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果香港是鐵達尼號,周冠威就是那位小提琴家 (转) 分享发现

作者:萧云 (转自 萧云facebook

周冠威导演

弁言

早於反送中運動的某夜旺角,筆者赫然見到周冠威也在場拍攝,但他著筆者保密。兩年後真相大白,有一個人看完《時代革命》後嚴肅地站起,回頭望向身後的周冠威:「周導,你十九會被拉。

只有極少人獲許觀看《時代革命》,除了片中受訪者,還有答應會為周冠威辯護的律師。

因為記錄片由名字到內容都沒諱飾,翔實紀錄反送中運動,所有口號和訴求都可在片中看到,一名受訪者便形容習近平為「皇帝」。

還有兩名受訪者本可優先欣賞卻沒有機會。

戴耀廷坦承若果當年七一他身在立法會,作為「和理非」他或許會阻撓群眾衝擊,但結果令他別有感悟:

勇武派更愛香港,願意付出更大代價。和理非嘅最高層次就係自我犧牲,我自愧不如。

而何桂藍則在片中佔更大比重,因為她在 7.1 和 7.21 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她說梁凌杰的死是香港民主運動的第一筆「血債」,此後出現不斷的自殺潮,猶幸自毀的傾向「靠運動嚟治癒」:

「從此民主運動 ground 喺香港依個地方。」

* * *

一、是香港人促成這部電影

「喺康城。」

筆者探詢《時代革命》在哪裡首映,周冠威回答時語氣難掩企盼,那裡畢竟是電影的聖地。但聽著他侃侃而談,漸漸發現他說的「興奮」無關個人榮辱,「可以將受訪者嘅說話放喺咁得體嘅地方上映,我好滿足。」

影片已抵法國,政權無從阻撓,周導終於鬆了口氣。儘管康城影展早於 7.06 開幕,卻刻意瞞住《時代革命》的首映,直到 7.15 國際媒體才陸續披露,7.16 的首映日才公開海報。據悉康城深明事關重大,影片的上映或牽起莫大風暴。

但周導不會出席影展,因為擔心一去就無法回來,他誓要留在這片土地

《時代革命》是周冠威第一齣紀錄片。過去他一直拍劇情片,因為《十年》的《自焚者》而暴得大名,也因此片開罪權貴而備嘗冷待。

晚近周導終於憑《幻愛》從谷底翻身(cutt.ly/8mY8Gkz),事業本可望更進一步。但他從不甘於苟合取容,註定要踏上 Robert Frost 的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自反送中運動爆發,周導和不少電影人都想去記錄這個大時代,「好想喺依場運動出一分力,我有嘅係攝影機。」可是他正籌備新戲,也素來是「和理非」,既沒有資金另闢計劃,也沒有經驗跋涉前線。他有點不好意思透露,當警察推跌陳基裘伯伯並在狂射胡椒噴霧,片中發出「嘩」一聲的就是自己。

「好想做又唔敢做。」既有家室之累,又有後顧之憂,當時正在躊躇。

所以最初並非周導促成這部電影,而是天假因緣才有《時代革命》。一名商人看過《十年》的《自焚者》而相當感動,在 2019 年 8 月主動聯絡周導,說很多人不明白香港的遭遇,希望有一齣電影記錄這場運動,認為周導能夠勝任,願意提供資金起步。

「當時我好亢奮,我一直期望出去記錄,終於有人推動我。」不過運動卻超乎想像地持久,資金無以為繼,周導私下眾籌集腋成裘,電影才終於殺青。

由於遲至八月開拍,而且礙於資金有限,很多重大事件和航拍片段都來自一眾電影人與各大媒體,「眾志成城」方有所成。故周導說在海報和結尾都沒強調自己是導演,而是「香港人作品」,「無論依場運動定依套片,都係好多人奉獻而嚟。」

《時代革命》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即國安法生效之日殺青。周導一個人出門,拍下紀錄片的尾聲。「依場運動由逃犯條例開始,因國安法而終結,總結到依場運動,係互相呼應嘅悲哀。」

他卻料想不到當日依然有很多人上街,還有很多人沒放棄。

* * * 二、不匿名攸關責任

周導解釋片名在國安法推行前早已想好,他有想過更改片名或刪節內容,但念頭只是一閃而過,沒有付諸行動,同事也從未勸過他以自閹換自保,「我好慶幸大家知我份人,冇勸我咁做。」

「我懷住本心呈現依場運動,香港人的確喊過依啲口號。」初期的標誌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中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晚期是「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周導申明要如實交代運動的發展,「我要呈現真相,如果隱瞞係對唔住歷史。」他的堅持呼應了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的自勉:「不求得寵於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

在片末的製作人名單,周冠威是整個團隊唯一公開身份的人,「我掙扎咗好長時間。」開始傳出風聲會推行國安法,他已思慮應否匿名,「條片出到街,又保到自己。」

但匿名要面對兩個難關,一是實務,二是自己。總有人要負責「孭飛」,出面接洽發行,參加影展等等,「始終要一個有身份證嘅人。」就算自己隱身也要有替身代勞,否則實際的運作會困難重重。

「我確實搵到替身,有人肯替我『孭』依套片,俾我可以匿名。」未幾便發生初選大圍捕,替身告訴周導:「我好想繼續睇您嘅電影。。。我願意為您坐監。」

「聽完佢咁講我好驚,我真係好驚。」連累別人坐監比自己坐監更令他害怕,「縱使佢樂意承受,但點解係要佢承擔?我訪問咗咁多人,自己匿埋係不負責任。」

所以更難過的第二關其實是自己。應否具名的壓力令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夢裡重遇自己的小學老師,「佢係我人生第一個讚賞我嘅人。」

周導回想從前的自己,小時候他好自卑。平生第一次獲得肯定,就是老師對他說:「周冠威你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

在夢裡他被無數警察包圍,但和老師、太太和兒女坐在一起,他們閒話家常,非常平靜。說罷周導長長舒一口氣,數十年前老師的期許成就今日的他,「我係一個負責任嘅人。」

「夢醒我覺得好舒服,我唔需要匿名,依套電影係我拍嘅。」

* * *

三、人事交融締造巧妙平衡

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可從兩方面概分為四類。

梁思眾的《傘上:遍地開花》、陳耀成《撐傘》主要為國際觀眾而拍;陳梓桓的《亂世備忘》、林子穎的《地厚天高》、「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理大圍城》則主要為香港人而拍。

從另一角度再作分類,《地厚天高》乃以人物為主軸;《理大圍城》則以事件為主軸。四大取徑互有組合,亦各有得失。

筆者曾向《佔領立法會》暨《理大圍城》的導演請益,他們都思考過此問題。外國觀眾很難理解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但又不想枉費篇幅解釋,而令作品變得淺薄,兩相權衡寧願以香港觀眾為先。

然而周導另有追求,拍攝任何作品都想所有人看得懂,還念及五十年後的香港觀眾,即使後人昧於過去依然能理解運動始末。「我唔理係邊度嘅觀眾,我係畀所有一張白紙嘅觀眾。」

「我希望有大事件嘅敘述,亦有小人物嘅描繪。」為了涵蓋整場運動,又使不同觀眾都能理解和投入,周導遂力求巧妙平衡:既拍事,又拍人。結果人事交融的成品「好 brief」地長達兩個半鐘,居然毫無冷場。

「剪咗好多次。」純熟的剪接讓複雜的人事交錯銜接。由訪問哨兵台、家長車的運作開始,藉此縷述運動的開端,隨後指陳種種警暴,再引介前線抗爭者的故事,而他們又為中大保衛戰、理大圍城戰作鋪墊。周導以人託事,以事寓人,人事交替讓情節層層推進,既讓外國人看得明白,也讓過來人看得入神。

周導很在意前因後果,「搞清楚乜嘢係因,乜嘢係果。」特別是運動為何爆發,為何激化。比如片中有促狹的一幕:一名市民質問防暴警的所作所為,防暴警朝他大聲吆喝:搵律師啦!不料該市民真的打電話找律師,要求身上沒有任何號碼的防暴警交代警察編號。本來態度囂張的防暴警氣焰頓時熄滅,縮往別處,由另一防暴警取代其位置。

還有一名受訪者是救護員,電影拍下他雖身患哮喘,但在催淚煙中不顧自身,除下口罩借給老人。他在 8.31 的太子站外哭訴能否下去施救,終究被警察拒絕而廣為人知。「本來佢只想救人,但經歷咗好多警暴,令佢愈嚟愈猶豫武力係咪可以解決問題。」影片細緻刻劃救護員和同學討論以暴易暴是否正當的思辨。通過受訪者的心境轉變反映大時代,見微知著,可概其餘。

「如果大家剩係見到汽油彈,一定嘩嘩嘩!你要睇到之前香港人點和理非,受過乜嘢遭遇,忍咗幾耐,你先明白點解運動走向勇武,轉變係有過程。」藉由受訪者現身說法,「政府不從民意」、「警權不受制約」乃是因,行動升級才是果。

周冠威對民主運動的歷史判斷,與殷海光不謀而合,後者九死不悔也誓要為五四運動招魂:

「掌握國家或社會機構的得勢少數人(dominant minority)主觀的自是之見太重,『我執』太深,而又過分自私自利,多方設法阻抑新力量之成長;那麼,在這一反激之下,溫和的自由運動,不是失勢,便是激化為激烈的勢力。於是,暴亂發生。。。使天下動亂者,不在自由份子,其責多在反激之的得勢少數人。」

殷海光〈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節錄)

* * *

四、紀錄片不等於新聞報道

認識敘事(Narratives)的人都清楚,一切歷史敘事都隱含政治立場,從而形塑我們的政治歸屬。因此學者 Molly Andrews 點出「國族記憶的計劃受到(政府)嚴密監督。」《時代革命》擺明車馬站在抗爭者一邊,抵抗官方的「黑暴」敘事。

可是香港人習慣了看《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訪問民主派之餘也要訪問建制派,藉此平衡「觀點與角度」,一些紀錄片都奉為圭臬。儘管《時代革命》涵蓋了抗爭者的不同光譜,但由始至終只訪問抗爭者,必然會惹來質疑,是否「中立持平」和「一面倒」。

周導解釋「documentary 一定會有立場」,不能流於「2019 年香港大事回顧」。《鏗鏘集》和《星期 X 檔案》畢竟是新聞報道,紀錄片雖有不同路向,卻不必囿於「持平」的窠臼。

「去番現實,我地仲需唔需要更多官方論述?」周導指出絕大多數媒體已由政權掌控,官方敘事已佔壟斷地位,那才是真正的「一面倒」。再去「持平」不過變相助惡,「依種平衡係不需要,不道德。」

周導斬釘截鐵:「我好坦白同你講,官方論述係謊言。我唔想講咗 2 + 2 = 4,就夾硬要搵另一人個講 2 + 2 = 5 — 多麼荒謬,我忍受唔到。」

「我寧願將篇幅畀抗爭者,尤其係需要蒙面嘅 Nobody,俾佢地有發聲嘅渠道,歷史需要佢地嘅聲音。」

拍攝《時代革命》最困難之處,就是在這場 Faceless 的運動大部分受訪者都要蒙面。「和理非」的受訪者可主動邀約,但前線受訪者則有賴巧合機緣。得拜託互相信任的前線穿針引線,再認識其他成員,聽他們訴說身世經歷,像試鏡般從中挑選代表,「你去到邊我跟到邊。」

周導披露在理大圍城戰,拍攝團隊共有五支鏡頭,從電影可見跟著抗爭者左衝右突萬分驚險。但更難得的是長期跟訪,記錄劫後餘生的慷慨餘哀。抗爭者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強迫罷工」不可行之餘,也沉溺於中大的小勝而失去分寸,冒進戀戰,終致坐困理大的悲劇。誠如一名受訪者感慨,理大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情緒病」。

國安法的打壓令抗爭者失語,「就算蒙住面都要拍到佢地嘅心。」周導刪去《時代革命》的一切記錄前,僅讓受訪者重溫以保他們安全,「仲喺香港嘅都搵哂」,受訪者都接受周導的處理。可惜有兩人失聯,有兩人身不由己,其中一名受訪者就在約定觀看那天被捕。

電影拍下他們的回響,「做咗好多嘢,唔可以同世界講,好辛苦。。。」最後他們多謝導演。一名前線抗爭者更反過來問周導,「導演咁你點呀?」現在輪到周導上前線,記憶之爭的前線。

「我成日諗佢地安危,點知佢地調番轉關懷我。嗰刻我好窩心,我自己都唔知我需要被關懷。」周導漸漸明白自己恐怕比受訪者冒更大風險,《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那天,他的一生就會從此改變(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可是後有追兵,前路無人。

「冇人會同我再合作。」好不容易才靠《幻愛》苦盡甘來,周導獲得投資者青睞。但得悉他拍攝反送中運動,投資者向他鄭重道歉:「對唔住,應承你嘅事我做唔到。」新戲已暫時擱置。

甚至過去合作過的演員和同事都可能受連累。說到別人周導長長嘆一口氣,一時無言以對。「最擔心係依樣,影響到其他人最難過。」不知怎樣安撫他們,可保他們平安。

他有想過自己是否「自私」,「但犯罪嘅唔係我地,責任在政權,唔應該係我。」

「我唔想用依個比喻,但我地唔可以指責個女仔著裙所以俾人強姦。」無獨有偶,電影中一名受訪者便形容香港正受「強姦式統治」,而反抗會受到指責。

去到中大保衛戰,另一受訪女生語帶哭音,嘶聲力竭呼叫:不要再勸人「唔好送頭」,不想年輕人「送頭」就由你盡力獻身。 唯有所有人都盡力,才有另一個可能。

* * *

五、自我實現的「自焚」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Peter Maass 走訪過巴爾幹火藥庫,見證南斯拉夫內戰。他曾質疑塞爾維亞人為何對同胞的暴行無動於衷,直到他親歷暴行為止。

當 Peter Maass 親眼看著一個塞爾維亞人捉住一個無辜的穆斯林,先毒打一身,再拉開步槍的保險掣,Peter 發現他和同事居然識時務地袖手旁觀。幸好穆斯林的妻子趕到,冒死擋在丈夫前面,最後夫妻都逃過一劫。

但最難受的是 Peter,原來他活在太平盛世的正義感,去到臨難之際會無影無蹤。他終於明白為何大部分人活在亂世會獨善其身,因為他沒有不同。

原來今年一月左右,有人深夜致電周冠威,謂收到風聲《十年》眾導演皆勢遭清算,勸他「as soon as possible」立即走。 也許周冠威會成為《十年》的另一導演歐文傑,但他拒絕。

「我唔走!我走就會輸俾恐懼。」他解釋留下是「追求自由」,因為自由不繫於肉身而在靈魂,「就算離開香港我都會俾恐懼囚禁。」 《十年》的生命力遠勝其他話題作,至今依然被反覆引述,其預言能力令觀眾無不歎服,而《自焚者》更可謂眾片之冠。

周導忍不住苦笑:「當年我都講過《自焚者》係我事業嘅自焚。」不但預視香港,也似乎預視導演的命運。

他有點同意用《自焚者》參照自己人生,因為一個忠誠的創作者是將真心放入作品。「我拍《自焚者》絕對唔係鼓勵大家自焚,而係象徵犧牲。藉電影問自己同觀眾,願意為信念為香港犧牲幾多。」

「2019 年抗爭者已經答咗我。咁我呢?」最後周導的答案是「我願意」,《時代革命》於焉誕生。「我唔知要犧牲到乜嘢程度,但我甘願。」

「所有結果都想像過。」他清楚自己的「下場」很可能像伊朗的異見導演,比如《的士司機》的 Jafar Panahi 或《惡與他們的距離》的 Mohammad Rasoulof,從此成為「地下(電影)工作者」,在監獄進進出出。

他承認思考期間不免會有緊張、掙扎、不安和恐懼。「但我唔想傷春悲秋 — 弊啦我踩到紅線我會坐監 — 恐懼全部係想像出嚟。未嚟就係假嘅,係真嘅話咪去受囉。唔好俾未發生嘅事,想像出嚟嘅恐懼箝制情緒同決定。」

「我唔想冇戲拍,我好鍾意電影。但我追求嘅唔係電影事業,而係電影藝術。藝術需要冒險,需要自由,需要無懼。我可能冇機會再拍電影,但我依然覺得平安,因為我贏咗恐懼,就算監禁都磨滅唔到依份自由。」

網絡時有去留的爭執,也許在別人看來「承擔」只是「一廂情願」或「一種逃避」。周導不欲捲入這些糾紛,不會批評別人選擇,只想交代自己為何留下,並非為搏取光環。

「去到依度我只能夠講信仰。我係好鍾意電影,但去到最後原來更鍾意公義。」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他只會效忠永遠的國度。

* * *

六、從信仰者見到上帝

為何上帝會居然會對苦難沉默?無神論者常質疑有信仰的人,其實信徒在苦難中都有此疑問。集中營令最虔誠的人都陷於絕望,質問上帝為什麼。

布納(Buna)集中營有數萬猶太人,黨衛軍害怕暴動,會定時定候殺雞儆猴。一日集中營停電,黨衛軍捉住一個荷蘭人,搜出大批武器。荷蘭人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同伴與助手則受盡酷刑,但始終沒供出任何人名。

他的助手只有 13 歲。Elie Wiesel 說他長的很可愛,恍如「憂傷天使」的臉孔很討人歡喜。

後來黨衛軍召集所有人到廣場,要當眾處決助手和另外兩人。絞刑在集中營司空見慣,但吊死一個 13 歲小孩還是頭一遭。

兩個大人在臨死前大喊「自由萬歲!」男孩卻不說話,憔悴而平靜。但最可怕的事未完,男孩的身體太輕,無法即死。繩一直搖晃,數萬猶太人被迫望著他吊在半空掙扎半個鐘才斷氣。

Elie Wiesel 聽到周遭同胞在問,究竟上帝在哪裡。他在心底呼喊:上帝就在眼前被吊死。

從此 Elie Wiesel 懷疑上帝,直到蘇軍迫近,黨衛軍迫猶太人倉促遷往另一集中營,過程即所謂「死亡行軍」,黨衛軍擔心蘇軍追上,會立時槍決任何因老弱而墮後的人。

Elie Wiesel 看到一人有意擺脫年邁父親,不想受到拖累。那位老人是備受愛戴的拉比,始終保持信仰,守護族人。其時 Elie Wiesel 的父親還在生,他情不自禁再次呼喚上帝:「萬物之主啊,請賜予我力量。」他不想如此偷生。

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嘗試回答「上帝的沉默」:“God spoke in creation.” 上帝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信心,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上帝不是靠邏輯來證明,上帝是靠有信仰的人用生命來證明。有信心就有拯救。

周冠威說:「我係一個基督徒,一個追隨基督嘅人。我好少諗其他人,我只會諗耶穌會點做。」

他引用《自焚者》的經典對白:「唔係睇得唔得,而係諗啱唔啱。」惟他補充知易行難,必須用意志撇除雜念,才能單純地用後者思考。意志正來自信仰,「離開香港係追求幸福,但我嘅信仰係追求基督。」

突然他若有所思,「呀我同您講過《自焚者》cut 咗句對白。」

當年《十年》剛上畫,周導披露《自焚者》刪了一句說話:「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當時他擔心觀眾覺得太有傳教意味而刪去,惋惜至今,因為信仰真的是他生命的核心,「唔可以剩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

周冠威和太太有一子一女。除了一歲女兒,太太和六歲兒子都清楚他的決定。

太太對周導說:「你竭盡所能為使命搏命,我都會搏命支持你到底。」夫婦一直言行身教帶兒子參加「和理非」活動,包括機場的「鄧寇克大撤退」。周導和太太的教育,是不會對孩子有所隱瞞。

周導曾問兒子:「香港政府咁差,好多人離開香港,爸爸都考慮過,你想唔想?」。他答:「爸爸,我地一齊留喺香港,將香港變番做美麗嘅香港。」周導不可思議,「就係我潛意識嘅答案。」

他披露自己和太太都想過當傳教士。現在他回思:「我地想走入受苦嘅人當中。而家香港唔係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地咩?」

於是周導再問(挑戰)兒子:「爸爸拍緊套戲,可能會被捉去坐監,好耐見唔到爸爸,應唔應該繼續拍?」他答:「繼續拍啦爸爸,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戲會變番好政府。」

「嘩~佢地會變番好?多麼荒謬。」但周導一邊說一邊笑,他折服於孩子的理想主義。「冇乜可能,但佢仍然相信希望,仍然相信可能。」信仰便是對後代最好的榜樣。

* * *

七、電影就是周冠威的遺書

周冠威想起一名記者訪問他後轉交太太的信,「老婆係你 fan 屎。」她在信內說很喜歡《十年》和《幻愛》,還附上書簽,恰巧來自台灣「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是片中受訪者之一。

書簽上有五字:「我盡我本份。

周導沒有一絲僥倖之心,甚至連辯護律師、應否求情等等都已顧及。「我絕對唔會去猜度政權嘅紅線,揣測主子有咩得,有咩唔得係奴隸心態。」他已盡了本份,便交由上天決定命運。他不但會為自己為家人祈禱,還會為作惡者祈禱。

最後筆者冒昧問周導有沒有想好「遺言」:一旦不幸被捕,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他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原來團隊的同事曾建議周導仿傚其他紀錄片加入自己旁白。但後來他發覺不需要,因為很多受訪者已盡道他心聲,毋須他再費唇舌,特別是「蛇仔」。

「蛇仔」是理大圍城的留守者之一,「每次剪接重聽佢嘅說話我都會喊。」去到最後救兵不至,「蛇仔」準備捨身突圍。他說已撇下所有身份:「兒子」、「學生」、「男朋友」。。。「冇咗條命都要出去」,只剩下最後一個身份 —「抗爭者」。

於是「蛇仔」的說話便成為《時代革命》海報的標語:「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周導說當下香港就像另一個被圍困的理大,很多人竭力逃生,但有些抗爭者堅持留到最後,怎麼勸都不肯走,只要還有手足留下,「我想陪住佢,我唔想走。」何況外面還有手足為解圍而奮鬥。他們相信手足,終有一日能夠會合團聚,那怕在十年後百年後。

周冠威自願留在另一個圍城,將記憶的種子交給康城。倘若香港是即將沉沒的鐵達達尼號,赤臘角機場便是船上的甲板,無數人爭先恐後擠上救生艇,但有些人卻矢志留下,設法撫慰大家。

周冠威拿起小提琴,悠揚的音樂響起,正是《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海水已近腳邊,但記憶永遠流傳。

周導笑言若自己真的被捕,政權不過變相「宣傳」因禍得福,「只會將香港人嘅故事傳得更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依套電影會有自己嘅生命,交畀電影。」

* * *

八、後記

芷琪又失戀了,而且是今年第四度失戀。她的所謂「失戀」是暗戀每一個靚仔的男生,但咩都唔講,直到男生拖住另一女同學嘅手為止。 她的情緒好低落,Miss Chow 正好是她的洩憤對象。

Miss Chow 是芷琪的班主任,也是中文科老師,新嚟的她一直被同學欺負,但她唔知點解黐咗線,要求三篇範文都要背默:

一)北島〈一切〉

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三)何桂藍〈國安法定罪陳辭〉

全班差啲暴動,芷琪用盡全力大叫:「屌~何桂藍篇文成萬字點背呀!」

Miss Chow 一再話(二)、(三)都係選段,但同都學堅決反抗。Miss Chow 滿臉委屈,終於放棄要背默(三),但(二)就要背默全篇。

不過隔日 Miss Chow 就春風滿面,話金鐘的轉型正義博物館有新嘅電影展,她希望星期六同學都陪她一齊去。

大家都喊悶唔想去,由小學到中學年年都去,去嚟做乜。突然 Miss Chow 露出奸笑:肯去嘅話(二)都唔駛背默。

結果全班同學都報名就範。落堂後有同學悄悄告訴芷琪:Miss Chow 的爺爺喺「石壁」坐過好耐監。芷琪唔知「石壁」喺邊,同學話好似喺大嶼山,有好多牛。

星期六一班同學嚟到金鐘,嘻嘻哈哈。但 Miss Chow 突然變得好嚴肅,話只要睇一套片,睇完就可以走。大家本來好開心,但一知道條片長兩個半鐘,又再怨聲載道。

套片由 2019 年 既 6.12 講起,一個受訪者話估唔到當日運動會爆發,「咁早開波?香港人喎?」

另一個受訪者就撞番五年前嘅傘運戰友,而且一見番對方,對方居然立即拎出五年前用過嘅同一對手套。

芷琪早就清楚時序,但好多故事從未聽過。最後理大圍城戰中有個年輕人決志突圍,喺某間辦公室留低遺書,最後佢寫到「整污糟您張檯,我好抱歉。」

最後嘅結果大家都知道,「監獄都係我地整代人。」

但芷琪估唔到影片結尾會奏起耳熟能詳的歌,由細到大她已經聽過首歌千萬次,但睇完電影首歌變得完全唔同,芷琪忍唔住全身顫抖。完場後大家一片靜謐,Miss Chow 早已哭成淚人。

芷琪開始理解 Miss Chow,開始理解過去嘅人。追求自由民主嘅背後不過係愛自己屋企,愛身邊嘅人,冇嘅話就唔會有重逢嗰日。 她諗起已經背緊嘅〈與妻訣別書〉: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離開放映室,芷琪參觀影展介紹,有一篇訪問屬於參考資料。霎時間兩個時空重疊,芷琪怔怔細味訪問後記以 Elie Wiesel 的話作結:

「我們必須站邊,中立在幫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勵作惡的人;而非受難的人。」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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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 上冊》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蘿拉.希林布蘭《永不屈服》(Unbroken)

埃利.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lie Wiesel, “The Perils of 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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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已刪去《時代革命》在香港境內的一切資料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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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kind invented the atomic bomb, but no mouse would ever construct a mousetrap. ——Albert Einst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