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從維權到反共 維權過程 时政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三)堂吉訶德般的維權與單人社運

從2016年9月赴位於廣州南方報業大樓的南周總部面見記者,到2018年5月28日自上海浦東機場乘機抵港,在中國大陸這1年零9個月期間,我去了許多政府部門、高校和媒體,當面遞交材料、陳情和呼籲;而EMS郵件也發了30多封;主幹內容相同的電子郵件更發給近百人,包括高校學者、媒體記者、政府官員、社會名人、社會活動人士、心理學者等,基本都是我有所了解和認為可信(如看過其書籍、文章或其他場合言論)的人,還有幾十封電子郵件和EMS,發給了媒體、政府機構、高校。

在此有必要說明壹下當面遞交或通過EMS寄遞、發送的電郵所發的材料、信件、郵件內容:

每套材料內含4-7份材料,包含80-150張/頁自費打印(當然是自費,或者說是用父親給我的生活費,否則誰給我發錢)的單面紙張/電子文檔,寫給不同機構和個人的有針對性與區別的《致xx(高校/政府部門/媒體/個人)的呼籲信/請願書/壹封信》;我投入巨大心力完成的《關於校園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壹些思考》這篇9萬多字的理論性分析文章;根據《思考》而編寫、包含三十三條清晰具體建議的《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防治校園暴力的具體建議》(即《思考》中的建議部分,也是《建議書》的詳細版)。給涉及我個人校園暴力事件管理部門、新聞媒體的,除了這三份,還有集中而簡要的講述我遭遇的校園暴力詳情的《舉報信》/《我的苦難歷程》,以及匯總了各學校涉事人、旁觀者、知情者的名單《證人名單》。對我非常信任的發信對象,我還發給他們我寫的那篇包括詳細人生經歷的自傳性質的、長達12萬字的《壹個“特殊”學生的自述》。(發送和遞交的絕大多數紙質文件均有我的簽字和手印,只有發給以前個別老師和心理咨詢師的沒有必要按手印)

因我個人遭遇的校園暴力已過去很久,證據早已滅失,加之中國政府機構普遍存在的不作為和腐敗,我對於通過政府機構或法律途徑解決我遭遇的校園暴力個案並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沒完全喪失這方面的信心,如提起訴訟(我咨詢過律師,追訴期還能商榷),不過需要媒體先報道,產生影響),但指望能夠由媒體介入,調查真相,為我討個道理上的公道、得到輿論上的支持,或許可以改變我的人生命運。

而更重要的目的,則如我的《呼籲書/請願信》中所說的(引用篇幅較長,且混摘了寫給不同機構的壹些章節。不過很有必要將下列的內容全部摘錄,因為這些文字包括我的壹些基本情況,其中提到的個人想法,也是我四處奔波、呼籲的緣由、精神動力,也與我後來赴港維權的各種行為密切相關):

“我是壹位學生,由於壹些原因,我遭遇了極嚴重的校園暴力以及相伴的網絡暴力,身心受到極大創傷。因此現在我寫了關於防治校園暴力的建議書並發送給新聞媒體、知名學者、政府機構、社會活動人士及各大高校和社科機構,希望能夠為社會關註和解決校園暴力、網絡暴力以及其他教育問題、青少年成長問題提供壹種參考。我不僅是為了自己,也希望能夠幫助比我更悲慘的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百萬千萬孩子。

如果建議信中提及的那些制度或機制現在已經實現,最近數十年來遭受校園暴力傷害的百萬、千萬乃至更多未成年人,就不會遭受這麽多的欺淩,就不會經歷那麽多的痛苦,即便遭遇校園暴力,也能早些被制止、被救助,更有充分的證據追究責任而不是苦於證據不足無法追責,更不會像現在遭受各種誤解、冤屈,以及帶來的歧視、排擠和各種長期的、嚴重的、永久的傷害。

我親身經歷過校園暴力,同時也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了許多發生在身邊的相關校園暴力事件,有許多孩子就因為青春期受到欺淩,身體被傷害、精神被擊垮、尊嚴喪失,如同花兒被摧折,原本應該美好的青春被毀掉,甚至壹輩子留下陰影,對成年後的生活造成嚴重危害(具體危害我寫在發給妳們的文章中),正如我在建議書中所說的:

“校園暴力的本質,是壹種精神剝削,它與階級壓迫、政治迫害、種族壓迫、強奸與性騷擾、歷史上對LGBT人士的歧視與迫害(現在LGBT人士處境有很大改觀但是還存在被歧視和迫害的情況)、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剝奪等壹樣,都是壹種傷害、壓迫、迫害行為,會給受害者帶來巨大損傷,包括現實利益的毀損與心靈創傷。保護未成年人,要著重保護遵紀守法、不傷害他人的那些未成年人,而不是本末倒置,容忍壹些人傷害他人,給他人帶來無可挽回的身心傷害,而這些加害者在這種欺淩他人過程中“積累人生經驗”、成長起來,“慢慢變好”。

但是相對於階級壓迫與社會動亂、政治迫害、種族壓迫、性騷擾、歧視LGBT人士、對殘疾人的欺淩,校園暴力是被忽視的,雖然許多校園暴力的酷烈程度不亞於甚至高於前者。這種現象必須被扭轉、被改變。必須要重視校園暴力問題,因為無論是校園暴力的殘酷程度、還是涉及的人的數量、長期危害,都可與女性在歷史與現實受到的性別性質傷害、LGBT人群受到的迫害、殘疾人權利權益的喪失“等量齊觀”。

每時、每天、每月、每年,都有未成年人在受校園暴力的摧殘,而日積月累,年復壹年,就有數百萬、數千萬孩子被校園暴力傷害(中國缺乏統計數據,可根據壹些調查及類比日韓及港臺地區的校園暴力發生比例、件數推算中國大陸數據),讓他(她)們的童年、青春充滿傷痕、黑暗,甚至終生都自知或不自知的處在青春的陰影的籠罩下,原本健康快樂的生命變得晦暗、陰暗,充滿悲劇的度過壹生。

當發達地區的大多數孩子都生在陽光下,得到充分的呵護而無憂無慮的生活時,還有許許多多孩子,尤其生活在發展相對滯後區域的、教育質量有待提高的學校環境的孩子,經常處於被欺淩、被傷害的生活狀態下,每日每年都處在恐懼、屈辱與痛苦之中。他們是被大多數人因“幸存者偏差”而有意無意忽視的人,是因缺乏關註與關愛、甚至被校園暴力旁觀者冷漠以待而受到在遭遇校園暴力後的二次、多次重復傷害的人。他們本性與其他普通孩子壹樣純良,命運卻與正常生活的孩子迥異,飽受校園暴力的傷害,這何其不公?連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保護、都給予其各種改過自新的機會與條件,這些無辜(或者所受傷害遠超其應該承受的程度)的校園暴力受害者為何卻無人幫助、甚至還要受到更多誤解、面對冷漠無情的世界?黑白顛倒,善者無善報,惡者無惡報,甚或軟弱善良之人飽受欺淩,兇頑惡毒之人卻人生之路順利無阻,通過欺淩剝削他人走向成功。黑白顛倒,善者無善報,惡者無惡報,甚或軟弱善良之人飽受欺淩,兇頑惡毒之人卻人生之路順利無阻,通過欺淩剝削他人走向成功,成為既得利益者,天理何在?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對於未成年人的世界,同樣如此。未成年不是違法犯罪的擋箭牌、不是青少年生存於醜陋的叢林法則環境的遮羞布。我們不應該對未成年人遭受的來自同學、同齡人、老師、家長等多方面的傷害作壁上觀,或者輕描淡寫。我們必須加強防治校園暴力的制度建設、社會參與,推動防治校園暴力的制度化、法制化、公正化、科學化、透明化、普適化、公共化。要讓防治校園暴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讓每壹起校園暴力事件都得到相對更為公平的處置;讓每壹位未成年人都得到平等的對待,讓受傷害者得到公道和救濟,讓加害者受到懲罰和真心悔過;讓社會公眾,不同職業、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公民們都普遍的、廣泛的參與到防治校園暴力的進程中來,共同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的成長保駕護航。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雄於歐洲則國雄於歐洲”。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兇暴則社會暴戾,少年殘忍則國人狠毒,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老年時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成年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虛偽缺德則成人狡詐陰險……為了我們的下壹代的成長,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改革教育、增加對校園暴力問題的關註、強化治理,以保護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孩子們的身心健康,讓孩子們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讓每壹個學生都能夠平等的、自由而不受外界傷害(尤其不受同儕欺淩)的前提下學習與生活,讓每壹個生命都快樂、自由的成長。

雖然解決校園暴力問題要通過很長時間的努力,但是必須盡早做、盡快做,盡各自所能去做,盡可能讓更少的人受害。反欺淩行動的遲緩,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校園暴力的摧殘,時代雖然在不斷發展,他(她)們的青春卻只有壹次,無法重來。防治校園暴力,迫在眉睫,不能拖延。”

簡單來說,因為我的人生、前途命運被校園暴力毀掉,但我不願意這麽認命了。我很想為校園暴力受害者們爭壹口氣,讓社會能夠聽到受校園暴力傷害者的呼聲,讓人們知道校園暴力受害者所受的苦難。如果這樣,我這麽多年所受的欺淩、屈辱就沒有白白的承受。如果我的建議被政府和相關機構采納,很大程度上就能讓許多其他的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轍;如果社會各界人士都能關註、了解校園暴力的表現形式、發生原因和嚴重性,參與防治校園暴力,那麽反校園暴力的目標就能逐步實現。更進壹步的,還有可能以反校園暴力為切入點,推動教育改革,讓我呼籲的對於教育內容與形式的改革建議得到重視,尤其推動人文學科教育朝實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方向發展。

如前所述,我用發送電子郵件、通過EMS寄遞材料、找相關個人與機構面談並當面呈交材料這三種方式,來呼籲社會關註和參與防治校園暴力、網絡暴力,推動教育改革。

向社會活動人士、學者、媒體等個人或機構發送電子郵件,並不簡單。雖然我發給他們的附件(幾份正文材料)大同小異,但單獨致他/她/機構的信卻大不相同。我在發給每個人/機構之前,都會詳細了解此人或機構的概況,除其身份,還要了解他/她擅長的知識領域、成就、價值觀、現在的基本生活工作狀況及近期動向;該機構(媒體、高校)的概況。以媒體為例,需要了解其風格、價值取向、在國內外新聞界的地位、歷史成就(假如有的話)、能夠側重於哪方面(如理論分析/激發情感、促使政府行動/引發民間討論/利於國際社會關註)來報道校園暴力問題……

不過我了解這些倒不需要太多時間,因為我發往的大多數人或機構,都是我有所了解甚至很熟悉的人或媒體。例如秦暉教授,我詳讀過他的幾部主要著作,了解他的思想價值觀與品格;如壹位南周資深記者C(此人對我還不錯,為保護其名譽,在此不便透露姓名。後面還會提到),我細讀過他絕大多數文章和報道,對其擅長領域與報道風格極為熟悉;如紐約時報,我常看其中文網文章,其政治傾向和傳遞的價值深入骨髓,是我非常崇敬的媒體……我只需要對他們的個別信息、最新動向再確認壹下就好了。

真正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的是給他/她們寫信。信中都要涵蓋上面所提的對方的概況、成就,我為何認識/找到他,最重要是怎麽把校園暴力問題與這些收信對象聯系起來,讓他們覺得自己有必要幫助呼籲社會關註校園暴力、參與防治校園暴力。而這,就需要具有針對性的寫不同的內容。每封信少則近2000字(如《致賀衛方教授的信》),多則6000字(如《致紐約時報的壹封信》),每字都要字斟句酌,爭取字字入骨,充分、完全、深入的表達我的觀點和訴求。不過也有些信可以用較類似的格式,信的主體部分內容相同,如致中國各大高校的防治校園暴力的請願信。我寫給壹百多人/機構,除去可重復的部分復制粘貼,分別寫成的致他們的信(不包括那7篇正文)累計就有三十至五十萬字(沒具體統計過,估算的)。然後,再壹份份的發出去,等待回音。

我通過EMS寄的紙質文件,以及當面遞交的材料,也包括與上述寫電子郵件同樣的心血,當然還有更多的辛苦。寄EMS,不是壹件輕松活。如我當時發的推文:“我印的紙質文件累計就有四五十份(每份三到六篇,最長的55頁,短的建議書也有14頁,每份共計120多頁。以上不含《自述》。少數包括《自述》的又多出80多頁),每次印幾份,還要區分發給不同的人和機構的內容差別,還要每篇都簽字按手印,然後提著大包去郵局,然後怕搞混了,寫壹份快遞單交壹份,然後如法再交第二、第三第四份……然而那些接收機構呢?”僅僅去復印店印文件,就動輒近百元(壹次印四五份)印刷費,還要扛著那麽沈的文件去郵局,大熱天大汗淋漓。在郵局,每份寄遞費用因重量和省內外的區別,費用在25-45元之間,僅郵寄費就累計花費不低於1000元。

為了呼籲被重視,也希望找到可以幫助我個案的人或機構,我還經常乘車(火車或長途汽車)去媒體機構、政府和高校。我常住在河南,而為了去這些機構,以及去拜訪我認為可以幫助我的人,還有上訪,我去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至於省會鄭州,自初中起去過不計其數,很多是散心),其中上海和北京都去過多次,有時會常住在京滬的青年旅館。而這,需要不小的開支和巨大的精力。但這種奔波換來的常是閉門羹或假意的客套。還有壹些人恰巧不在(因無聯系方式無法預約,且有聯系方式的大多我也不預約,因怕被直接拒絕;而如果我到了他們辦公室門口,見了面,我有機會當面陳詞、講述遭遇和目的,把事情講清、講細,然後直接面呈材料,對方收下的幾率就比較大。當然,這麽做是不太合適,但實際效果會好壹些,哪怕根本上還是沒有多少作用),而我只能返回河南。不過我出門也不止為了這些,還有以旅遊緩解緊張心情,以及找心理咨詢師做心理咨詢的目的。而在此期間,無論是拜訪他人、旅行還是上訪,都讓我見識了各種人和事,認識到社會的病態、國人身上包括自私利己在內的各種劣根性,以及民生疾苦、世事艱辛。我就像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壹個人孤身與社會不公、校園暴力遍地的大環境搏鬥,在懸殊的力量對比下,做著力所能及的事、追求著力所不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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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惊恐的时刻,是在不幸还能弥补之时;在它们不能完全弥补时,就应以勇气面对它们。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