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與一黨專政 时事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六

中國城市居民推動了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中共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宣稱,是它領導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實際情況呢?

筆者在《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一文中指出,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是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

同樣,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是中國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體製牢籠,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城市貧民

國賊毛澤東是中國經濟貧窮的始作俑者。他的愚蠢殘暴造成了中國農民赤貧如洗,造成了中國城市出現了大量的貧民。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為了解決大量的學生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中國民眾和青年學生,宣傳“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幾千萬青少年被迫奔赴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

文革十年,除了下鄉青年,城市裏還有大批沒有正式工作的年輕人,筆者也曾是這群無業人員中的一個。為了生存,筆者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街道辦事處去看看,有沒有臨時工可幹。筆者先後幹過挖溝,建築小工,拉大板車等十幾種不同的臨時工。幹臨時工,短的時間,幾天一周,長一點的時間,一兩個月。筆者大部分時間都閑在家裏,口袋裏經常一分錢也沒有,怎麽好意思向年邁的父母要錢呢!

個體戶出現

為了活下去,回鄉的知識青年,無業的年輕人不得不幹臨時工、做小買賣謀生。

1978年,一些溫州人為養家糊口,開始偷偷摸摸地做起小生意。溫州人章華妹看著鄰居們紛紛在家門口擺攤做生意,章華妹也照葫蘆畫瓢。1979年,章華妹的店鋪悄悄地“開張”了:一張小桌子,幾毛錢的日用品、紐扣、紀念章、表帶擺在上面。之所以把貨攤擺在家門口,是為了一旦“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來,能夠立即收攤關門。偷著做生意的章華妹,整天都要提心吊膽。

1978年冬,在雲南的知識青年以請願和罷工的形式要求返回自己所在的城市。1979年2月起,全國知青陸續回城,政府無法解決大批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不得不允許城裏的青年學生及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

這樣,個體戶出現了,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的個體私有製又出現了。

中國個體經濟就是城裏人為了生存自救而自發搞起來的,迫使政府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出現。個體經濟就是這樣在活不下去的城裏人的主動行動中發展起來了。

“傻子”年廣九

中國的民營經濟同樣是頂著政府的阻力自發搞起來的。年廣九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1963年和1966年,中國政府嚴厲打擊民營經濟行為,為此,年廣九兩次入獄。從監獄走出來的年廣九沒有放棄做生意的念頭。1972年,他開始專門賣起了瓜子。到1976年,年廣九已經賺取了一百多萬元。70年代末,年廣九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他便請來12個無業青年當幫手。這就觸及了極左意識形態的神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得出結論:雇主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用於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主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余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根據這個結論,政府規定,個體戶雇工數量最多不能超過8個。8個以下,還是“姓社”的個體經濟。8個以上,就是“姓資”的資本主義了。年廣九雇工12人,給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個難題,一場年廣九存不存在剝削的大辯論一直持續了幾年。年廣九不理睬這一套,他的瓜子工廠雇工超過百人。

1983年年中央1號文件中指出:“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幹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雇工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此時提出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政策,並沒有承認民營經濟雇工人數可以超過8人。直到1987年中央“5號文件”的發布,才將“三不”政策改為十六字方針,即: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正是年廣九的敢為天下先,才促使政府不得不解除了對個體經營人數的限製,而後才有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的私有製出現了。

民營經濟發展

八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政府竭力保國企的中國,民營經濟不可阻擋地突破公有製的束縛,出現、成長和發展起來了。

“八大王事件”

溫州是中國個體民營經濟發源地。1978年之後,溫州地區的“地下工廠”紛紛而生。這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有“保障”的體製外,無可奈何地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筆者曾經在溫州親耳聽見一位女老板述說,他的弟弟從一個拉板車送貨的苦力到一個在長途汽車站向乘客賣面包、汽水等小食品的小販,然後成為一個商店老板的艱苦創業歷程。溫州商人中,最著名的是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八大王”。

1982年1月和4月,國務院兩次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通知,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投機倒把罪”進行查處。“八大王”大部分被捕入獄。22歲的程步青在樂清專門召開公審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押上臺,接受群眾的批鬥和唾罵,然後被判刑四年。胡金林由於提前聞到風聲,開始了長達兩年,如驚弓之鳥般的潛逃生涯。1985年的1月15日,胡金林悄悄溜回了溫州,當夜就被警察抓走了。第二天,樂清縣廣播站高聲播報“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獲歸案” 。1985年3月22日,胡金林被無罪釋放。此後,“八大王”們陸續獲得平反。這已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的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七年之後了。

“八大王事件”僅僅是1982年政府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判刑近3萬人,結案8.6萬件,追繳貨款3.2億元。

“八大王事件”告訴‘世界,直到1985年,中國民營企業家還被當作了投機倒把分子。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鼓吹的改革開放!

北京中關村

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海澱區出現了著名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一座中關村,就是一部中國科技人員的創業史,一部與中國共產黨公有製智鬥史。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物理所核聚變專家陳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間廢棄倉庫收拾出來,成立了“服務部”。這幾位第一批走出研究所的科技人員,走上了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創業道路。這一天,被公認為中關村的公司誕生日。1983年4月,陳春先創立“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及下轄的“華夏電器公司”,徹底沖破了體製阻礙,成為中國第一家“技工貿”企業。

1983年5月,陳慶振走出物理研究所的實驗室,受命創辦中科院首家新技術開發公司,即科海新技術聯合開發中心。

1983年8月,王洪德毅然帶八名工程師創辦我國第一家計算機機房技術開發公司——京海公司。

1984年,柳傳誌在中科院計算所所長的支持下創辦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1986年,柳傳誌擔任北京聯想總經理,1989年升為總裁。

1984年,四通、信通等公司又先後在中關村建立。

不可避免的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曾經經歷過一次次風波。而後,90年代、新世紀至今,30多年過去了,中關村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第一個國家級人才特區。

優秀民營企業家系列

像在溫州、中關村一樣,中國各地都出現了一批勇於創業的民營企業家。

1982年8月四川新津縣劉家四兄弟:老大劉永言,畢業於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就職於某國營單位的計算機室。老二劉永行,師範專科畢業,在縣教育局工作。老三陳育新(劉永美),四川農學院畢業,在縣裏當農技員。老四劉永好,省電大畢業,在省一所中學教書。他們手裏當時都捧著人們羨慕的“鐵飯碗”。但是他們不滿足現狀,辭去公職共同創業,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各自變賣了手表、自行車等值錢的物件,湊足了1000元的資本,成立了育新良種場。到1988年,劉氏兄弟創辦的四川新津縣育新良種場成為遠近聞名的大戶。1986年,劉氏兄弟創辦專門研究飼料的希望科學研究所。兩年後,劉氏“希望”飼料試驗成功。1991年,劉氏兄弟在成都組建希望集團,劉永行任董事長。而後,希望集團成了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2001年,劉永行及其兄弟被美國著名財經雜誌《福布斯》評為中國大陸最成功商人排行榜第一名。

1984年,王石組建“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1988年,企業更名為“萬科”,王石任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當年開始涉足房地產業。

1984年,南存輝和同學合作辦起樂清縣求精開關廠。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與美商合資,成立中美合資正泰電器有限公司。

1986年,梁穩根辭職,創辦漣源特種焊接材料廠。1991年將企業更名為“湖南三一集團有限公司”, 梁穩根擔任董事長。

1987年,任正非集資21,000元人民幣創立華為公司,1988年任華為公司總裁。在《財富》2012“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商界領袖”榜單中位列第一,2013年蟬聯第一。

1987年,曹德旺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目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製造商。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獲得“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這是首位華人企業家獲此殊榮。

1987年,宗慶後靠借來的14萬元承包連年虧損的杭州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1989年,創建杭州娃哈哈營養食品廠。1991年,宗慶後兼並杭州罐頭食品廠成立了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

1988年,王文京下海,與蘇啟強合夥創辦用友公司。1995年2月,王文京擔任用友軟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1989年,馮侖下海,曾經給牟其中打工。1991年,馮侖領導並參與了萬通集團的全過程創建及發展工作。1993年,領導創立了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陶華碧開 “實惠餐廳”。 1996年7月,她招聘了40名工人,辦起了食品加工廠,專門生產麻辣醬,定名為“老幹媽麻辣醬”。 1997年8月,“貴陽老幹媽風味食品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掛牌。

1989年, 從深圳大學軟件科學系(數學系)研究生畢業後,史玉柱隨即下海創業。1991年,史玉柱成立巨人公司。2000年12月21日,註冊成立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

1991年,馬雲創辦海博翻譯社。1995年4月,馬雲和妻子再加上一個朋友創辦杭州海博網絡公司。

1991年,雷軍和同學王全國、李儒雄等人創辦三色公司。1992年初,雷軍加盟金山公司。1998年8月,雷軍擔任金山公司總經理。2011年,雷軍擔任金山軟件董事長。2011年,合夥創辦小米公司。

1992年,盧秀強從江蘇玻璃廠下崗。他借了2000元錢在城區的馬陵公園租了一間門面辦起了一個玻璃門窗裝潢門市,踏上了白手起家的創業之路。2001年,他成立江蘇秀強玻璃工藝有限公司。

1995年,丁磊從電信局辭職。1997年,丁磊創辦網易公司

1996年,張朝陽創建愛特信公司。1998年,正式推出其品牌網站搜狐網,同時更名為搜狐公司。

1998年,馬化騰與他的同學張誌東“合資”註冊了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

1998年,劉強東在中關村創辦京東公司,代理銷售光磁產品。2004年,創辦“京東多媒體網”(京東商城的前身)。目前,京東商城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自營式電商企業。

1999年,馬雲創辦阿裏巴巴,後擔任阿裏集團CEO、董事局主席。

1999年,在北大資源賓館租了兩間房,李彥宏連同1個財會人員5個技術人員,以及合作夥伴徐勇,開始創建百度公司。2000年1月1日,李彥宏創建了百度公司。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有很多,很多民營企業家湧現出來。中國人應當記住這一批從中國百姓中湧現出來的民營企業家,是他們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來自於民營經濟釋放出來的生產力,而不是來自國有企業。

以上歷史事實告訴中國人,是活不下去的城裏人主動謀生的行動催生了中國的個體經濟;是一個個企業家是頂著政府的阻力自發搞起來中國的民營經濟。正是中國百姓自發、主動的經濟行為迫使政府不得不一步步放棄手中的一部分控製經濟的權力,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經濟體製改革。

文章寫到此處,筆者還是要提醒中國百姓,千萬不要相信中國共產黨。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存在,是基於毛澤東已經把中國經濟拖到了懸崖邊的具體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為了恢復國民經濟的特定方針和權宜之計。

讀者朋友讀過笑蜀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嗎?中國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前,承諾給中國人民主、自由,這是他們欺騙中國人所使得權宜之計,中國人得到的是專製統治。欺騙中國農民跟著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這是他們欺騙中國農民所使得權宜之計,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還沒有捂熱就被中國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去了。中國共產黨承諾香港一國兩製五十年不變,這是他們欺騙香港人所使得權宜之計,現香港在已經成了一國一製了。

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指出 :“一個必須維持一支軍隊的國王,不管他的錢怎樣多,總是不夠的. 而且,即使國王想做錯,也不至於做錯,因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國王所有的,連老百姓本身都是屬於國王的,只是由於國王開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個人自己的財產。每個人自己的財產越少越好,這是對國王極其有利的。因為國王的保障在於老百姓不能從有錢有自由而變為犯上無禮. 老百姓一旦又有錢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貧困可以磨折他們的誌氣,使他們忍受,使受壓迫者失去高貴的反抗精神。”

中國共產黨為了保持專製統治,並不願意老百姓有錢又有自由。這四十幾年來年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無到有,發展壯大,早就有"半壁江山"之說。因此,中國共產黨更忌憚企業家手中的財富,害怕中國企業家階層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終將反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六四民主運動期間,北京四通公司對學生運動的支持,鄧小平之流是刻在心上的。因此,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個體和民營經濟設置重重防範和限製,甚至企圖再次剝奪企業家的財產。筆者將在後文(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一文中講述,民營企業的艱難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對民營企業家的迫害。

中國共產黨在不得不容忍民營企業存在的同時,一直在全力維護國有企業,請看下文“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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