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的基本狀態 时政

作者 中國網友

1949年,中共魔鬼建國後,對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對外遵從蘇共指示,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扶植了壹個家族極權國家;對內建立黨國體制鎮壓人民,維護極權統治。中國成為了壹個人間地獄。

朝鮮戰爭

中共建立專制帝國後,對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犯下的第壹個罪惡就是朝鮮戰爭。

是誰首先發動了朝鮮戰爭?

毛澤東尚存時,中共長期聲稱朝鮮戰爭是“美帝國主義”首先發動的。1991年,蘇共垮臺後,隨著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陸續公布,這個謊言被戳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蘇聯與美國商定在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作為接受日軍投降範圍的界限。北部為蘇軍受降區,南部為美軍受降區。蘇聯、美國兩國的軍隊分別進駐了朝鮮半島北部、南半部。在蘇聯、美國的各自支持下,朝鮮半島北部於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為元首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半島南部於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為總統的大韓民國。1949年,美蘇軍隊全部撤出朝鮮半島之後,金日成欲以武力統壹朝鮮半島,多次與斯大林秘密協商。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統壹朝鮮半島。1950年6月25日,朝鮮軍隊南進作戰,朝鮮戰爭爆發。7月5日,以美國為首16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赴朝參戰。10月19日,中國軍隊赴朝參戰。

沈誌華在其《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壹文中,詳細地講述了,金日成如何積極策劃朝鮮戰爭,斯大林怎樣參與策劃戰爭。面對斯大林的壓力,毛澤東參與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是1949年中共黨國成立後,中共對中國人撒下的第壹個漫天大謊。這個大謊言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確實付出了較大代價,中國人民誌願軍官兵有18.3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直接戰費支出62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搜狐軍事 《揭秘:抗美援朝對中國影響 誌願軍付出重大代價》)

中共魔鬼遵從其主子蘇共魔鬼的命令,不顧中國人的死活,花了60多億的錢,死了近二十萬的人,成就了北朝鮮這個專制王朝。

鎮壓“反革命”

1950年10月10日,為鞏固專制政權,中共魔鬼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始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殘殺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以及無辜百姓。

紀彭在其《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寫到:“1950年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余人,並且還準備在當年由地方再處決壹批。反觀人口密度較大,特務活動猖獗的華東地區總共才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澤東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計算出了壹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殺此數的壹半,看情形再作決定’”,“1951年3月以來,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壹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審理如此多的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了多少人?“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余人被判死刑。”

毛澤東是壹個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按千分之壹比例殺人。以被處決人數87.36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五點七的水平了。中共的殘暴如此令人發指!

建立魔鬼黨天下

蘇共魔鬼通過建立黨國所有制,壟斷壹切國家權力和迫害知識分子這三個方面建立了蘇俄黨天下。中共魔鬼完全效仿蘇共魔鬼建立了中共黨天下。

黨國私有制

在經濟方面,中共魔鬼在沒收了銀行、官僚壟斷企業和石油、鹽業等貿易公司,接收了鐵路這些所謂的官僚資本後,又通過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地主的土地沒收,暫時分給農民,又通過合作化,將農民的土地沒收,施行土地黨國私有制;中共魔鬼又通過公私合營將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企業、資產被沒收,建立了黨國私有制。

“土地改革”

地主是土地經營管理者,他們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富農則是經營生產能人;主要靠勞動致富。他們的財富是憑借經營生產能力而獲得的。壹個現實的證明就是,1978年後,那些受盡欺辱並壹無所有的地主富農的後代憑借自己的經營生產能力,又成了糧食產量大戶、經商能手。

1950年11月,中共開始推動土改鬥爭,大規模地殘害地主。中共竟然定義了壹個評價土改運動搞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否大規模殺地主。

“解說:1951年4月,中南局派出工作組來廣東檢查土改工作,負責人確認為廣東土改,缺乏農村運動的高潮。

劉子健:當時的標準是什麽呢?就看妳這個地方,有沒有就是大規模地殺那些地主,這是壹個土改搞得好不好的壹個標準。他認為妳廣東沒殺幾個地主,他就認為冷冷清清,沒有發動群眾。” (2013年02月25日鳳凰衛視《1951年中共批廣東土改搞得不好:沒大規模殺地主》)

二〇壹三年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中共土改的種種酷刑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共來說,’土改必須是壹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壹場腥風血雨。’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裏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土改”運動中,中共殺掉200多萬地主,他們用地主的鮮血,造就了血色政權。毛澤東是嗜血壹代的首惡分子。

不僅是地主本人並且他們的後代,不能參軍。不準上大學,工作、結婚都受歧視。當然不止是地主後代,毛澤東控制中國時期,被中國汙蔑為黑五類的地、富、反、壞、右,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受到歧視。

為了沒收地主的土地,中共曾經編造了許多謊言,誣陷地主階級不勞而獲,剝削農民,欺壓百姓。最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高玉寶》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經披露出來的資料告訴我們,是中共禦用文人捏造和歪曲這四個人物。今日,中國社會開始質疑土改必要性,實際上是質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農業合作化運動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是中共的壹個騙局。中共的目標是土地國有化,實質上是土地黨國私有化。中共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分為三個階段。

1949年10月至1953年,互助組第壹階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初級農業合作社第二階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階段

1950年6月30日,中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同年11月起,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就在這個所謂的土改運動還在進行中,僅僅十個月之後,1951年9月,中共召開了第壹次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並以草案的形式發給各地黨委試行。中共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發動農民建立互助組。這就是說,農民分到手的土地還不到壹年,中共就開始準備分階段收回農民的土地。在《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指出,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在互助組第壹階段,生產工具和土地仍然歸農民個人所有;初級農業合作社第二階段,合作社歸並了農民的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農產品由社裏統壹支配。每年農民按照土地的數量、質量和生產資料,以及付出的勞動從集體收入中獲取相應的報酬。農民可以通過土地和生產資料入股取得財產性收入,還擁有對土地的處分權和退股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三階段,農民私有的土地和主要生產全部無代價地變成了集體所有制,農民已經沒有土地和生產資料所有權。中共就這樣通過三步動作,將農民的土地產權強制歸為集體所有,土地制度已經完全變為黨國公有制,實質上為共產黨私有制。農業合作化運動不是億萬農民自主的選擇,中共在合作化運動中歧視和打擊單幹戶,迫使農民走上中共的黨國之路。

失去了土地農民從此就不再是壹個單獨的土地經營者,喪失了對土地的獨立經營權。農民失去了自主的權利,就喪失了生產積極性,我的壹些曾經下過鄉的左鄰右舍、同學朋友經常描述農民們如何幹活時磨洋工。再加上中共發明的惡毒的戶籍政策,農民被中共束縛在土地上,成為了農奴,失去了人身自由和自尊。毛澤東統治時期,由於所有人都編定了戶籍,不能隨便流動,探親訪友出差去外地,都要單位開證明,不然就算“盲流”,要被抓起來遣送回去。可憐的農民兄弟,逃荒不能隨便逃,要飯不能隨便要。要外出逃荒要飯只能找公社大隊開證明,叫做“逃荒證”或介紹信。

公私合營

1953年,中共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上文講過的農業合作化,中共的目的是利用合作化沒收農民土地。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的目的就是掠奪手工業者和工商業者的資產。

1953年起,中共逐步將手工業從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發展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底參加手工業合作組織的人數已占全國手工業從業人數的91.7%。手工業者喪失了獨立經營的權利,成為中共的打工仔。

1954年起,中共開始實施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中共打著贖買政策的旗號來吞並私營企業的資產,派駐幹部(共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企業由工商業主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共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工商業主喪失了企業經營管理權。1956年初,中共在全國範圍對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對工商業主的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壹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壹調配使用,工商業者除定息外,不再以工商業主的身份行使職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滿,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黨國私有制。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的99%,私營商業的82.2%分別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整個中國的資源、土地、資本都為共產黨所占有,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了。1953年中共開始實施第壹個五年計劃,從此開始對建設、糧食、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行業實行計劃管理,逐步消滅了商品和市場,消滅了國民的貿易活動。中共控制著國民的吃穿住行等壹切經濟生活,將全體國民變成了黨國的臣民。

黨文化專制

在文化方面,中共自我標榜是壹個先鋒隊組織。中共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控制國民的思想,建立了黨文化專制。中共知道知識分子具有知識和獨立意識,是建立黨文化專制的障礙,為此,中共發動壹系列政治運動打壓知識分子,企圖控制知識分子的頭腦,讓他們變成中共專制統治的馴服工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先後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右(反擊右派分子)運動,殘酷迫害知識分子,強迫他們就範。

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壹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談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他極為憤怒。他抨擊吳芝圃反右起家,大躍進時,謊報高產“衛星”,三年“毛災”時,河南是全國各省餓死人最多的省份。這是我第壹次從壹位中共的基層幹部口中,聽到“毛災”這個詞。我以為聽錯了,就反問壹句:“毛災?”他回答說,歌裏唱,毛澤東是個大救星,我看是個大災星。毛澤東三次發瘋,第壹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毛澤東第壹次發瘋

1957年,毛澤東搞“陽謀”,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壹次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壹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麽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麽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從5月2日至5月12日,僅僅十天之內,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共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多條意見、建議。他們提出體制性問題,反對中共壟斷權力,反對特權,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外行領導內行,主張擴大社會民主,加強法治等等。在大鳴大放後期,壹些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他在壹次發言中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壹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壹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壹個諸葛亮。章伯鈞的這番言論,被中共認為是主張“輪流坐莊”的政治企圖,於是毛澤東本人將章伯鈞打成第壹大右派。羅隆基在壹次座談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成立壹個委員會,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的失誤,鼓勵大家把冤枉委屈都申述出來。儲安平意見是中國當前是“黨天下”,黨在國上,人在黨上。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中共執政八年所產生的嚴重問題,而是感到了恐懼。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倒打壹耙:“壹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壹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壹起,親如弟兄。”,“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壹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5月15日,毛澤東指示中共要繼續釣魚。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壹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壹定追隨力量。”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誣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是說“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壹切善意批評”,有意引蛇出洞。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壹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壹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在青島召開壹次省市委書記會議,部署反右鬥爭。8月3日,毛澤東寫了《壹九五七夏季形勢》壹文,將提意見的人定性為右派,與中共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鎮壓開始了!

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

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壹文中堅持說: “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壹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壹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壹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之壹以上。毛澤東對此得意洋洋,說什麽“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壹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7-18])毛澤東真乃喪心病狂之魔鬼!

中共極權集團殘酷處死那些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林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壹個人。1968年4月29日下午,兩個武裝人員押著林昭,她的口中被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壹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壹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壹彈,倒地爬起,又中兩彈,撲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壹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4月30日下午2時左右,在中國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樓上的林昭家中,出現了壹樁“史無前例”的“天下奇聞”!壹個家夥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林昭的妹妹彭令範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壹副不屑詳言的惡棍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範終身難忘!他壹共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範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壹言不答,猶如未聞,揚長而去。林昭母親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林昭母親終於迷失了記憶,她挎著壹只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終於有壹天,她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壹只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斷。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壹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

右派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大多數右派分子遭受長達20多年的歧視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間再次遭到猛烈沖擊。述說右派們悲慘命運的文章很多,建議讀者可以閱讀《慘死在甘肅省夾皮溝的右派烈士們》壹文。

毛澤東第二次發瘋

中共控制了土地和資產,打壓了知識分子之後,自認為可以肆無忌憚了。於是,毛澤東開始表演人民公社的政治醜劇和大躍進的鬧劇。

集中營

1953年,中共開始建立單位體制,將城市居民納入高度組織化的企事業單位之中。企事業單位內部,中共建立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權力體系。企事業單位不僅是壹個個生產服務單位,更為重要的是壹個個以黨員為核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三位壹體社會政治組織,壹個個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結合在壹起的居民控制組織。中共魔鬼通過單位全面地占有和控制了各種社會資源。離開了單位,任何城市居民都將無法生存。對於單位成員來說,不僅工資、住房、副食品補貼、退休金、救濟金、醫療保障等等都來自於單位,就連登記結婚、申請離婚、外出住宿、子女就業問題等等都要依靠單位。單位成員沒有自由流動的權力,被牢牢地固定在每壹個工作崗位上,每個單位成員的生活空間是封閉的。每個單位成員不得不依附於單位,喪失了自主、自立和自尊的自由獨立的人格,成為地地道道的中共魔鬼的臣民。

從1953年到1956年。中共在農村建立合作社制度,將農民控制在合作社內。中共在城市建立單位制度,將城市居民控制在單位裏。中共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權力,通過合作社和單位這些社會的基本組織,實現了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控制。

缺乏現代政府職能和企業組織職能基本知識的中共,尤其是毛澤東,在全能政治和計劃經濟意識形態主導下,1958年,中共開始在中國建立的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分為“農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公社管理委員會統壹管理生產建設、生產、財政、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和調解民事糾紛等項工作,既是生產組織,也是基層政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經濟組織實際是上下級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行政領導生產經營,三級經濟組織都失去了商品生產者的地位。由於權力過分集中,基層生產單位沒有自主權,人民公社將農村原有的各個農業社的壹切生產資料和公共財產轉為公社所有,中國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和退社自由的權利,中共將農民逐步變成了農奴。

戶口制度、單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使得中國民眾失去了任何社會空間,中國大陸成為了壹個集中營,時時處處生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大躍進大折騰

培根說,知識是力量。知識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共專制帝國的歷史告訴世人,愚昧和貪婪是更大的力量,當然是破壞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澤東主導著中共開始第二次發瘋,充分顯示了壹個瘋狂文盲的破壞力量。

五十年代的中共基本上是壹個文盲黨,毛澤東只是壹個農村小知識分子。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管理壹竅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先後組織中共高幹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以及蘇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壹群無知無畏的膽大包天的人,學習的又是這樣壹套錯誤的東西,勢必給中國大陸帶來壹場大災難。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壹點時間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為了趕英超美,這群文盲們瞎指揮,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圖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地增長。工業生產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煉鋼鐵,中共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的翻壹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為了實現這壹空想的指標,發動全民廣建小土爐大煉鋼鐵。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壹座又壹座青山砍伐光光;鐵礦不足,全民上山采礦。不懂技術,煉出了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中共第壹次對全國山河的大破壞,全國資源的大浪費。

農業更瘋狂。愚昧地提出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大放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糧,甚至12萬斤糧食。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大肆報道糧食衛星。其中最瘋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壹年收獲糧食12億斤。也正是在這個徐水縣,毛澤東對徐水縣委第壹書記張國忠說,糧食多了,壹天吃五頓也行呀!緊接著毛澤東這個荒唐的笑話之後的1959年,就開始了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的毛澤東三年大災難。

中共施行統購統銷的糧食政策,農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食全部必須上繳。按照“糧食衛星”產量來計算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的糧食產量。中共的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糧食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都全都上繳。於是中國農村的糧食極度短缺,終於導致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饑民們吃光了野菜,吃樹葉,吃觀音土,吃人,幾千萬人被餓死,很多家庭絕戶,有的整個村莊幾乎死光了。年輕的讀者要想了解這三年中國的人間地獄是壹個什麽悲慘的狀態,請閱讀伊娃寫的《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和楊繼繩寫的《墓碑》壹書。

《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壹書中述說了人吃人案件:“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也要不上飯,饑寒交迫,當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餓死後,就交換相吃,沒有地方煮,架起火來,燒著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壹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麽不安。壹個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靜寧,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過了幾天,饑餓和寒冷,這位母親也死了。”

在《墓碑》壹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這個數字超過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壹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壹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壹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1959-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這是壹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1960年-1961年期間,毛澤東等中共極權分子都曾對來訪外賓謊稱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共極權集團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至今未能透露真實的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並且至今仍然地厚顏無恥地宣稱中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楊繼繩為什麽要寫《墓碑》?

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壹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壹個墓碑”,“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癥,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癥。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楊繼繩建議:在壹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在餓死人最多的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毛澤東第三次發瘋

三年毛災,使得毛澤東在黨內外臉面喪盡。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裏鬥。1966年,毛澤東第三次發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中國再壹次陷入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中。

紅衛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澤東直接導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當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壹群中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些所謂的老紅衛兵的頭頭和骨幹都是中共幹部的子女。他們自稱“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如果說,毛澤東那壹代人為嗜血壹代(簡稱血壹代),其中出身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的紅衛兵大都是血二代。他們享受著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參軍、提幹、參選人民代表、從政為官等等的優先權。今日,這些血二代大都成為中共既得利益貪汙集團成員。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起來“造反”,鼓動紅衛兵“打倒壹切”。紅衛兵們高呼著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瘋狂地打砸搶,文革第壹撥災難開始了。這些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有著中共嗜血壹代的愚昧和殘暴,迅速血染中國大地. 紅衛兵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的老師。他們羞辱、毆打、活活打死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卞仲耘是北京第壹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寫到此處,筆者敲擊鍵盤的手顫抖著,無法寫下卞仲耘被侮辱、毆打致死的悲慘情景,請讀者查閱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壹文。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澤東的暴行,請登錄王友琴創建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壹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壹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所謂‘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壹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謂‘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進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壹大批所謂的‘牛鬼蛇神’被打死,還有壹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們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饑餓於疾病,也有的在那裏無法生存而自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全國的學校無壹例外,都發生了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僅在北京壹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的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那裏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

紅衛兵不僅殘害老師,並且以破“四舊”,即所謂的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名義瘋狂迫害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打人抄家風迅速蔓延全國。

紅衛兵還對被他們視為奇裝異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動,如剃陰陽頭、剪小褲腳管、剁尖頭皮鞋等。壹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壹切被他們認為與封、資、修等“四舊”沾邊的路名、店名、校名、廠名、影劇院名、公園名統統改名。

他們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

中華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壞的同時,毛澤東的塑像遍布全國,中華大地只允許國賊毛的塑像存在。更為可笑的是,毛澤東利用民眾的盲從和無奈在全民中進行“三忠於”(忠於毛、忠於毛思想、忠於毛路線)、“四無限”(對毛、毛思想、毛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的效忠活動,無論開會、工作,還是看電影、吃飯,人手壹本毛主席語錄,高喊“毛萬歲,林健康”,天天“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澤東導演了世界歷史上最醜陋的鬧劇,中國走進了毛澤東地獄。

1968年,由於文革造成了三屆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裏,毛澤東創造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壹起畢業的“奇跡”。在利用紅衛兵打到劉少奇的目的達到之後,且為了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將青少年全部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所謂的再教育. 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當現代人類文明從農村走向城市時,毛澤東導演的文革將千千萬萬的城市青少年趕往農村,這是現代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倒退。

瘋狂殺人

毛澤東將青少年趕到農村的同事,又舉起屠刀開始殺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澤東的指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開始肆無忌憚地殺人。這是文革中毛澤東借紅衛兵之手第壹次殺人之後的第二次殺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前言中寫到:“兩年之後,1968年,在壹系列毛澤東親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壹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裏的壹些成員關押禁閉在其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的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設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從事‘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為幾十年前作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臟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去單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時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壹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它的延續‘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中,出現了大量的‘自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是‘自殺’的,沒有遺書留下,也沒有準許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象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

這場發生在文革中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50萬,全國被揪鬥人數超過3000萬。

文革中,敢於站起來說真話、維護生命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國人,均被中共極權集團處死。中國人都知道的張誌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壹個人。

不知年輕的讀者能否想象出妳們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樣殘酷恐怖的壹個中共地獄之中。

中共極權集團認為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功中殺人還不夠。1970年,中共發動“壹打三反運動”再次屠殺中國人。中國大陸到處懸掛的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殺!殺!殺!殺出壹個紅彤彤的世界”的標語。文革開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壹些年輕人覺醒起來,他們發表言論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現了讀書小組和反抗組織,中共將矛頭對準了這批在五七年反右後成長起來了的青年人,對他們進行了殘酷地殺戮。丁抒寫的《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記實》壹文有較為詳盡的記錄。正如丁抒所言:“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這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最大的壹次。但這個 ‘壹打三反’的目標集中於文革以來‘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殺!殺!殺!毛澤東手舉屠刀將中國人殺進了人間地獄。

以下,筆者將按照政治、經濟和思想的順序逐壹揭露,四十年來,中共的改革真相就是堅持中共的壹黨專制,堅持對中國的經濟控制和對中國國民的思想控制,妄圖永遠將中國人關在地獄之中。

政治上,堅持中共壹黨專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壹屆三中全會,被中共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3個多月後的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第壹,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1992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確立為它的指導思想。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思想寫進了中共黨章。

“四項基本原則”向世界宣告,堅持壹黨專政的黨國專制制度,是中共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這就是中共改革開放的真相。鄧小平利用他手中掌權的軍隊,厚顏無恥地迫使人民跟著他摸著石頭過河。同時,鄧小平武斷地說,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不給國民出版權、結社權和選舉權。為了堅持中共極權制度,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竟然在天安門廣場上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學生進行了血腥屠殺。而後,中共於1999年鎮壓中國民主黨,2008年鎮壓2008憲章運動。作為歷史研究者,我要告訴國人,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將這樣記載鄧小平的罪行:他是世界上第壹個下令野戰部隊,用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的劊子手。

在中國共產黨的施行的“黨國體制”之下,中國實際上沒有政府,中共的各級黨組織與政府各級機構緊密地結合在壹起,並且主導著各級政府。中國政府是中共黨政府。中國實際上也沒有國企,中共的各級黨組織與國企緊密地結合在壹起,並且主管著國企。自上到下中共龐大的黨組織,消耗著巨大的中國稅收,是中國管理費用巨大的黑洞,是中國百姓貧困的主要原因之壹。多年來的稅收越來越高,“政府越來越貴”,實際上源於中共越來越貴,越來越貪。對比經合組織國家(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其行政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普遍要低於中國。2010年的數據顯示,各國基本都能控制在15%以下,而超過16%的則均屬深陷嚴重財政危機,處境艱難的國家。各國的政府效能也可由行政成本反映出來,而過高的行政成本往往導致政府效能低下。世界銀行對全球215個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評估就顯示,中國政府的效能僅列全球第93位。美國的行政費用占GDP的3.4%,日本占2.8%,中國占25.6%。美國教育醫療費用占GDP的21.5%,日本占23.35,中國占3.8%. (引自《從數據中發現真實的謊言——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的研究》)

被中共黨頭欽定上臺的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的腳色。

習近平上臺後,先後說了兩句話,壹是,2012年,他談到當年蘇聯崩潰時所說的:“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壹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壹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壹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這句話清楚地說明了習近平根本沒有認識到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黨國極權制度是反人類的,正是因為多數蘇共黨員作為男兒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他們才不會像鄧小平那樣屠殺國民。習近平這句話告訴中國人,他這個“男兒”就敢屠殺國民。二是,2013年,習近平講:“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句話再次說明了習近平根本沒有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黨國極權制度是反人類的,他根本就不承認中共在毛澤東時期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也不承認鄧小平屠殺國民的罪行。

習近平堅持中共壹黨專政,叫嚷黨要管壹切。他本人效仿毛澤東大搞個人獨裁,設立各種中央領導小組,自任組長,將黨國權力全面抓到了自己的手裏。習近平讓中共各級頭頭表態支持他為核心,不許“妄議中央”。習近平公然縱容、支持個人崇拜,放任幼稚的百姓稱自己為“大大”。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第壹章總綱第壹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後,增寫壹句,內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這實際上將中共的領導寫入憲法。中共利用憲法確定了自己成為合法的國家權力組織,肆無忌憚的踐踏國民的尊嚴,蔑視國民的國家主人地位。習近平並且利用手中的獨裁大權,不僅將他的所謂的思想寫進憲法,並廢除了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妄圖長期統治中國。

權力壟斷、以權謀私是政治腐敗。今日,壟斷了中國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思想權力的中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腐敗集團。中共政治局因貪腐落馬的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來、陳良宇、陳希同和孫政才。中共軍隊反腐,徐才厚、郭伯雄、王喜斌、王建平、田修思、張陽、房峰輝這七位上將全部落馬。中共的壹般的官吏能夠貪汙幾個億,高級官吏則可富可敵國。

十幾年,超過八成的國民壹直呼籲中共公開黨政官員財產,遭到中共官僚階層地堅決抵制。 “陽光法案”之所以遲遲不能出臺,其根本原因在於,其壹,中共畏懼官僚階層貪汙大曝光,其二,中共擔心再也不能利用權力非法撈錢、聚財了。

在習近平挾持下的中共已經走到懸崖邊上。中共黨員必須明白,是時候拋棄這個獨裁者了!

經濟上,堅持中共控管制經濟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這表明中共至今不控制放棄中國經濟的權力。中共利用手中的槍桿子霸占著中國主要的經濟資源:礦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資本。中共在資源配置中居於主導地位。中國市場在中共掌控之下,受到了產業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中共通過國有經濟對市場進行控制,拒絕建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法治,各級中共政府官員享有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對市場準入廣泛設立行政許可、對價格進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對企業和個人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幹預,限制和壓制了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中共壹如既往地 "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沒有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造成了中共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和錯位現象大量存在,這就是歐盟、美國和日本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要原因。

國企

中國的國營企業控制著中國的資源,是中共統治的基礎,是他們剝奪國民資產貪汙腐敗的重要基地之壹。直至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依然堅持黨管國企,表明他們要繼續對霸占國有資產,依然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共私產。中共將壹部分市場對百姓開放了,但是仍然壟斷著金融、土地、石油石化、電網電力、電信、民航、航運等決定著國計民生命運的行業。

中共深知私營經濟發達不利於獨裁,因此,政治上,在民企中建黨支部以控制民企,經濟上。采用各種歧視政策,壓制民企。

近幾年,消滅私有制的叫囂極為囂張,尤其是2018年。

1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撰寫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壹文。

5月4日,中共中央隆重召開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

9月11日,吳小平聲揚: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

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和行動使得民企心驚膽戰。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給民營企業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產業政策

中共始終不肯放棄經濟權力,通過政府主導,實際是中共主導的產業政策來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產業政策說明政府的行政性壟斷未能減退,市場壁壘依然存在,企業進入市場和投資決策的權力未能到位;所有制歧視未能消除,市場主體的不平等被固化。正如張維迎所講“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在這個年代復活了”。

稅收

政府征稅的原因在於它要為國民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征多少稅取決於公共物品的最佳規模是多大。理想的稅收狀態是以支定收,即最佳規模的公共物品需要多少資金,政府就征多少稅。在《福布斯》2005年、2009年調查的各國稅賦中,中國都是全球第二。世界銀行2014年研究得出中國總稅率64.6%,遠超歐美發達國家。這與中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是相符的。盛洪“以中國的宏觀稅率為100%,得出英國為78.1%,德國62.3%和美國48.1%。”(盛洪《沒有約束的財政支出是宏觀稅率攀升的主要動因》)

發達國家稅收低於中國,民眾相應享有的福利,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等卻遠遠高於中國。中國的稅收哪裏去了? “中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80-90%世界第壹。中國公務員和百姓養老金替代率之比世界第壹。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目前規定,養老金的最低替代率為55%。78%的國家已超過60%,低於40%的只有海地(33%)壹個國家,中國養老金替代率從改革初期的60%多降低至目前40%左右的低水平”。(金偉峰《中國稅負世界第二 社保可至少多收3.36萬億 追繳行動已經開始》)。中國的稅收被中共官吏貪汙了。

中共的稅率太高,企業已經實在難以忍受。李煒光教授曾經將中共的稅率比喻為“死亡稅。

中共稅收是對民眾的敲骨吸髓。

金融

金融,已經成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源。它如同壹張天羅地網,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不公平,悄然無聲將整個社會的財富集聚到那壹小撮人手裏!

向松祚說到,毫不諱言,現在很多的企業,特別鋼鐵、煤炭、制造行業的國有大企業,就是靠銀行貸款來維持生計。如果銀行壹旦抽貸,這些企業很可能馬上就要瀕臨破產。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臺了相關政策,要求銀行不能隨便抽貸,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呢?而且我們看到,中國由於高負債高杠桿,讓社會財富和利潤,絕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幾大銀行手上。2800多家上市公司,總共利潤也不到2.5萬億,十幾家銀行就拿到了全部利潤的60%。(《向松祚:中國經濟比L型還糟,可能是持續下跌!》)

  我們的國有企業拿走了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的50%,而國有企業只不過貢獻了GDP的40%、財政收入的30%、就業的20%,總之,國企拿到的資源與其做出的貢獻極不相匹配。
股市

1989年12月,上海市委決定為解決國有企業融資難問題成立“上交所”。當時,有官吏公開承認,股市就是要為國企服務的。 從1990年起大批國有企業,無論長期業績如何,均排著隊上市融資、圈錢 “。就在當時,就有不少人對這種以公有制為上市前提的制度提出了異議。《人民日報》記者淩誌軍曾寫道,“看起來,國有企業是永遠要人家來扶持的,過去是政府的財政,接著是銀行,現在是股市,扶持的辦法就是不停地把錢送到國有企業裏面去” 。張維迎撰文寫道:“我們現在把股票市場看作是解決國有企業困難的壹種辦法,而不是當做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業、最有能力的企業家的融資渠道。這種為了扶貧而發展股票市場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保證保護公平交易,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不是保護少數人的特殊利益” 。到2011年12月,中國股市總市值26萬億,其中國有上市公司總市值達20.3萬億,占比例為80%。中國股市成了中國國企的提款機,不僅使得更多的資金落入國企的無底洞,又使得眾多的可憐的股市散戶損失慘重。

我們大家都知道,發展經濟最終的目的是改善廣大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過去40年來,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既低於GDP的增長速度,也低於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四十年來,誰富了?政府富了,官員富了,中共富了

思想上,堅持中共控制言論

思想方面 ,中國大陸人依然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中共始終懼怕知識分子的清醒,並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1983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提出了“清除精神汙染”的問題:“精神汙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雖然時間很短,但是善於搞運動整人的中共緊跟鄧小平的指示大搞“清除精神汙染”,其發展態勢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壹樣

1986年,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又掀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他認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並且提出“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共隨機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幹問題的通知》壓制那些覺悟了的對社會主義和中共領導提出疑問的知識分子。1987年, 中國學者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參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

習近平上臺後強制大陸高校七不講: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企圖鉗制國人的思想。習近平強調“媒體姓黨”,廣告娛樂業也要講“導向”,妄圖封殺輿論。“網絡自由”也成習近平心頭之患,他以“網絡主權”為理由,成立了最高級別領導機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自任組長。封鎖互聯網,任意關閉批評者微博賬號,大肆鎮壓異己,刑事拘留維權、異見人士。

早在2009年,有人認為“中國模式適應世界發展潮流,而且壹定意義上越來越引導世界潮流”。(2009年07月17日人民網-理論頻道報道《張維為:中國模式適應並引導世界發展潮流》。2018年,大肆炒作《厲害了,我的國》,大肆吹噓中共已經成為全球化舵手,正在應引領世界潮流,顯現了淺薄膚淺的中共並沒有意識到自身問題的嚴重性。中美貿易戰打破了中共夢,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不僅與全球化根本原則和自由開放的政治經濟價值觀格格不入,並且在科學技術、產業發展和政治經濟制度與美國存在著本質的差距。

毛澤東是中國專制主義文化糟泊和西方極權主義的垃圾桶,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最為臭名卓著的國賊。習近平則在扮演壹個國賊毛後繼者的腳色。如果說,毛澤東像壹只鐘擺,在愚昧和貪婪中擺動,習近平則在貪婪和愚昧中擺動。

習近平同毛澤東壹樣都愚蠢地認為謊言和高壓能夠維護極權統治。

就是這樣的壹個三流政客在唱什麽中國夢。百姓何嘗不知,習近平的中國夢實際上中共極權派的血色江山代代傳的夢,對於中國人則是地獄之災。

楊繼繩建議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大饑荒紀念碑。筆者認為,大饑荒僅僅是中共極權集團的罪惡之壹。筆者建議首先要把毛澤東的僵屍踢出天安門廣場,然後建立中共極權集團罪行尖碑。在尖碑的正面要有三個國賊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的鑄鐵跪像。任何人也逃不過歷史的審判 ,總有壹天中國人將起訴毛澤東,起訴鄧小平,起訴習近平。讓子孫後代永遠不要忘記中共極權集團的罪惡,決不允許毛澤東、鄧小平和習近平這樣的人再次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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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 ——沙祖康(中国,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