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时政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危害

2020年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制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制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制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制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壹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並,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壹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壹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壹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壹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壹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借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制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壹樣,已經深深影響了壹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壹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壹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壹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壹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壹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淩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臟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制、壹人壹崗的流水線、罰款制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制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制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制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殘害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壹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壹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壹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壹出,輿論嘩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制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壹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壹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制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壹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幹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壹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壹面:壹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跡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制及“文明碼”壹類的社會控制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壹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采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壹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壹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制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制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壹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仆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壹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制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制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制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壹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制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壹點權力和壹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壹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壹並成為社會控制網絡的壹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壹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制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壹切監控和控制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壹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專制統治

廣電局在二零二零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制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壹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征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激發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制輿論。

2020年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壹並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壹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壹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松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壹直都存在,在2012年、壹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系,卻因為能讓人聯系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制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壹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欲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壹極端,對文藝和媒體采取家長式管制,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制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壹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壹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毒害

二零二零年中國南方爆發了嚴重的水災,這壹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壹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制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擡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制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2020年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征性的發放了方便面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壹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壹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2020年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壹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制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壹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沖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壹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壹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制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壹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沈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二零二零年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壹定的高峰,壹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壹樣沒什麽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麽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遊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遊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麽妳自願犧牲,要麽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壹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禦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麽壹次又壹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壹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壹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壹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壹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制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壹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壹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極權社會的教育環境

在2020年7月中國高考以前爆出壹起大學冒名頂替事件,壹名山東籍女性農民工,陳春秀,發現她在十多年前等不到的大學通知書並非因為她落榜,而是她的入取資格被別人頂替,而頂替者的家人是當地的政商權貴。該事件報出以後網路上很快地也出現大量受害者接續的公開自己的遭遇。據報導在2018至19年,在山東省就有14所大學清查出高達242人冒名頂替入學。而這僅僅只是冰山壹角,事實上大學頂替事件在中國是曾出不窮,尤其在山東、河南、四川等人口較高的省份,而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底層貧窮的農民工家庭的女學生,因為這些底層農民及女性往往無力反抗,而冒名頂替的也多是中層官僚和地方土豪,這起頂替事件和以往的案件壹樣受到中共獨裁官僚所打壓,但因為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才迫使校方讓陳春秀重新入學。實質上中國大學的腐敗不僅只是在冒名頂替壹事,根據中國的教育學者指出,過去也有大量的學校高層及官僚和地方土豪利用種種的迂腐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好比自主招生制、不平等的省籍錄取名額,從中牟利並讓自己的子女入取頂尖學校,是些都是獨裁及資本主義下不足的教育資源所延伸出的種種腐敗。

在資本主義體制底下,惡性競爭的升學制度往往被底層的工人階級視為階級流動的出路,許多底層農民傾家蕩產工子女念書,為了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借助高考,進入壹所好的大學,實現階層跨越,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跳龍門“。但事實上教育資源不足,工薪人家無法負擔的學費,以及針對壹線城市農民工子女的歧視性高考政策、權貴的舞弊再加上中共獨裁的貪汙腐敗使得底層的工人及農民子女更難以透過升學體制改變處境。在中國甚至有高達3000萬個兒童青年具有心理健康問題,國際衛生組織也指出中國有高達1/4的大學生曾患有憂郁癥,獨裁資本體制下的教育制度淪為官僚及財團的謀利及貪腐的工具。

在陳春秀壹案所涉及的地方官僚就高達了40多名,可見中共壹黨獨裁是從頭發爛到尾。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起來爭取全面免費公共教育,廢除惡性競爭的考試制度,同時由教職員生及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教育資源和制度,這是需要透過打倒中共壹黨獨裁才能夠真正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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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交响乐水平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