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时政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6月18日 29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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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胡耀邦(中国,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