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毛左暴政的基本特征 时政

作者 熊飛駿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因為缺少大政治家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鄧政府沒有及時抓住八十年代初難得的歷史機遇,揭開“毛真相”和告別“毛體制”,導致公權肆虐特權橫行腐敗猖獗,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非法鯨吞獨占。廣大平民在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的貧困。

當今中國蔓延全社會的腐敗不公本來是“毛澤東建立的特權專制體制”在改革開放時代結出的怪胎,只有毅然決然告別“毛體制”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從根子上壹勞永逸地鏟除腐敗不公。

今天的腐敗不公是沿襲毛時代政治路線的結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是不民主的結果!不但不是改革開放的錯,相反還是改革開放不徹底造成的!

改革開放中國因為全盤繼承了毛澤東發明的謊言宣教體制,對外“逢美必反”;對內“王婆賣瓜”;基礎教育立足於“謊言”和“灌輸”,從而極大地誤導扭曲了廣大國民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認識力判斷力,造成了危及國家根本的思維混亂,多數人喪失了基本常識認識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謊言宣教體制在“毛遺產”的處理上表現出“為尊者諱”,禁止揭開“毛真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通過歪曲歷史的影視劇把毛澤東神化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英雄,極大地誤導了廣大擁有“英雄情結”的青少年群體的價值取向。

本來是繼承“毛體制”結出的惡果;卻被誤認為是拋棄“毛體制”得到的報應?壹個被巫師留下的咒語折騰得神誌不清不公不道的龐大群體,卻希望巫師降臨來為他們主持公道?

結果造成當今中國災難性腐敗不公的始作甬者,現代特權專制的祖師爺毛澤東,居然被誤認為是反貪反腐的大英雄?

因此在“特色維穩體制”走到盡頭時,中國出現了壹個否定改革開放呼籲回歸毛時代的毛左集團。

因為對日益高漲的貪腐不公滿腔仇恨,毛左筆桿子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引起了越來越多國民的共鳴。結果壹個本來正在把中國導向更大災難深淵的江湖庸醫,卻在對現實不滿但不明真相不愛思索的群體中贏得了越來越龐大的同盟軍。

今天的中國再度回到了1976年的困局,毛左集團正在把中國導向壹個萬劫不復的十字路口。

多數國民對此卻渾然無覺?這難道是中國的宿命嗎?

…………

毛左集團主要由三股勢力組成。

第壹股勢力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權力政客和無良文人。

他們是毛左集團的靈魂和總策劃者。

這批人並非不了解“毛真相”,並非不知道復辟“毛體制”會把中國導入萬劫不復的危險深淵。但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出於追逐更大權力和出人頭地的陰暗心理,不惜“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拉虎皮作大旗來贏得不愛思考公眾的註目喝彩,用國家民族的巨大災難來謀求個人的“雞犬升天”。

這號人的代表是北大教授孔慶東。壹個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北朝鮮”同時又贏得“北大醉俠”稱號的忽悠大師。

第二股勢力是文革既得利益階層。

這批人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在文革期間屬特權階層,多屬“紅五類”出身,擁有淩駕於多數國民之上作威作福,隨意淩辱弱勢群體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

這批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處理文革“三種人”時多數從命運的巔峰跌到了低谷;又因為對文革清算淺嘗輒止使他們的認識無法達到自覺反省懺悔個人罪孽的層面,因而不但不為曾經犯下的諸般反文明暴行反躬自省,相反還對社會對改革開放滿腔仇恨。他們做夢都想回到毛時代,找回昔日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特權。

這批文革受益者對當今的特權腐敗滿腔仇恨,但他們痛恨的並不是“特權”本身,而是嫉妒與不平的混合物,夢想“取而代之”。

這批人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毛澤東重生,再來壹次文革是“取而代之”的最便捷途徑。

第三股勢力是青年學生群體。

這是壹個最無辜也最需要公正對待的群體。

他們崇毛是被謊言教育毒害的結果,又因畢業後受到諸多不公正待遇滋長的極端情緒所困擾,不自覺成為陰暗政客和無良文人誤導利用的犧牲品。

這批人才是“毛體制”的最大受害群體,是壹個應該被同情而不是被憤慨的群體。謊言教育體制相當於給學生“強制灌毒”,他們在校可不是主動自願“吸毒”的,而是被體制“強制灌毒”的犧牲品,主要過錯不在他們而在於謊言體制維護者和操作人。

年輕人崇毛是成年人作的孽!

七十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學生,根本沒有經歷過毛中國“長年饑寒交煎,自由蕩然無存”的恐怖歲月,對真實的毛澤東壹無所知。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只能來自主流宣教資料。

可我們的謊言宣教體制把毛澤東神化成了壹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無往不勝、廉潔奉公、剛直公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英雄和偉大領袖。

不僅教科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還通過層出不窮的影視劇為毛歌功頌德;尤其是唐國強扮演的毛澤東在青年群體中贏得了數以千萬計的“毛粉絲”。

有誰知道真實的毛澤東與唐國強扮演的角色絲毫也不相幹?

體制內宣教者有誰告訴八0後青年學生如下“毛真相”:

毛在全國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幣情況下,個人擁有1.4億元巨額存款,是毛中國第壹首富。

毛在農民餓死三千七百多萬的恐怖大饑荒時期,居然耗費巨資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就耗資壹億多。如果把用於毛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多萬餓殍就可以活下來。

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在全國有61座!

毛澤東剝奪了全國作家創作的稿費,自己壹人卻獨占巨額稿酬,文革期間全國印刷機構差不多在為他壹人服務,瘋狂印刷毛選毛著、紅寶書、毛畫像、毛像章,然後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須購買。

好大喜功的毛澤東為了謀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國民之慨,超出國力援助亞、非、拉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即使是在餓死幾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本來應該用於中國人救命的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流氓國家。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饑荒時期的外援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萬餓死的農民壹樣能夠活下來。

阿爾巴尼亞是“躺在中國人身上過日子”的國家。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個中國人養活壹個阿爾巴尼亞人。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裏就有壹個。

…………

是誰給了毛澤東窮奢極欲、瞎折騰、“只許州官放火”、“慷國民之慨”的巨大荒唐權力?是毛澤東創制的特權專制體制!

下面我們來設想壹下,假如讓崇毛的青年學生回到毛時代,他們將面臨怎樣的生活狀況:

壹、 長年饑寒交煎,食不果腹、衣不弊體。

別以為毛時代只有三年大饑荒時期才會餓死人,人民才會餓肚子。三年大饑荒時期是大批量餓死人,整個毛中國時期餓死人的現象壹直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尤其是農民長年吃不飽肚子,依靠今天連豬狗都不吃的野菜雜糧充饑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觀。本人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童年時期的主食是稀粥和“雜碎代糧飯”,稻米不到十分之壹,十分之九是摻雜的紅苕、芝麻葉、蘿蔔、藍瓜、黃荊樹葉,且只能吃個半飽;米飯和面粉是過大年和來貴客時才能偶爾享受的奢侈品;有兩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帶殼花生炸油後留下的渣餅為生?那時的多數小孩因為吃了大量沒營養的“代糧飯”,壹個個瘦削的小腿上挺著個大肚皮。

本人生長於長江中遊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然條件惡劣水旱頻仍的貧困地區了。

後來作了副總理的萬裏在七十年代去安徽壹戶農家走訪,發現此家的兩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來迎接大領導?陪同的地方官感覺這太沒禮貌了,就催促兩女子站起來,這時才異常吃驚的發現大姑娘下面沒穿褲子……

那時的安徽農村大姑娘沒褲子穿遠不止這壹家。

另壹戶農家讓萬裏看孩子,竟然從竈上取下鐵鍋,兩個赤身裸體的兒童在嚴寒的冬天煨在竈膛的火灰裏取暖。

…………

八0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大多養尊處優,腸胃吸引功能遠不如我們那代人。如果讓他們回到毛時代,根本無法從野菜雜糧中吸收到必須的營養,就算不是大饑荒時期也會大批餓死凍死。

二、 文化生活異常單調貧乏。

沒有舞廳、沒有歌廳、更沒有茶室咖啡館。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為“封、資、修毒草”,要看書只能看毛選和毛語錄;年輕人若膽敢看言情、武俠小說,壹經發現就會被“舉報”,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坐牢甚至槍斃。除此之外,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收音機整天叫嚷紅歌毛語錄,不得收聽外臺,否則就是坐牢槍斃的大罪;電影戲劇只限於“八個樣板戲”。別說“八個樣板戲”無任何藝術品味,就算真個是高質量藝術作品,沒完沒了地重復看下去也會味同嚼蠟。

壹、 個人行動自由完全被剝奪。

農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沒日沒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負荷勞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沒有“介紹信”任何城鎮旅店都不敢留妳住宿。村官不批準妳也領不到“糧票”,沒“糧票”妳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錢買到吃的東西。城鎮青年的壹舉壹動則受到街道居委會的嚴密監督管轄,想外出或去別的城鎮沒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介紹信”壹樣寸步難行。

二、 婚姻戀愛基本不能自主。

個人婚姻多靠“組織”安排或事先要向“組織”請求報告,談個自由戀愛要冒坐牢風險。八十年代有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裏壹位男青年談戀愛被人“捉奸”,姐姐投環上呆;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國的基層“組織”尤其熱衷於跟在有“戀愛嫌疑”的男女身後“捉奸”,壹旦被“捉奸”不是自殺就是批鬥、坐牢。童年時期有壹位在炎夏時節每天來我村挨家挨戶出診送藥的陳醫生深愛村民愛戴,可有壹天突然不見他來出診送藥了,過幾天也沒來?焦急的村民以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面反映,沒想到未婚年輕醫生犯了“作風錯誤”,被人“捉奸”了,放下聽診器戴上手銬進了監獄。

三、 沒完沒了的造神儀式和無聊庸長的大會小會。

若是生長在毛中國,年輕人早上起床的第壹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層組織會堂向毛主席畫像請示壹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決心。晚上壹天的勞作結束後還要來到同壹地點向毛畫像匯報全天的言行舉止和思想動態,就是生病臥床也不得例外。在難得的勞作間隙,妳也不可能呆在家裏休息,得去會堂開會唱紅歌表決心,或是集中學習毛選和毛語錄。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

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壹人“領讀領唱”(通常是領導)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讀”再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後,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讀”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壹到三段,所讀內容盡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四、 可自由支配的閑遐時間完全被剝奪。

廣大農村根本沒有農閑時節。秋收後的農閑時節男性農民得卷上鋪蓋背井離鄉,去遙遠的異鄉改河道修大寨田,嚴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時就吹響了上工號,在工地上強忍饑寒勞作兩個小時天還不見亮;自家庭屋則住滿了外地民工。城鎮職工雖然有法定的周末和節假日,但這些節假日大多被開會、學毛著和沒完沒了的政治活動所侵占。妳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門旅遊更是連想壹下的勇氣都沒有的夢想。

七、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害得人人自危互為仇寇。

毛澤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因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為毛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國的政治迫害摧毀了壹切溫情脈脈的親情友情,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為敵,多數人惶惶不可終日,不是擔心被人陷害揭發;就是以攻為守去迫害誣陷他人。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信任蕩然無存,昨天的朋友親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來置妳於死地而後快。

八、生活必須品奇缺的程度絕對超過毛迷的想像。

男人衣著只有千篇壹律的中山上衣、肥腿褲、解放鞋;女人服裝絕對不能顯示出身體的曲線。不但沒有洗發精、沐浴液等潔身商品,連香皂也是少數特權階層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洗衣皂也憑票供應,農家和普通城鎮家庭是絕對不夠用的。打火機是“幹部”的標誌,火柴壹樣憑票供應。中小城鎮家庭雖然頭頂上懸掛著電燈,但多數情況下是擺設,能發光的夜晚屈指可數,所以城鎮各家各戶都備有照明用煤油燈。廣大農村的情況更悲慘,不但沒電燈,連煤油燈也點不起,少數農家靠冒著黑煙的柴油燈照明,可9分錢壹斤的柴油要靠關系才能買到。

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供應四兩食油,肉食供應只是象征性的,饒幸憑關系弄到壹兩斤豬肉票也很難買到豬肉。買豬肉完全是“打仗”,我媽有次去鎮上賣壹斤豬肉給姥姥做壽,在嚴寒的冬天半夜三點就去食品所排隊,壹直排到中午十壹點才擠到櫃臺前,可豬肉剛好賣完。這還不算完,後面激動的人群往前壹擠,把媽媽的胸部擠壓在櫃臺邊,壓斷了兩根肋骨。但當官的不用排隊,沒肉票也照樣能直通後臺把大塊的豬肉拎走。

毛中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很高,我的家鄉在七十年代就有七名漂亮未婚女青年因為不堪生活的重負和沒完沒了的辛苦勞作,在壹個陽光燦爛的中午相約投水自殺了。

上述生活景觀僅僅是毛中國諸多難以忍受社會現狀的很小壹部分。那些把毛澤東奉為偉大聖人的年輕毛迷們,妳們願意終生“享受”上述“生活待遇”嗎?

妳們如果願意回到上文描述的時代,我無話可說;否則就別跟在毛澤東的吹鼓手們的後面被動起哄,為倒退回毛時代推波助瀾。

文化大革命是部分高官顯貴被打為牛鬼蛇神;多數中下層官僚淪為運動推手,無數基層官僚充當迫害兇手;廣大平民付出慘重代價的反文明反人類大災難!

燎原烈火樣的貪汙腐敗和指鹿為馬的謊言宣教把特色中國再度導向“二次文革”的懸崖邊上。

在“不腐敗不公就不正常”官場大背景下,中國人民對官僚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

當今中國已經步入如此危險的邊緣:誰要是膽敢向官員玩恐怖玩暴力,誰就會立馬被民眾視為“大俠英雄”?

錢明奇和錢雲會敲響了懸崖中國的世紀警鐘!

中國的第壹個專制王朝在末代君主夏桀當政時期,全國人民都在發自內心詛咒:

“妳什麽時候才滅亡?我願與妳同歸於盡!”

歷史的警鐘我們不能忘記!

不要以為經濟在發展人民不挨餓國家就會太平如故?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人均GDP都在17000美元以上,“民生工程”比我們好得多,可兩個國家依舊“官逼民反”了?

因為渴望向腐敗官僚討還公道,壹個給中華文明帶來空前災難的反人類反文明運動——文化大革命,居然在全人類普享現代文明的二十壹世紀在文明古國死灰復燃?

為何會出現如此曠世悲劇呢?

渴望受到公正待遇並用無情手段清算貪官罪行的普通民眾因為健忘歷史傷痛和被主流媒體誤導的緣故,誤以為文化大革命是鬥官殺官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鬥官殺官”嗎?

下面我們來回顧壹下文革的歷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分為七個階段:

1、破四舊、大串聯:

2、橫掃壹切牛鬼蛇神;

3、清理階級隊伍;

4、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5、壹打三反;

6、批林批孔;

7、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除了“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以高官顯貴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要迫害對象外;其余六個階段的主要迫害對象都是以社會弱勢群體為主的普通平民。

在整個文革期間,普通平民被迫害致死的概率相當於官員的幾十上百倍!

也就是說文革死亡主體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大眾。

文革期間發生的慘絕人環的三次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遇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平民;並且各級官僚還是大屠殺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死壹個官員就有幾十上百個普通平民賠斬,制造巨大生命災難的大屠殺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都是各級官僚,妳能說文革是人民群眾“鬥官殺官”的盛宴嗎?

下面我個來分析壹下“文革受難者”真相:

壹、 文革期間的官場受難者,高官顯貴是主要迫害對象,但多數中下層官僚尤其是低層官僚不但沒有被鬥被殺,相反成為迫害屠殺的組織者領導者。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澤東為了變官僚政治為人個獨裁統治,在黨、政、軍內贏得沒有限制、沒有分割的絕對獨裁權力,就必須向官僚隊伍“奪權”。只有高官顯貴才會抵制幹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權力;廣大中下層官僚則是壹個唯上命是從的群體。所以毛澤東主要向有條件染指個人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開刀,對沒資格分享個人獨裁權力的廣大中下層官僚則網開壹面,並且引為大迫害的幫兇。

所以縣鄉廣大基層文革期間制造的大屠殺、大迫害、大批鬥、大運動都是各級官僚走在最前面,充當組織者領導者。廣大人民群眾只是被動跟在“領導”後面沒有任何權力唯領導指揮棒是聽的權力打手。

毛澤東在文革早期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主要目的是“奪權”和“獨裁”;而不是為廣大受官僚壓迫的人民群眾討說法討公道。

那些被打為“牛鬼蛇神”的高官顯貴並非是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依據其罪行自主糾鬥出來的,而是秉承毛集團旨意的結果。那些沒有列入毛集團“打倒名單”的“同誌官”,紅衛兵和人民群眾就算有八個腦袋也不敢糾鬥,偶爾弄錯了“鬥爭對象”也會立馬被糾正。也就是說那些壹度“鬥官殺官”的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並非真個“打碎舊世界”翻身做主人,而只是充當毛澤東權力鬥爭的打手和工具。

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多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失敗者,而不是尊重群眾意願維護人民權利的產物。人民群眾對批鬥誰鬥爭到什麽程度沒有任何決定權。

毛澤東在贏得並鞏固絕對獨裁權力後,又讓被打倒在地的多數老幹部“恢復工作”。老幹部們壹旦大權在握,就對當初被動充當毛打手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毛澤東為安撫老幹部,把當初幫助自己奪權的平民造反派壹腳踢開。五大學生領袖被收容審查,多數鐵桿造反派被押送批鬥會、監獄和刑場。

下面是五大學生領袖在文革後期的命運。

亂世狂女聶元梓因為壹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地派“女傑”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1968年10月,譚厚蘭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地派“頭目”王大賓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開除黨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逮捕。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壹名電解工;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華受審;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

1970年開始的“壹打三反運動”中的反革命主體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中的四位均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沒有官場背景的造反派在“壹打三反運動”中很多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紅色青年和人民群眾從來也沒有真正“當家作主”過。

文革早期批鬥迫害過老幹部的造反派,多數都沒有逃過官僚“秋後算帳”的惡運。

二、 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人最多的階段,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期的“打到壹切牛鬼蛇神”。此期的受難者絕大多數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普通平民,社會弱勢群體則付出最大代價。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

清理階級隊伍主要在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此時毛已將有條件分享“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打到在地,個人獨裁地位得到鞏固,於是把打擊重點轉移到傳統“階級敵人”,即社會弱勢群體。“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等弱勢群體首當其沖。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xx類人”。被歸於“xx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基本上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無辜平民。

1968年的“清階”“紅色臺風”,壹般壹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劉少奇老家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被揪鬥12000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10000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者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10000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2600多個各類“分子”。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000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

江蘇昆山縣總共460000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共揪鬥18000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高郵縣軍管會從7月開始搞“清階”,有13000多人被當作當作各類分子“審查”。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五月份先將縣壹級的現成“牛鬼蛇神”100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然後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全國兩千余縣,在這壹年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多萬人。

文革期間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也發生在這壹年,受難者絕大多數為弱勢群體和普通平民。策劃、組織、領導者則為各級官僚。

湖南零陵專區以道縣為主的大屠殺,被殺與被迫自殺者共7700多人,壹半是“地富子女”壹半是得罪了“領導幹部”的農民,連嬰幼兒也不放過。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三個最小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也是小學教師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崽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廣西大屠殺在半年時間內有近十萬人死於非命,遇難者多是失勢的“造反派”和弱勢群體;領導者則是各級“官僚幹部”。官僚幹部不但濫殺無辜,還掀起了滅絕人性的“吃人肉運動”;不但吃成人,還吃未成年的幼童……

三、 文革的“受難主體”不但是普通平民不是“領導幹部”;很多普通平民都是因為得罪了“領導幹部”才橫遭迫害。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即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二十萬人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4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搶決,死時年僅30歲。

上海市革委會把幾年前幾個“炮打張春橋”的大學紅衛兵頭頭定為“新生”反革命分子。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聲稱“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中共中央委員徐景賢親自拼湊該集團的《罪行材料》,親自寫按語,不惜工本印了二十萬冊。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的學生。這個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牽連,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

1970年8月被槍決的寧夏銀川22歲青年學生吳述樟,最大罪行是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洛陽市油嘴油泵廠的青年工人吳兆平因為工傷在家養傷,可車間主任強令他必須參加每天的學習會(批鬥或學毛著會)。年輕人火氣旺,壹口氣下不來,就邀了幾個青年夥伴在車間主任上下班的路上把他打了壹頓。雖然打得不重,連“輕傷”也算不上,可因為打的是“領導幹部”,罪行被無限放大。

文革時的“官官相護”現象比今天更嚴重。車間主任雖然是壹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可依舊引起了大官們的卿卿相惜。在批鬥吳兆平的公審大會上,河南省革委會的軍代表聲嘶力竭地高呼:

“誰膽敢放我們幹部的血,我們就放他的腦漿!”

吳兆平被公審槍決,同時被槍決的還有他邀來的另外兩個青年同伴。沒有被槍決的同夥則被宣判15年以上的徒刑。

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1970年寫了壹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壹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為此被判死刑,慘遭殺害。

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時,他說過“哪裏能活壹萬歲!”縣軍管會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

…………

四、在文革初期被毛澤東譽為“天兵天將”的廣大青年學生,在毛澤東贏得並鞏固獨裁權力後,就失去了利用價值,被整體遣送到貧窮荒僻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享受林副統帥稱之為“變相勞改”的“幸福生活”,淪為連貧下中農都不如的賤民群體。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1日發出“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壹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是毛澤東對城鎮紅衛兵公開發出的最直接動員令。悲壯的壹頁掀起了,這就是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學生(還有部分超齡小學生)們從“毛主席的天兵天將”壹壹紅衛兵,壹下子跌到“必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賤民,變成毫無生活保障的知識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別聲中,在無可奈何的無效抵制後,在震天的鑼鼓鞭炮聲中,在虛假的慶祝聲和豪言壯語聲中,壹場現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農村遷移的大潮開始了。1800萬青年學生成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

至今有許多影視文藝作品宣稱當年廣大青少年學生是“滿懷紅色理想和熱情”自願到農村。只有沒親身經歷痛苦,不了解那段真實歷史、站在岸上不腰疼的無良文人才會從他人的痛苦中吸收“馬屁靈感”;和“汶川大地震”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冷血怪論異曲同工。

文革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任務,到家裏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壓,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工資,手段不壹而足。“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在1800萬龐大的下鄉知青隊伍中,依舊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價。

多數幹部子弟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和平民子女壹樣下鄉,可沒過多久就通過關系離開知青隊列,丟下平民學生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中國“走後門”“跑關系”的第壹次高峰時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工農劃等號”,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等極左口號輝映下,是政治特權淋漓盡致。同是下鄉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兵、入黨、提幹等方面沒有公平競爭的機緣。“血統論”的肆虐,對眾多家庭出身有玷汙的青年而言,更無異雪上加霜。

知青們激憤地把幾年前“破四舊”時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讀書,老子狗熊兒務農”。

當時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農村,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多個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1969年後,出現耐人尋味現象:毛澤東喜怒無常,許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級“老幹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復原職了。這些“老幹部”中不少人,大概受過打倒下臺的教訓,已深得“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之三昧,“走後門”更肆無忌憚。於是“特權”大行其道:“老幹部”子女們讀書的讀書,參軍的參軍……

天津知青楊揚說:同學們壹個個走。誰的父母解放了,就走壹個。誰走了,妳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說,她的父母還沒解放。暫時沒解放的幹部子弟還可通過父母的老戰友,轉到老戰友部隊裏當兵。

沒關系沒背景的廣大知識青年則長期呆在農村沒完沒了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無數女青年被禽獸軍幹和土包子村官強暴霸占痛苦無告。

文革期間有數百名軍官因為強奸女青年被槍斃!

在哪個視“貞操大於生命”的性封閉年代,絕大多數女青年被強暴後只有忍氣吞聲,否則就會身敗名裂被社會拋棄。被揭發出來的只是極少數。可仍有數百名軍官因為罪行敗露被槍決,可以想象女青年被強暴的規模該是何等驚人!

那些夢想借文革大批鬥向貪官汙吏討還公道的青年學生和平民大眾,妳們的夢該醒了。

真實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運很相似?

當之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學生在呼喚文革,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想過把“造反派”的癮。

在平民青年印象裏:文革時期的“造反派”能夠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享有把各級“官老爺”踩在腳下任意淩辱不受懲罰的特權?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站在“造反派”那壹邊?是他們打倒官僚權貴的堅強後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國再來壹次文革,在偉大領袖的光芒照耀下,讓無權無勢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時作威作幅的各級“官老爺”頭上,在肆意毆打批倒批臭之後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會地位來個飛躍式提升,那該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實的文革與上述“印象”大相徑庭。

1、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壹年多時間;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擊”和“被革命”的對象。

2、 在“造反派”短暫得勢的日子裏,他們想鬥爭誰鬥到什麽程度不是自己能夠作主的,而是毛內閣及其追隨官僚內定的。如果超越了“內定鬥爭對象”,“造反派”就會立馬被打成“反革命”。說白了“造反派”不過是毛集團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3、 “造反派”在文革後期幾乎全軍覆沒,不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閉塞的農村“永久性”“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4、 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淪為偉大領袖的“政治鬥爭工具”被“引蛇出洞”;等偉大領袖獨裁目的達到後就被整體“壹鍋燴”。

…………

下面我們以文革“紅衛兵”為例來說事:

在當今青年心目中,“紅衛兵”就是“造反派”?

真實情況不是這樣!

“紅衛兵”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紅衛兵”並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紅衛兵”分為“保皇派”和“造反派”兩大陣營。

“保皇派”以“官二代”為代表,由“根正苗紅”的特權階層及其追隨者組成。

“保皇派”紅衛兵是最早參與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紅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紅衛兵掀起的第壹個文革高潮。

“保皇派”紅衛兵在“紅八月”期間的主要運動就是“破四舊”,抄家迫害文化人燒書毀文物,制造了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災難。

今天的多數國民都誤認為“抄家燒書毀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這是對“造反派”最大的誤解。

“破四舊”期間,“燒書毀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紅衛兵,也就是“官二代”及其追隨者。

“保皇派”紅衛兵的主要鬥爭打擊對象不是官僚權貴,而是“平民知識分子”和無權無勢在社會上備受欺淩的弱勢群體,以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為代表。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老對象”,平時不但沒條件侵害平民大眾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權益經常受到無情侵害。

“紅八月”期間北京有幾千人被“保皇派”紅衛兵活活打死,死難者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和社會弱勢群體,沒什麽“官老爺”。給偉大領袖佩戴紅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壹人就活活打死了13人,全是無辜弱勢平民,沒壹個當官的?

…………

“造反派”紅衛兵主要由無權無勢的平民兒女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裏面起了重要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於權利備受官僚權貴侵害,主要鬥爭矛頭自然指向各級“官老爺”。他們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間唯壹起到壹定積極作用的群體。

偉大領袖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是“從官僚隊伍奪權”,以達到“個人獨裁”目的。要想從官僚隊伍手中奪權,就必須打到壹部分掌握大權的達官顯貴,劉、鄧、陶、王、彭、羅、陸、楊首當其沖。要打到這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老爺”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實上在“打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中,由“官二代”組成的“保皇派”紅衛兵不但沒有擔當“造反”角色,相反多堅定地站在“當權派”那壹邊和平民“造反派”對著幹。

為了順利從“當權派官僚”手中“奪權”完成“獨裁”目標,偉大領袖暫時與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敵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壹邊。

1967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勢的壹年,在與“官二代”保皇派的鬥爭中處於暫時的優勢。但在廣大地縣級依舊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壓倒優勢。很多在省城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到地縣基層,在農村掀起針對弱勢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長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區,在湖南道縣等地掀起滅絕人性的瘋狂大屠殺。

…………

擁有深厚帝王特權思想的偉大領袖並無真正的“平民情懷”,他暫時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於有了“共同敵人”,要利用平民力量來對抗妨礙他搞“個人獨裁”的“官僚當權派”。壹旦“奪權”任務完成,“獨裁”目的達到,偉大領袖就把平民“造反派”壹腳踹開,轉而與舊日的“傳統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對平民“造反派”實施過河拆橋式反攻倒算。平民“造反派”自此厄運當頭,成了數以萬計“現行反革命”的祭品。

國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後,毛的“奪權獨裁”大功告成,接下來就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壹六”,對平民“造反派”大開殺戒。“清理階級隊伍”顧名思義,就是清理“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而“階級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只能“造反派”,根本沒資格參加“保皇派”,也就自然決定了平民“造反派”是兩大運動的主要打擊目標。

“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運動”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時期。死難者絕大多數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會弱勢群體;而不是官僚。

在“清階”、“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運動中,連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學生領袖”都在劫難逃,壹個個被隔離審查,從命運的巔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說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於“現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紅衛兵,則被偉大領袖整體遣送到近乎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不至於太顯眼,起初“造反派”紅衛兵是和“保皇派”壹同下鄉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紅衛兵多分配到離城近條件好的地區,且因為“我爸是李剛”,沒過多久就被“%?k?B?工、入伍、上大學”遠走高飛。平民“造反派”紅衛兵多被遣送到遠離城鎮的荒涼苦寒之地,並且只有“永久”“紮根農村幹革命”,直到鄧公讓他們整體返城為止。

官二代“保皇派”與平民“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哪個腰桿子更粗,只要看看勝利的壹方給對方定的罪名就壹目了然。“保皇派”勝利時就把“造反派”打為“反革命”;“造反派”取得暫時勝利時只是呼籲給打為“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

…………

文革期間那些滅絕天良的大屠殺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幹的,“造反派”和“潛在造反派”甚至淪為主要屠殺對象。

1967年7、8間湖南道縣大屠殺,七千多無辜平民和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就是城裏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道縣農村,為了防止底層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勢群體支援城裏“造反派”,利用該縣的縣官、鄉官和村官組織“貧下中農法庭”,對想象中的“潛在造反派”進行滅絕人性大屠殺,連繈褓中吃奶的嬰兒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則先奸後殺,名為“吃大鍋飯”?

1968年廣西大屠殺,就是在廣西省委壹把手的親自領導下,動用軍隊力量,號召“聯指” 保皇派對“4.22” 造反派的血腥鎮壓。近20萬平民被施以令人發指的野蠻方式殘暴屠殺。“聯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運動,不但屠殺造反派,殺死後還要吃他們的肉?僅武宣縣就至少吃了兩百多人。

…………

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有諸多相似之處。偉大領袖當初為了挑戰“八大格局”,企圖利用堅守良知勇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來對抗官僚隊伍,後發現官僚隊伍根基深厚短期難以搖動,就轉而拋棄知識分子倒向官僚隊伍那壹邊,用“引蛇出洞”托辭來對知識分子實施史無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嘗不是“右派”悲劇重演呢?

中國人都以為偉大領袖五七年搞“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實毛當初很可能出於真心,因為他當時的主要政治對手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妨礙他搞“獨裁”的“官僚當權派”,暫時和知識分子結盟來對抗官僚隊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後來他發現官僚隊伍難以撼動,加上知識分子的言論遠遠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線,就決定及時轉向,在官僚隊伍內拿“引蛇出洞”來顯示自己棋高壹著;同時對當初意圖加以利用的知識分子反戈壹擊。

那些呼喚再來次文革以改變自身屈辱命運,夢想過回“造反派”癮,以為文革重來就能取消“官老爺”和“官二代”的特權地位,自已能揚眉吐氣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壹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國再來次文革,妳們不但不能向“官老爺”和“官二代”討還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會比今天更慘更悲劇!中國就算重新出壹個偉大領袖,妳們在領袖心目中的地位壹樣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價值壹完註定過河拆橋恩將仇報。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妳們的後代不繼續做奴隸,除了民主憲政外別無出路。

“文革式大民主”的實質是紅太陽為人民做主。

今天的中國,貪汙腐敗蔓延成全社會的災難,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毀滅了壹切美好的價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個社會“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汙腐敗侵害到每個平民的切身利益時,人民對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的謊言教育和對西方民主的惡意宣傳,多數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從根子上鏟除腐敗,壹勞永逸消滅貪汙的最好方式;誤以為文革式群眾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權貴。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呼喚文化大革命。 因為權力階層長期以來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文革的反文明罪證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過來人多數已經健忘了文革的傷痛,年輕人則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於是相當多的國民誤以為文革是“群眾當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壹位讀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文後的評論中這樣評價“文革式民主”: “社會公平、沒有腐敗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時經濟上腐敗是少點但不是沒有。他們沒有想到政治上的腐敗(獨裁專制)導致億萬人死亡, 國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幾代人無文化無思想,成為思想僵化的動物。 還有很多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徹底的民主,這又是壹大誤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民主是為壹個人服務的,即妳再怎麽民主都必須崇拜毛,億萬人妳死我活鬥爭就是為了證明毛壹人是絕對正確的,可悲,極其可悲。” 這位讀者點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 就算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遵從三個基本要件:壹是多數民眾說了算;二是民眾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三是維護多數民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我們探討“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個基本要件。 壹、“文革式民主”是多數民眾說了算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陽壹人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平民大眾的意見從來不會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眾只是毛太陽和毛派官員隨意操縱的政治工具和沖鋒機器,就象戰場上的士兵壹樣,指揮官沖到哪打到哪,個人沒有任何選擇權。 文革時大批官員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眾批鬥淩辱。表面上看人民是“當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壹世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踩在腳下了;可仔細壹想卻不是那麽回事。 文革時打倒誰打擊到什麽程度並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毛集團說了算。上面是毛太陽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 從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到林彪反黨集團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從毛太陽壹人的意誌,都是服務於他壹人獨裁集權的目的,服務於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陽手中的壹張牌壹枚棋子。 那時毛內閣——文革小組把內定要打倒的官員名單送到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手裏,後者即召集紅衛兵召開對這些官員的批鬥會,對他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太陽和毛派官員沒有授意打倒的官員絕對不能動,如果有人膽敢鬥爭他們,就會被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參與者被汙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無情迫害。 武漢市群眾組織“百萬雄獅”就曾無視毛指示發動抓捕批鬥文革小組幹將王力的活動。毛太陽惱羞成怒,當即宣布“百萬雄獅”為反革命組織,派周總理親赴武漢解救王力,同時給與“百萬雄獅”對立的左派發槍,血腥鎮壓“百萬雄獅”。 如果某個民眾或紅衛兵發現被批鬥迫害的對象是自己摯愛的親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須和親人劃清界線,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不得回避落後,更不得為親人辯護求情,否則就會和親人壹樣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孫泱受盡迫害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周總理最摯愛的養女美麗的孫維世出面為哥哥申冤。她給江青寫信: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總理寫信陳述冤情,因為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總理的壹封信,便拿了這封信興師問罪,指責周總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總理壹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簽下自己的姓名。當時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總理簽字。那時周總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被剝的壹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壹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壹個大長釘子…… 連周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都被迫親手簽字逮捕自己的養女和親弟弟,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受盡酷刑淩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民眾了。 二、民眾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嗎? 不能! 那時不但不能對毛太陽說半個不字,就連把毛主席萬歲喊成毛主席九千歲,也壹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甚至誅連九族,就更不用說給毛提意見批評國家領導人了。那時全國民眾只能對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數次高呼口號向毛太陽表中心: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 北大才女號稱當代林黛玉的美麗林昭,因其堅守良知與主流意識不壹致的言論被捕入獄,判刑20年,在獄中遭受了令人發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折磨淩辱。林昭寧死不屈,咬破指頭在監獄墻壁上寫下正義良知之聲: “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每當我想起那慘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劇痛。這是壹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以後確實被摧殘殆盡了”。 “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們的善良、單純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加以煽動,加以驅駛,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力時,就遭到空前未有慘毒無比的迫害、折磨和鎮壓。”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汙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自由是壹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動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在蘇州郊處秘密槍決。第二天,劊子手找上林昭家門,向其母親和妹妹索要五分錢子彈費。 遇羅克1966年7月寫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為當時的主流意識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內閣——“中央文革小姐”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罪名是“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1968年,遼寧省委宣傳幹事張誌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慮的不是這壹派那壹派的問題,我考慮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好多問題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發。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只能容納壹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裏,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沈重而冰冷的腳鐐;頭發幾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奸、輪奸無數次;終致精神失常。因始終堅持自己無罪,1970年5月經毛太陽的侄兒毛遠新親自指示,張誌新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誌,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陽大窪刑場被槍決。臨刑前因害怕她當眾喊口號,四個冷血壯漢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她的喉管,把壹位女管教員當場嚇昏……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壹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壹根尖銳的竹簽穿成壹體…… 黎蓮:和李九蓮壹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壹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壹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壹條半尺長的裂口,壹個血淋淋的腎從裏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裏面塞上壹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因為為李九蓮鳴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壹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文革期間毛太陽號召民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那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前提條件是絕不能說毛太陽半個不字,否則死刑。

1969年3月,湖南24歲的女青年丁祖曉給政府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女青年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姐妹倆雙雙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有些地方沒有需要槍斃的“反革命”,便向別的地方借)。 ………… 那些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毛左們,如果生活在毛中國時代,敢於撰文否定最高權力階層的大政方針(先為階級鬥爭後為改革開放),敢於為最高權力層打倒的“反動派”(先為劉少奇後為四人幫)鳴冤翻案,恐怕都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三、文革式民主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陽運動利用民眾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於維護毛太陽壹人的獨裁專制統治,用於維護毛派官員的權益,廣大民眾則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益。毛太陽的目的達到後,被運動起來的民眾就如破鞋壹樣被毫不留情踢到壹邊。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紅衛兵沖鋒在前,可“勝利成果”卻由毛集團分享,紅衛兵則“壹切繳獲要歸公”。紅衛兵抄來的大量珍貴文物任由毛內閣成員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選,看中者即攫為己有。不僅如此,康生還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那件文物就隨意拿走。抄來的大量線裝古書和珍品字畫則成了毛太陽的私人收藏。 毛太陽在九大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達到集大權於壹身的政治目的後,就對在文革前期為毛太陽奪權沖鋒陷陣的紅衛兵隊伍舉成了過河拆橋的大棒。紅衛兵自此惡運當頭,近2000萬青年學生被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去貧窮、愚昧、骯臟且充滿敵意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實質上的“勞改”。紅衛兵的命運自此操縱在他們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員手裏,很多年輕貌美的女紅衛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武夫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直到烏友之鄉的毛左們呼籲翻案的“四人幫”倒臺鄧公成為權力核心後,絕望的下鄉知青才發起了“返城請願活動”,最後還是被紅衛兵批倒批臭的鄧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集體返城。這真是莫大的政治諷刺,迫害他們的是“階級兄弟”而拯救他們的居然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政治騙局也只有中國政壇才會前後相繼。 不僅於此,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也在毛鞏固權力後鳥盡弓藏。七十年代初的“壹打三反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無數“鐵桿造反派”被毛太陽恩將仇報送上刑場監獄,就連風雲壹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無情審查打入賤民階層。 號稱“亂世狂女”的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北師大“地派女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被發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師大隔離審查。 “地派頭目”王大兵於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清華大學“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並“智擒王光美”,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壹樣被過河拆橋,於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 ………… 至於廣大工人農民,除了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紅歌,省下買生活必須品的錢買“紅寶書”、“主席像”外,沒有從“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處,基本政治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 …………

總之“文革式民主”是“運動群眾”而不是“群眾運動”;是“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壹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與真實的民主相去十萬八千裏,就連最原始的民主也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不能再來第二次文革,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 我們不能在同壹個巨坑裏跌倒第二次。

我的文章發出之後,壹位署名“蓬艾之間”的讀者在文後發表了如下回復文字: “我講我父母講的壹個真實的故事,看了這個故事之後,我不知道那些還在懷念老毛的人有什麽想法: 我母親出生和生活在湘西的壹個小鎮上,那時因為下山下鄉也沒有書可讀,就與我外婆住在壹個租的房子裏。隔壁是壹個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丈夫被抓了,妻子就帶了壹個五歲左右的孩子相依為命。那個女人沒法找到工作,沒法養活孩子,就納了幾雙鞋底到街上去偷偷賣,卻也被抓走了,只留下那個五歲的孩子,有壹陣,我媽媽天天聽到不遠的廢棄的廁所後面有孩子的哭聲,壹連哭了幾個星期就沒了,我當時就問為什麽沒人去幫幫那孩子,可媽媽說,誰能啊,誰敢啊?而且這在當時並不是個案,根本沒法幫。 我不知道懷念老毛的人會怎麽解釋,當我們對屠幼案義憤填膺的時候,妳可知道那個時代是制度化屠幼,我們對腐敗義憤填膺的時候,那個時代是制度化腐敗……” …………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發生的連環殺幼案引起了整個人類世界的震驚! 中華大國民有誰知道?四十年前的中華大地曾經發生過制度化屠殺孩童慘案? 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廣西武宣、賓陽等縣大規模分吃“階級敵人”事件等慘絕人環的血案,都有很多無辜的孩童成為受害者。 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大辛莊在1966年8月31日壹個晚上就殺了壹百多個無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對嬰幼兒手段尤其殘忍,踩住壹條腿,劈另壹條腿,把壹個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兩半…… 下面我們回顧壹下文革重災區湖南道縣大屠殺災難中的屠幼慘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壹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壹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墻頭,壹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壹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嗚冤上告。道縣大屠殺真相開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誌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1389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 …………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按成分來劃分:五類分子3576人,五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有個大隊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壹根繩索捆起來,捆成壹團,中間放上壹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12個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飛機”。 很多五類分子的家庭被殺絕。 第壹個被殺絕滅門的是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鐘佩英家。她是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暴動”?為首兇犯原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 用鋤頭棍棒打死鐘佩英後,紅色兇手想到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不如“乾脆壹起搞掉算了。”於是壹呼百應地湧到鐘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壹頓鋤頭扁擔,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畢之後,辛苦了壹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鐘佩英家,將鐘家餵的幾只雞鴨全部殺掉做壹鍋燉起,又打來壹些燒酒宵夜……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人1054人,全區每50人中就殺了1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壹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公社公社就殺了524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壹半以上。 8月26日,蚣壩公社河灘大隊,文革主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命令民兵將21個“階級敵人”押到葫蘆洞巖洞口邊,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那裏壹動不動。叫壹個名字,牽壹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巖洞;直到這時,妳才聽到壹聲淒慘的喊叫。有的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壹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壹聲沈悶的巨響,葫蘆巖巖洞重又歸復永恒的寂靜。 屠殺完青壯年後,接下來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壹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何興盛壹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匯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壹只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壹齊搞掉,行不行?”

蚣壩公社黨委書記下達指示:“壹個個都給我搞掉!” 於是三十多個孩童在棍棒驅趕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籮筐挑著。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壹個民兵哄他說:“妳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妳去找。”壹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在行兇之前,何興盛向31個孩童進行了革命訓話:“妳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殺妳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妳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妳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妳們的周年。”

說完就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壹只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壹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壹個壹個下餛飩壹樣丟進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順便說說這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這壹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只清亮的大眼,看著壹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72歲的祖母、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6口之家轉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裏睡熟了;母親則呆呆地坐在床沿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此人最兇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37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壹條。盡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面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家夥私心重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壹面,但只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裏搶走了這個56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壹線希望……

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請了本大隊壹個體面的裁縫,擰著壹包點心上張秀華那裏替他說親…… 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壹面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壹並殺了,在曬谷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 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壹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然後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橋頭鄉橋頭村生產隊周隊長在收工時,指揮十幾個壯勞力把正在田間彎腰勞作的周文楝、妻子陳蓮娥、兒子周輝壹家三口推進了壹口多年不用的廢窖,然後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 解決完壹家三口後,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楝還有壹兒壹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趕回村抓來8歲的周大妹和兩歲的周小弟。周隊長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8歲大的紮著兩只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 當晚,周文楝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壹條黃狗、壹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壹樣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縣蚣壩中心小學女教師周軍如帶著三個孩子睡了,半夜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她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 她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14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銃的民兵押著。他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面。這批“階級敵人”在當晚將踏上死亡之路。 臨行前,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於是又轉回去把蔣漢鎮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拖來了。 那晚天黑的不見鍋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周軍如的手被綁著,她那6歲的雪原只好牽著我的衣角;8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松,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後面。 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壹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妳們的死刑!” 接下來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這群“死刑犯”。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周軍如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她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壹會媽媽就回來,帶妳們去外婆家。”然後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只覺得腦後風起,壹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她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她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她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6歲小女孩的哀求…… 三個孩子都嚷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裏有水呀…… 接下來的七天,周軍如的三個孩子都在饑渴上悲慘地死去。 林海死前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壹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五內俱焚啊! 9月1日,外面下了壹場大雨,周軍如喝了幾口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9月3日,周軍如被她的學生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所救。

貧下中家不僅僅屠殺孩童,甚至於連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過? 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七八個漢子像打牲口壹樣把陳高肖(陳高肖的父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在迎接解放軍進城時立過功,)亂棍打死。貧農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灣。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麽壹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壹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麽就不開呢?” 這群民兵在大隊部裏吃飽喝足後,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實施輪奸。頭壹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 女人當時身懷六甲,為了保護腹中的小生命,她屈從了這群民兵的獸欲,只是央求:“妳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 這群號稱清壹色貧下中農的禽獸名單如下:壹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系貧協主席,後因貪汙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兇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汙公款、奸汙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復蓄意殺害壹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壹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 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壹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閑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汙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壹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奸汙過婦女。當這樣壹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麽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當女人滿足完那些衣冠禽獸的獸欲時,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產了。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因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押送她的兩個民兵在半途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 二十多歲的張天沙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接下來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幹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上過中學,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然後被送回家中接受審判。 貧下中農出身的丈夫竟然要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 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壹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被害者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 壹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他叫胡茂昌,壹個臭名昭著的潑皮無賴,鬥大的字不識壹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凈,很讓周圍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瘋狂的年月成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2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奮勇充當劊子手。 剛開始民兵對鄉裏鄉親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搶過壹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壹下,壹口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口。 胡茂昌嘴裏不幹不凈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壹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發都被血漿糊住了。 殺完人,胡茂昌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壹片嘖嘖贊嘆。 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壹起搞掉算了。還沒等書記點頭稱是,胡茂昌又壹馬當先殺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壹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壹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壹摔,沒氣了。 胡茂昌從搖窩裏抓起最後壹個,順手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腳,朝下使勁壹銎,在壹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壹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壹人,報酬壹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壹點,每人5元。 …………

屠殺孩童的不僅僅是道縣,整個零陵地區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無辜生命的屠場。 1967年8月18日,寧遠縣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壹樣捆在壹起,壹個壹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

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隨後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1967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窩裏的彎子裏村瞬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 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 12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壹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壹世替妳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 剛滿17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奸,然後砍死。 12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壹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壹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裏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壹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孩童壹個不留。共殺1092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兇手的屠殺邏輯: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壩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裏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向從全區各趕來的生產隊上上幹部訓話:

“同誌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麽辦?如果讓他們的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裏發現就在哪裏搞掉!”

“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

…………

那些制造策劃屠殺的兇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懺悔過認罪過,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壹抔黃土。

當今中國相當壹部分普通國民誤以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鬥官殺官”?各位搜索壹下道縣大屠殺的死難亡靈,看看他們當中有幾個是官?

我迄今還沒有發現道縣大屠殺中官員遇害的資料。就算有官員死於大屠殺,恐怕也只占極少的比例。大屠殺慘案中的絕大多數死難者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五類分子等弱勢群體和有點正義感勇於說真話的貧下中農。

毛太陽為了贏利絕對獨裁權力,確然對官僚隊伍的高官顯貴大開殺戒;但對沒有威脅其獨裁權力的中下層官僚卻持姑息養奸姿態,不但沒有發動群眾革他們的命,反而讓他們成為革命隊伍和群眾運動的領頭人。

道縣大屠殺的策伐者和領頭人基本上都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貧協主任、民兵連長等基層黨政官僚,殺誰和怎麽殺都是他們說了算;而不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那些來自農村的中老年公民不防回顧壹下,妳們家鄉的村官和鄉官在文革中有多少被平民百姓打倒在地?倒地者占官僚隊伍的多數還是少數?

我想多數人會得出如下結論:

是打倒了幾個,但只占官僚隊伍的很少壹部分,大隊幹部則很少被打倒,文革前的壹把手在文革期間照樣是壹把手。

毛太陽在文革初期把很多高官顯貴打為“牛鬼蛇神”的中心目標純粹是為了奪權,而不是反貪反腐和凈化官僚隊伍。那些對毛太陽獨裁權力不構成威脅的中下層官僚無論多麽邪惡腐敗,都不是毛太陽的打擊目標。他們中的多數不但逃過了群眾運動的風暴,相反還成為群眾運動的領頭人。全國各地發生的多數屠殺血案都是這些基層官僚主導的。

如果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壹樣只是高官顯貴和精英階層付出代價,基層官僚則是群眾運動的策伐者和領頭人,人民群眾壹樣是他們的砧上肉。

5月9日 149 次浏览
2个评论
岿然宽衣
奭麦郎 满辗鲜衣八岿合艰萨逆疯金颐提酵甚瞻冰坡秩歼殊淆冯

只看到“1968广西”那一段,看完挺不是滋味的。

看到“柴油灯”那一段我想起来我母亲和舅舅小时候都是点着柴油灯学习,所以从小眼睛都不好,后来还是在省城机关里工作的大姥爷(外祖父的哥哥)走后门给外祖父家里点上了煤油灯。

看到介绍信那一段,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上海的所谓“吴语保护者”大呼“教员”膜毛,原因就是毛“保护方言”并且保证了上海本地人的权利。然而毛时代没有推普正是因为这种变态的户籍和人口流动制度导致不需要推广全国性的语言,而且这种制度恰好保证了上海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位。但是这位高贵的上海人恐怕忘了,上海等大城市在毛时期的发达,那是靠吸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血发达起来的,即使到了改开之后,北上广深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外地的新移民

消极 (男)消极自由需要积极的个人主义来维护

@奭麦郎 #138622 上海的所谓“吴语保护者”大呼“教员”膜毛

妈了个巴子,这种人是不是把68年左右从上海被遣散到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开除了沪籍了?很多被遣散的上海人是到了零几年才得以回归上海领退休金。但是“上海那么大,哪里有我的家?"简直是句句血,声声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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