社會各集團的互動關係的全景圖,這樣才能比較了解官僚權力的來源。這些早期理論,對於了解十九世紀拿破崙主義,以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托洛斯基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再參照俄國革命的墮落,分析蘇聯的內外矛盾,並準確預測,蘇聯官僚,在一個集體化財產的社會,其能高踞一切階級之上,只能是暫時現象。它要麼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新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要麽被工人革命掃除。無論哪種方式,官僚的權力,最終都會面對重大挑戰。一九九一年蘇聯的崩潰,證實了他的理論。相比之下,即使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高層情報官,仍然相信冷戰會繼續下去,因為蘇聯發展得不錯。難怪他們對於蘇聯不到十年就崩潰無比震驚。[12]

然而,中國與蘇聯相比,雖有相同一面,更有相異一面,需要我們對中國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官僚從反資本主義變為恢復資本主義,在這個歷史軌跡上,中蘇兩國是相同的。但其具體結果,卻大不相同,所以一個因走資而經濟蕭條,一個卻因此繁榮了近乎三十年,並因此變成工業化國家。

何以如此,直接而言,當然與蘇共分裂,而中共在一九八九年沒有分裂,很有關係。蘇共裡面的史達林派與走資派,互相鬥爭,最終後者勝出,並復辟資本主義,更帶來嚴重經濟倒退和非工業化。中共沒有分裂,且由鄧小平統一全黨,鎮壓民運,才有後來的成功走資。中共成功,表面上因為有鄧小平這位「超凡領袖」。但超凡領袖本身,往往也是社會在特定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水平下,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的產物。簡言之,鄧小平之「超凡」,以至中共官僚制度之特強,可以從中國經濟與文化水平,比諸當年俄國更落後,找到關鍵解釋。這便是「落後的優勢」的理論。此所以中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也殊異於當年俄國,亦從此塑造了中共官僚集團的特殊性。這個特性既讓鄧小平當年得以統一全黨,又讓他在最有利於中共的條件下,一箭雙雕,既復辟資本主義,又推動更高速的工業化。

瘋狂工業化走向反面

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中共一箭雙雕,卻帶來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就是大大改變了中國原有的經濟水平和階級關係。一九八〇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農佔八成人口的國家,而今天,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越農村,成為相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大國。俄國中間階級發展遲緩,但中國的中間階級卻發展得很快。至於勞動人口,城鎮勞動者現在佔勞動人口超過五分之二,而產業工人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服務業從業員佔世界總量的五分之一。這一切,反過來必將改變中共的權力基礎。因為工業化及都市化,雖非直接帶來民主,無疑也為民主化提供了雖非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有人斷言,中國人天然不支持民主。此話昧於幾百年民主革命史及民主理論。近代世界民主運動,之所以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實得益於現代化,它締造了民主的必要物質條件,包括都市化、工業化,而這又催生了傾向民主的新階級;再加上通訊技術、普及教育等等,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個體性覺醒等等。而這是分散的小農經濟難以提供的。[13]所以,中共非常成功的工業化,其實最終孕育了自己的潛在反對者。

事實上,中國中下階層日漸不滿。工人日益難以忍受軍營式資本主義。即使是中間階級,也由於財富日益集中於官吏集團,越來越難向上流動。由於官吏集團同時壟斷了國家強制力量和經濟命脈,從中又化公為私,同樣令到中小資本充滿怨憤。官吏日益成為所有階層的箭靶。官民之間的較量,只是剛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成長開始走下坡,社會矛盾難免偏向增強而非減弱。中國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已經進入瓶頸。

但城市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增加,不會自動帶來民主覺醒或階級意識。雖然我們看到很多自發罷工,以及普通公民反污染的運動,但是它們局限於單一工廠/議題,也沒有超越眼前的需求。究竟什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力量,在抑制他們朝更進階的社會運動發展呢?

那個死而復生的私人資產階級,既然在數量和經濟實力上也大有增長,那麼,他們能否有一天,挺身而出向中共要求民主呢?中共自己,在一個已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面對著日益提高了社會期望的各個階級,又會如何回應呢?它的前現代的官僚政治文化,能解決現代化的任務和矛盾嗎?還是兩者日益衝突?

這本書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答案。但中國有太多謎團,觀察家必須準備好,來年將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意料之外的事。這本書希望做到的,是以中國革命歷史為經,以社會各集團的相互關係、及其如何隨經濟/文化發展而改變為緯,來探討中共威權統治的未來,以及中國的民主前途。 附錄:關於本書的書評/訪問:

台灣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短評: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對理解當代中國或「中國模式」有重要意義。區龍宇指出,要理解中國崛起的動力與矛盾,不可套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分法,而是必須掌握中國革命史,掌握官僚集團、國家機器與各階級的相互關係,才能解釋中國當前既具普遍性也具特殊性的「官僚資本主義」。在思想戰線上,本書也對中國的自由派、民族主義左派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並在記錄「底層的反抗」(中國工人的民主抗爭)和「邊陲的覺醒」(香港的雨傘運動)等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前景。全書結構完整、論據嚴謹,是必讀之作。
朝日新聞訪問:談中國官僚資本主義

Christopher Connery: Revolutionary China and Its Late-Capitalist Fate A Review of Au Loong Yu, China’s Rise: Strength and Fragility, and Other Recent Writings on China

[1] 這篇序文,是在英文版序言的基礎上,略作增補而成。

[2] 《中國統計年鑑20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

[3] 參考《龍的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思路》,喬納森.安德森,御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7,第五章(”How to Think about China”)。

[4] 較為著名的,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中文版由台灣的雅言文化出版(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Gordon G. Chang, 2001, Random House)。此外,還有China on the Brink –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Callum Henderson, 1999, McGraw-Hill. 後書作者,在估計中國當時快將崩潰上,不像前者那麼大膽,但他認為,中國經濟也許難以熬過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他估計錯了,但這並非關鍵,關鍵是他作出估計所依賴的理據。他自認是「市場的虔誠信仰者」,因此他認為,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支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參看其〈結論〉一章。

[5] 《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馬丁.雅克,中信出版社,北京,2010(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Martin Jacques)。關於此書的批評,可參看:”Sinomania”, Perry Anders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6] http://www2.lse.ac.uk/IDEAS/programmes/transatlanticProgramme/pdf/pewGlobal.pdf

[7] http://www.gallup.com/poll/147167/High-Wellbeing-Eludes-Masses-Countries-Worldwide.aspx#1

[8] http://pewresearch.org/pubs/1945/chinese-may-not-be-ready-for-revolution

[9]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香港牛津出版社,2011,頁70。

[10]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1978, NLB. 中文譯文引自:

《官僚制》,戴維.畢瑟姆(David Beetham)著,吉林人民出版社,長春,2005,頁85。

華人學者而研究過這個議題的,可參考:

〈中國的改革─沒有資產階級主體的資本主義革命〉,王曉瑩,載於《政治理論在中國》,陳祖為、梁文韜編,牛津出版社,香港,2001。

[11] 對韋伯的扼要批判,參看簡守邦翻譯的《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第五章,韋伯文化,台北,2004(Social Theo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Alex Callinicos, 1999, Polity Press)。較詳細的批判有Max Web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Kieran Allen, 2004, Pluto Press.

[12] Age of Extremes –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Eric Hobsbawm, 1994, Abacus, p. 249.

[13] 關於現代化與民主的關係的辯論,當然不可不提Seymour Martin Lipset (1959)的”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但具體哪個現代階級能夠實現民主,又有很大爭論。Lipset傾向把「中等階級」視為民主旗手。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則常被解讀或誤解為主張「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三位學者1992年所著的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則認同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才是民主旗手。

https://borderless-hk.com/2017/05/24/%e5%bc%b7%e5%9c%8b%e5%8d%b1%e6%a9%9f%ef%bc%9a%e4%b8%ad%e5%9c%8b%e5%ae%98%e5%83%9a%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7%9a%84%e8%88%88%e8%a1%b0-%e4%b8%ad%e6%96%87%e7%89%88%e5%ba%8f/

還有這個,反共左派發布的: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24685

這個外網一大堆網站也在駁斥這個所謂的“獨一無二”的“奇跡”,世界上沒有奇跡的,也沒有烏托邦,那些都是謀財害命的東西。

NoStepOnSnek Taxation Is Theft

@Provident #174391 Pinochet can't save Chile again

你这篇文章其实就是说出了中国大陆未来的上限。如果将要发生的革命一定会是一个无产阶级主导的经济诉求的革命,而不是一个有产阶级主导的政治诉求革命,那么大陆的未来就只会以经济低迷社会秩序混乱的一个常态存在。可能这对某些人来说已经足够,毕竟跟现在比得话在很多地方更好。然而这不是我希望的发展,我希望的发展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完善的改革,我认为这种改革可以带来更好的未来,而这种改革只能由具有理想主义的有产阶级来主导,因为它并不能直接解决无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诉求。

当然这不代表我对现在民运所进行的路线没有诟病,对像《玻璃心》和各种支黑言论,我认为也没有帮助,但是同样需要警戒的正是你所说的对经济民生诉求不做分类的直接承诺。如果人们支持民主化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可以获得某种利益”,那么这种民主化必然失败,因为政治机器是零和游戏,无法使所有人获利。反之,参与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避免我的利益被别人夺走”,而这是可以达到的,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的完善。在宣传民主化对民生的影响时,切记不要忘记把民主化当成“获得手段"和“保护措施”的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

@NoStepOnSnek #174449 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因为如果公权力是采用普选的方式产生,那么最终肯定是资产阶级更具有宣传竞选的优势,如果公权力不是采用普选的方式产生,那么肯定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官僚垄断了领导权,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无产阶级都从来没有领导过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局编造的谎言,无产阶级领导是个不符合逻辑的伪命题。就像社会主义永远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生产资料永远不可能实现公有化一样,任何公有化从来都是垄断公权力的政权实现的权有化和官有化。这也是我认为真左其实是可以拉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真左同样是对权有化和官有化不满,他们和自由派的区别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他们倾向于走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倾向于走三权分立的议会道路。但只要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逻辑上不成立,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走三权分立的议会道路,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变得一致了,这也是他们需要启蒙的原因。

事实上政治是零和规则也同样是伪命题,要破解这个说法非常简单。因为在成熟的宪政社会,随着高新科技实现的生产力升级,经济民生的水平都是同样获得提升的,这个只需要我们对比过去两百年成熟宪政社会经济民生的水平就可以发现了,资本家通过资本累积获得财富的能力比过去更强,但是民众的经济民生水平也比过去更好,结果是双赢的,所以我们经济民生倒退和所谓的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无关,相反,在高精端科技产业,保障员工优厚的福利反而才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996是不可能有利于人去创新的,我们的经济民生倒退本质上就是专制当局破坏经济侵犯民权的结果,所以现实既非“通过夺走别人的利益来获得我的利益”,也非“保障自己的利益不被夺走”,而是“所有人的利益都获得增加,没有人的利益减少”,这就是现代宪政化比起传统的民主化更具有诱惑力的理由。

( 由 作者 于 11月8日 编辑 )

@守法刁民 #174454 不管革命发起者真正居心或身份如何,如果他的号召使得无产阶级行动了,那么这就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而最能号召起无产阶级的口号自然上就是与基于私有财产的秩序相对的。

关于第二段,国家机器从定义上来说是基于暴力的,不会有额外的价值从它的行为中产生。在成熟宪政国家中,国家机器所在做的也只是分配,双赢是由在市场中人们的进行的互利交易产生的,因为只有交易双方都觉得一个交易对他有益时,这个交易才会发生,而国家机器的行为是由公权力单方面决定的。

@NoStepOnSnek #174457 在一个言论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只需要让无产阶级明白,无论私有财产是否得到保护,只要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最终无产阶级都不会是获益者,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被带动起来,事实上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共党也根本没有机会发展壮大。

至于第二段,我只是想说明零和思维在未来是不会有市场的,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利益需求和保障私权两者之前会发生冲突,各个阶级的利益需求在现代社会并不以侵犯他人的私权作为前提。

@守法刁民 #174458 我的意思是,对于各个的诉求,我们应该分析它会不会侵犯私有财产权,并且不对那些侵犯的给予支持,毕竟我认为革命的目的应该是建立一个私有财产权受到足够保护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满足所有的诉求。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一个团体在短期内获得太过绝对的权力从而去侵犯私有财产权。至于零和,如果一个政府维持了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秩序,那么社会的发展自然不会是零和,但是它的职责也只有如此。

@NoStepOnSnek #174461 你是对的,但是太抽象了,和百姓的生活太远了,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民运派要夺回话语权应该以经济民生为切入点,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民众共鸣,那才有下一步继续谈下去的基础。过去民运派之所以不得民心并且越来越向支黑反华的方向魔怔化,就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主张太抽象了,什么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私有财权,很不接地气,他们也没有把抽象概念和现实生活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所以才会丧失话语权。

@守法刁民 #174467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尝试着更接地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一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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