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舊文 漫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时政

本文論述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論述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前言

一百零二年前的五四運動讓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入的長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本質,一百零二年之後的今天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進行審視,唯有這樣才不會辜負探索救國之道的五四精神,唯有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才有機會認識中國社會的本質,才有機會了解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的基本規律,才有機會為中國社會梳理出適合中國社會長遠發展的社會意識形態,才有機會建立改造中國社會的理論指導。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主義對人性對自由對國家的看法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其他學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以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邏輯起點的內容貫穿於他的整個學說。雖然早在聖西門 傅立葉 歐文時代,就已經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了,但他們無法將階級與階級鬥爭系統性的概括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實踐指南,他們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資料的概念最多只是為人類社會發明出自助餐與派對娛樂場所提供了思想啟蒙。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根據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為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由此可見,階級這個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會瓦解。

與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受到剝削受到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表達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如果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共產黨宣言》裡邊,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當《資本論》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統性的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主張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了,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再有國家,因為國家機器的滅亡,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制,沒有僱傭勞動制度,沒有剝削,沒有因為生活所迫產生的社會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馬克思主義,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個偉大的階級。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根據以上簡短的總結,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無產階級階級通過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從無產階級專政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出發點是為了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確實令人敬仰。但是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走向偏激。在觀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的時候,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處境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他對於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至於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消滅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從而後來被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鄧小平發展成極端邪惡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屬於馬克思認為的需要消滅的舊的世界?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 和平相處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就可以成為現實嗎?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性論與自由論以及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觀察人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充斥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會強調階級性。不管富人、窮人,無論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為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就不是自由國家?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同屬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比如生理方面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渴望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成員,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因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思想根源。

馬克思並不滿足於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充斥著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裡邊,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但是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屬性,但是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裡邊,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是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針對蒲魯東關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所以向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是沒有意義的。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馬克思認為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人的階級性出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以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的引導出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只有首先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演變,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而且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馬克思的人性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比如毛澤東就在馬克思的人性論的基礎上擴大解釋,毛澤東認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存在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認為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人們因此恐懼談論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開始離開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被否定。這種思維禁錮維持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中國學者仍然用這個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偽善現象,很多人擺明了是追求個人利益卻裝出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事實上人的本質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不是決定人的本質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國社會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是不存在階級感情的,雖然他們是從事特殊行業的僱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可是追求出人頭地成為資本家才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工人階級不存在階級感情,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隸就反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歷史社會條件中缺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素的工人階級,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不是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馬克思的階級性理論是偏激的。

2、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表達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關於國家關於社會制度的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觀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當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貢斯當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 柏林對自由的定義認為:“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馬克思的著作執著的探索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分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邊,每個人,特別是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裡邊,每個人才可以獲得實踐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層面的政治壓迫,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制度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自由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把自由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的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國家機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滅亡之後才可以存在。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是“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要有公共管理機構。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可以讓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就會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因此讓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實際。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指的是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自由的基礎(條件);但是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這句話理解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基礎,中國共匪把這句話解釋為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中國共匪的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麽?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無數事實所證明。這與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在中國剛好是相反的。

3、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看法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礎建立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滅亡,都是同階級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列寧認為“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的會滅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是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裡邊,資產階級國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是剝削存在的基礎,人又是存在階級性的,所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性質的國家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必然是專門為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服務的。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限制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的思想框架裡邊。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表達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建立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於社會契約,來自於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如果缺乏監督與制衡,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在制度層面在法律層面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並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效仿。之後傑斐遜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止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讓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議會是“空談館”。他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後來中國共匪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馬列主義,這種“壹黨專政”的體制為共產黨統治人民開創了可行的統治方式。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不可以實行三權分立那壹套。”。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對人民實行專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馬克思的國家觀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之間存在天壤之別。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國家,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政黨的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邊,被專政階級認定的被專政階級,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這樣的國家總是進行著壹場又壹場針對被專政者的政治迫害。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還告誡人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現實層面,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

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對馬克思的極權思想的發展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并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在共匪的建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掠奪,第一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與集體化以及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的名義,建立共匪控制的極權計劃經濟的黨國所有制;第二次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黨國權貴集團在黨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瓜分名義上的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共匪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一次的掠奪都伴隨著屠殺與政治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匪的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匪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構成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統治。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匪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份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共產極權統治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黨國資本。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共匪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黨國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共匪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實行社會主義需要依靠民主制度。

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制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制的極右派,這些人并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并不在意社會是否存在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國家裡邊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卻選擇參加工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雖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還是相對真理,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貪官確實無法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他們經常鎮壓上訪討薪的工人,掠奪名義上屬於農民的農村集體財產,可是如果把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看成是絕對真理就會走向偏激,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女,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讓人格特質良好的黑五類子女受盡霸凌,讓人格特質不好可是又出身紅五類家庭的人進入中共體制內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權災難,造成這種人權災難的思想根源就是經濟決定論。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污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制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制度公有制會演變成黨有制,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制跟僱傭勞動制度的中國并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制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并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制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制度根本沒有概念,即使這些人也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可是他們卻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上邊,而不是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制度上邊,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裡邊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工運領袖的人,大多數不是因為產生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所以成為民運人士,很多人是基於勞權觀念的產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希望維護勞動權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所以成為民運人士,他們希望建立民主政體保護勞動權利,利用民主政體創造福利國家。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不是經濟基礎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本身沒有特定的階級性,中共長期對中國人民灌輸錯誤的觀念,宣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產物,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願望締造出來的社會制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體除了保護私有財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特別是通過憲政體制與福利國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功能,用馬克思解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反對皇權專制的社會運動以及列寧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初期部份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觀點解釋現代民主制度,中共對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長期愚弄基層人民,誤導基層人民拒絕民主政體接受一黨專政的企圖。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共匪喜歡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定義為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事實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與西方商業文明無關,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

即使民主國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會發展成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時代中國的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卻比現在高,整個社會充斥著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氛圍。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經濟決定論只能適用於解釋部份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真理。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馬克思生長於十九世紀,他觀察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部份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確實經歷過從皇權專制過渡到古典民主的過程,這些國家的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於是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部分西方國家是因為私有產權的發達產生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根據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馬克思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馬克思生前并沒有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民主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威權復辟與極權復辟,所以馬克思生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

事實上如果了解發生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事實上是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社會變革,造成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變革產生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普遍產生於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之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馬克思沒有見證過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才會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政治變化,我們會發現,在休克療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非常強烈,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一九九三的俄羅斯甚至可以發生公民自發組織公投宣講團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療法的後期,普京政權上臺執政,即使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成份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因為普京集團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卻下降了,因為社會意識形態被普京集團支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宣傳取代了公民意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下降了,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也被削弱了,俄羅斯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經驗,比如之前講到的胡耀邦時代與現在的中國之間的反差,都是證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據。美國長期迷信經濟決定論,以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結果中國不但沒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為美國的輸血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越來越穩定。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商品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只是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至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商品經濟從來都不是共匪擔心的對象,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印度在高度非工業化與非城鎮化以及農業化外加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治,印度的經驗證明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人生活的動力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當人在經濟層面得到安逸之後,就很容易產生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談到利益通常會讓人想到的是物質利益,比如參與一項投資損失了很多錢,利益受損,事實上人類社會除了存在物質利益還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來自於傳統經濟層面的事物,在情感 榮譽 自我實現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會產生精神利益,從需求層次的角度講,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之後的人類,會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開始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在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會發揮作用,人會從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獲取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

精神利益可以獲取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愛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實現了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成為不受干擾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制度層面的保障 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獲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冷漠 沒有獲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沒有實現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受到壓迫 不被大多數人接受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不受制度的保障 原本接觸過的宗教信仰帶來的煩惱,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損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給人經濟上的安逸與精神利益層面的富裕,用集體去扼殺個人,用抽象的國家利益否定個人利益,重視經濟發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設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不適合人類生活。

共匪的辯證法的本質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麼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并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制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制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制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制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制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至於對立統一規律也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馬列辯證法還有一個所謂的普遍規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認為事物需要經過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才可以向前發展,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新事物一定比舊事物進步。在中國基本上共匪的走狗會把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解釋成論證共匪取代國民黨是一種進步的論述,事實上共匪比國民黨還要邪惡。所以否定之否定並非普遍規律,共匪消滅了國民黨並不表示中國就成為民主國家了。父親的死亡不是兒子誕生的前提,而且兒子不一定就比父親進步,中國民運人士裡邊有很多人的子女是親共人士,思想非常反動。麵包在中國的產生也并沒有讓饅頭滅亡,兩者完全可以共同存在。

馬列主義的辯證法要求別人要辯證的看待問題,看待人事物要全面的看待,一分為二的看待。這種世界觀在中國已經成為共匪思想維穩的工具,為共匪辯護的人總是要求別人不要只看到共匪的不好,還要看到共匪好的一面,從而為共匪找到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合法性。

這種世界觀與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是嚴重衝突的,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都是善惡的看待人事物,是非的看待人事物,而不是凡是都一分為二,忽略現實層面存在的好與壞。

一分為二本來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屬於邏輯體系,在實際的應用中必須要有邏輯前提,必須在考察確定的事物的過程中才可以正確應用,否則就會產生反智傾向。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倫理是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馬列辯證法的基礎上的,中國社會之所以是非顛倒 善惡不分主要是因為馬列辯證法的存在。

在馬列辯證法的毒害之下,中國把一分為二當成是辯證法的精髓,以為一分為二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馬列辯證法成為作惡的人逃避責任的詭辯術。

馬列辯證法與傳統辯證法不一樣,傳統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的意識形態,馬克思號稱他的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實際上馬克思的辯證法只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斷章取義的產物。中國人談到辯證法容易把辯證法解釋成認為人類社會存在對立統一,矛盾雙方對立面互相轉化,通過量達到質變,否定之否定的進化過程的世界觀。這種對辯證法的理解已經成為專門為共匪辯護的詭辯術,談到共匪的罪惡,他們就說世界是對立統一的,中國人民跟共匪之間即存在對立性又存在互相依存性,雖然共匪迫害掠奪中國人民,可是畢竟共匪代表秩序代表穩定,如果共匪垮臺了中國人民會成為西方列強的奴隸,所以中國人民不可以反共。而且有量變才有質變,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依靠共匪在中國的長期統治,然後自上而下的完成。共匪可以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從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看共匪代表的是進步,所以共匪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應該支持。

馬列辯證法忽略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最核心內容,也就是整體論的世界觀跟精神性宇宙觀。

黑格爾的主要著作邏輯學是對黑格爾哲學的世界觀的概括與總結,他的哲學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的統籌之下完成了本體論 認知論 邏輯學的完美結合,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整體論 一元論 宇宙生命論 層次演化論 宇宙全息論組成。

黑格爾的政體論把自然 社會 精神當成是一個整體事物的不同階段或者不同環節,宇宙在整體上是統一的,它的實質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開展與自我實現。把神與人類社會以及自然與精神看成是一個相互演化與自我實現的邏輯整體。西方社會存在信仰與理性的爭執,天國與世俗的對立,物質與精神的分裂,現象與本質的鴻溝,黑格爾認為這些事情都可以在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中得到解決。

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物質與精神並非屬於不同的世界,物質與精神是合一的。馬列主義認為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屬於二元論,強調物質屬於第一性,或者意識屬於第一性都是把物質與意識分為兩大部份的思維方式的產物。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意識是有物質屬性的,物質就是意識,與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完全不同。

在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中,無論是唯物世界觀,還是唯心世界觀,實質都屬於二元論,因為這些哲學開始於對宇宙的物質與意識的二分法,無論是強調物質是第壹性的唯物主義,還是意識是第壹性的唯心主義,都是在認為世界分為物質和意識兩大部分的基礎上進行的的思考,如果根本就沒有認為宇宙可以分為物質和意識,而是認為宇宙就是壹個整體的事物,物質是擁有意識的,意識就是物質的本質屬性,就可以得出物質就是意識的結論,物質與意識就是壹回事。黑格爾哲學的核心其實就是這樣的思維方式,他的辯證法表達了壹元性的宇宙在自我運動中回歸了自己的精神特質,豐富了自己的內容。因此黑格爾的哲學不屬於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在西方哲學中本身就是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體系之外的另壹種邏輯體系。

在政體論與一元論的世界觀的指導之下,物質就是意識,宇宙被堪稱是一個具有精神性特征的存在,宇宙是有意識的存在,在邏輯上表現為從存在到本質再到概括,逐漸顯示的一個精神性整體,這個整體的核心就是最後完全表現出來的生命性特征,通過生命性的認識功能認識宇宙達到了把絕對理念的豐富內容完全實現出來的目標,也就是實現了自我認識。只有生命才有認識功能,黑格爾的世界把生命作為絕對理念的一個環節,讓生命和絕對理念成為宇宙整體的核心內容,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最根本特征。

黑格爾的演化論在邏輯上分為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階段,與次相對應的是邏輯學 自然哲學 精神哲學,這些不同的環節 不同的傑頓不是一種時間上的順序關係,宇宙在邏輯上包含著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環節的全部,只是它在此時表現出來的只是某個環節的某個部份,宇宙自我顯現的程度與層次和時間的先後沒有必然聯繫,而是一種邏輯層面的層次關係,後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高級階段,包含著前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低級階段。高級的思維階段可以解釋低級的思維階段,低級的思維階段無法解釋高級的思維階段,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傳統哲學中認為的事物表現為時間上的縱向發展 逐步遞進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黑格爾的宇宙全息論認為事物的每一個階段都包含著他的全部,只是每一個階段顯現出來的狀態不一樣,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的存在方式。黑格爾的世界觀與東方哲學非常接近,東方哲學的主體與客體是一體的一元思維 認為萬物有靈的唯靈論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向下相容的層次演化原則和顯現原則 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

東方哲學的思維方式認為天人合一,認為物質與意識是一體的,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是有靈性的,宇宙是一個生命體,這種唯靈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東方哲學認為宇宙不但存在靈性而且和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微觀層次上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東方人喜歡把天地人作為有機的整體來看待,天地人表示了宇宙德具體層次與具體環節,人與天地相感應,可以通過道法自然達到與天地合一,從而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

既然宇宙是一個整體,那麼在這個整體中看待事物就要分層次的看,把每一個層次都堪稱是宇宙整體的必然環節和宇宙存在狀態的必然表現,另外一方面在宇宙整體中每一個層次都有高低上下的區別,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包含著低層次的物理規律,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可以制約低層次的物理規律,低層次的物理規律無法制約高層次的物理規律。

辯證法在西方經歷了三個階段,總共存在三種形態,分別是蘇格拉底的辯證法 黑格爾的辯證法 馬列辯證法,馬列辯證法并沒有完成邏輯學 本體論 方法論的統一。

蘇格拉底經常使用巧妙的對話方式,通過讓對話者在為事物下定義的過程中揭露他的語言邏輯矛盾,從而讓對話者不斷尋求事物的本質,最終在意見與知識中做出區別。這種對話方法的本質在於質疑,通過不斷的質疑和否定來尋求真理,後來蘇格拉底的這種對話方式被稱為辯證法。

後來黑格爾把辯證法的方法論發展成向對立面轉化,通過向對立面轉化形成現象或者事物的新階段的過程和途徑。黑格爾認為向對立面轉化的邏輯形式就是宇宙萬物的普遍運動規律。

馬列辯證法雖然在方法論層面繼承了黑格爾辯證的部份思想,可是卻在兩個最主要的部份篡改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精神與基本原則,在對立統一規律上把向對立面轉化的同一性原則,改成向對立面鬥爭的鬥爭性原則,從而建立階級鬥爭史觀,後來這種對立統一原則又被中國共匪的支持者發展成為共匪專制統治辯護的依據。把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家與工人雖然相互依存同時又是相互鬥爭的關係,發展成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尖銳對立然後又互相依存所以不應該反共的詭辯術。馬列辯證法把否定之否定的原則改成事物從低級階段進化到高級階段的運動規律,從而得出共匪推翻國民黨統治中國存在進步性的結論。

黑格爾的對立統一學說揭示了事物在某一個思維階段包含著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的關係是即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可是黑格爾認為這只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消極理性階段,消極理性階段的下一個階段是積極理性階段,進入積極理性階段之後事物處於絕對的同一狀態,對立面會消除,整個概念會變得很清楚,所有的環節重新成為一個整體,從而達到自己對自己的完全的認識。對立同一關係只是人類處在消極理性思維階段的時候的事物顯現規律,一分為二的思維狀態屬於處在消極理性階段之前的一個環節,屬於比消極理性還要低級的知性思維的表現,也就是說一分為二只是孤立的把現象分割為感性和理性 精神和物質 運動的和靜止的,抽象的和具體的,沒有看到合二為一的存在。

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分別為知性思維 消極理性思維 積極理性思維。認為事物在認識主體的頭腦中是孤立的,彼此之間沒有聯繫的思維方式屬於知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意識到事物之間的聯繫,看到了對立統一關係的存在,以及矛盾體向對立面轉化的事物運動變化過程屬於消極理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對事物之間的聯繫的理解繼續升華,超越了對立統一關係這個層次,認識到不同事物之間完全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從任何一個事物出發,到另一個事物之間的認識環節都是暢通的,甚至認識到認識主體和客體都是同一的,沒有認識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整個過程只是一種可以被稱為絕對精神的事物對自己的一個認識過程,也就是認識原來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覺醒或者自我回歸的一個過程屬於積極理性思維。

知性思維的部份特征被馬列主義定義為形而上學,馬列主義用形而上學表示與馬列辯證法相對應的思維方法,馬列辯證法不知道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思維方法不是對立的,而是分高低層次的,消極理性階段也就是對立統一階段不是辯證法的最終形態,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辯證法。

共匪的辯證法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處於知性思維階段的一分為二思維,就是強調絕對的把事物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待,忽略合二為一的狀態,讓別人的思維水平永遠保持在低級的階段,比如宇宙分為物質和意識,物質獨立於意識之外,強調意識要反映物質,否認天人合一的關係,瓦解人類社會的宗教信仰。要求別人看待共匪不可以只看到壞的一面,還要看到好的一面,否定別人合二為一的裁判犯罪事實的權利,為共匪建立維持統治合法性的邏輯依據。

馬列辯證法把辯證法當成是變化的同義詞,認為只要是不斷的改變,就遵循了辯證法的原則,讓別人重視改變的表象,忽略衡量變化好壞的價值原則,忽略探究變化背後的根源,讓別人把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原因歸咎於自然的邏輯規律,讓別人認為共匪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讓別人誤以為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會自然的產生進步,認為社會的發展自然會糾正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錯誤,讓別人放棄搞民運放棄反共,讓共匪不受天命與道德以及民意與法律的約束。

共匪的辯證法只是壹種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任意改變的過程,共匪既不講天命與道德,又否定民意與法律,只要有利於他們自己的統治利益,憲法 黨章 以及他們自己奉行的主義都可以任意修改,任何在解釋中改變內涵,在共匪的十六大會議上,這種不講原則的變化被稱之為與時俱進。

黑格爾在講對立統一關係的時候,也就是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的時候,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是不可分割的思維整體,是同時出現和存在的整體,這個整體在整體思維過程中在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過程中處於中間階段,也就是即分且合的階段,中間階段的前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知性階段銜接的是分的思維,就是事物都是直接顯現的,孤立存在的,彼此沒有影響,與後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消極理性階段銜接的是合的思維,就是思維中的事物各個環節都已經連接成一個整體,各個環節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它的內部達到完全的同一和清楚,而在這個中間階段也就是消極理性階段,思維狀態是即分且合,就是認識到事物即對立又統一,思維中的事物都是成雙成對的出現,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裡邊的對立統一關係的真正含義。

馬列辯證法只講一分為二忽略合二為一,讓思維退化到知性階段,如果即講一分為二又講合二為一,意味著把二者作為對立統一關係的一對思維範疇同時講,意味著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如果思維可以跨越這個階段進入絕對的同一的狀態,不僅僅是第二階段中的合二為一的狀態,而是對整個思維階段的整合,意味著思維進入積極理性階段,此時才意味著達到了對事物的完全認識。

黑格爾的哲學是整體論的產物,他講的思維階段是針對人和自然同一的整體世界講的,因此結識了認知邏輯的普遍規律,任何一種邏輯規律都必須是針對一個特定事物的規律,必須確定一個研究的事物。

如果我們用系統來劃分空間,宇宙在任何一個層次上都被分割為三個部分,系統 系統的內部要素 系統的外部環境,也就是系統 要素 環境。宇宙中每一個層次的系統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和思維的事物,確定研究事物的過程可以分為外中內 上中下 前中后 左中右,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為過去 現在 未來,可見一分為三就是我們思維中的最初的邏輯步驟,因為思維必然是針對某一個確定的事物的,思維中產生事物的過程就是把時空一分為三的過程,因此一分為三就是思維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學的第一原理。

確定了事物才可以討論事物,我們必須知道別人所說的事情是針對哪一個事物而言的,如果兩個人對話不知道彼此針對的是同一個事物,雙方的邏輯自然無法在同一個領域運行,討論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社會學的名詞都可以有不同的應用層次,而不同的應用層次就會形成不同的思想產品,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的思維方式,對話就容易產生混亂。比如民運人士與共匪的支持者討論民主,一旦民運人士說中國不存在民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很快會說,美國也沒有民主制度,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專制。顯然民運人士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共匪的支持者把民主制度偷換概念變成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讓討論不斷的轉移實質的目標,讓討論喪失邏輯的理性價值,讓討論的事情失去原本的意義。

在法庭上法官審理案件的時候,一個罪犯如果以自己曾經是一個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作為理由要求法官一分為二的看待事情,要求法官不要只看到他的罪行,還要看到他好的一面,要求法官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正常的法官不會認同這種馬列辯證法的觀點。

如果我們在時間上一分為三把罪犯的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犯罪之前 犯罪過程 犯罪之後,對於法官來講法官裁判的是犯罪過程的性質,根據犯罪過程的好與壞合二為一計算罪犯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比如一個罪犯參與了刑事犯罪,確實存在搶劫行為,可是因為自己是被別人威脅才參與搶劫行為的,在搶劫的過程中存在消極怠工的行為,犯罪過程結束之後有感到後悔主動自首,法官確實可以對罪犯進行一定程度的減刑,可是絕對不可以根據搶劫行為發生之前罪犯的行為對罪犯一分為二,因為搶劫之前他是好人,所以搶劫過程就可以忽略不計了,法官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然後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進行判決,法官的判決顯然是違反公義原則的。

對於共匪的審判,在邏輯上是很清楚的,因為研究的事物是共匪對中國人民的犯罪過程,共匪的犯罪事實早已經被中國人民的苦難證明,欠缺的只是對共匪追究責任。共匪統治中國人將近七十年,這裡邊包含了大量的犯罪過程,運用一分為三 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的思維方式,先劃分犯罪之前也就是迫害行為發生之前 犯罪過程也就是統治中國的過程中的犯罪過程迫害的過程 犯罪之後也就是犯罪過程結束之後的態度,然後再一分為二的看待犯罪過程中的好與壞,最後合二為一進行衡量,針對每一次犯罪過程進行分析,基本上共匪在每次犯罪過程中都不存在被迫因素,都是積極主動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的基礎,共匪在犯罪過程中只有積極作惡的壞處,沒有因為被迫作惡所以消極怠工的好處,而且犯罪之後沒有悔意,所以可以直接認定共匪屬於罪大惡極。

對於共匪的統治中國的過程即使再怎樣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共匪都是罪大惡極的,共匪終歸是要受到審判的。

理性的人應該明白正常邏輯規律與價值規律,邏輯規律就是自然規律的表達就是哲學規律,是抽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包含了自然和社會的全部現象的共同屬性。邏輯規律在社會生活中體現為社會測量,它滲透在社會測量的過程裡邊,為社會測量提供理論和邏輯依據,社會測量就是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邏輯判斷,通過社會測量人類可以獲得基本的社會事實。價值規律是人類社會根據事實判斷好壞權衡利弊的社會衡量過程,價值規律支配著人類對自身行為的道德評價與人類對於自身行為以及其他人事物的評價。價值判斷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普遍人性的原則也就是判斷好壞與有理性原則也就是權衡利弊為依據,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好壞與善惡的評價屬於道德評價,依據的是普遍人性的原則,對於其他人事物與自身行為的原則與取捨屬於有理性評價。人類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律首先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價值判斷的過程中體現的基本規律,不是邏輯規律,價值規律與人類社會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通過價值規律人類的社會生活才可以與最抽象的邏輯規律銜接。人類的社會生活 價值規律 邏輯規律三者之間的正常思維流程是不可以混亂的。

比如一個人喝完礦泉水之後把瓶子扔在地上,後來瓶子被另外一個人撿走用於資源回收事業,對於瓶子本身來講,確實是存在一分為二的,即存在有用的方面又存在無用的方面,把瓶子仍在地上的人選擇了瓶子的無用性,撿走瓶子的人選擇了瓶子的有用性,衡量一個事物是有用還是無用對於人類來講不屬於邏輯判斷,而是屬於價值判斷,人類社會普遍使用的衡量有用還是無用的原則是價值原則而不是一分為二的邏輯原則,如果用邏輯原則來衡量,扔掉瓶子與撿走瓶子的人都是偏激的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分為二,沒有同時看到有用性與無用性。有用性或者無用性不是根據邏輯的標準來衡量的,而是根據價值的標準來衡量的,用錯了觀測手段與觀測體系會產生錯誤的結論。衡量共匪的好壞需要運用價值判斷,無需一分為二的邏輯判斷,共匪的存在無異於增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均富,共匪的存在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是有害的。

人類在價值判斷中生活,價值判斷為人類提供生活的原則和目的,另外一方面,在正常的價值判斷的體系中,道德評價高於有用性評價,比如不可以因為覺得搶劫對自己有利就認定搶劫行為是好的,價值判斷中的有用性不可以替代人權原則,共匪宣揚的價值判斷忽略了人權原則,認為為了穩定就可以隨便迫害別人,這種價值判斷顯然不是正常的價值判斷。

正常的人類社會運動的是正常的價值判斷,在不違反人權原則的基礎上衡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人事物,取捨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行為,在人權原則的基礎上使用價值判斷建立社會倫理與社會秩序。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凌駕於價值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共匪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運用詭辯術否定別人運用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對共匪已經犯下的罪行進行是非判斷。

辯證法是共匪為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辯護的工具,辯證法是共匪編造統治合法性的工具。

殺人犯與人類社會之間也存在對立統一,殺人犯對於被殺死的人來講是對立的,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對立性,殺人犯間接的為沒有被殺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根據共匪的辯證法可以論證殺人犯的存在有積極意義。

辯證法可以用來為共匪建立的極權統治辯護,比如可以得出東亞大陸人與共匪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的結論,根據辯證法的觀點,即使共匪不好,畢竟共匪代表秩序,所以應該維護共匪的統治。辯證法認為人事物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不好,所以共匪也有好的一面,辯證法認為不應該用片面 孤立 靜止的觀點看待人事物,所以共匪即使歷史上做了很多壞事,還是可以從共匪的被迫改良行為中為共匪辯護,辯證法認為量變最後會發生質變,所以共匪不應該被推翻,共匪會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共匪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共匪,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實現共產主義之前讓共匪統治中國是最好的選擇,共匪的邪惡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規律,共匪的邪惡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之後消失。

否定之否定的本質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馬克思根據否定之否定推論出社會進步的規律,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辯證法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是否定這個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的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教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的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私有制被共產主義公有制取代。”;“原始公妻制被夫妻家庭制取代,夫妻家庭制被共產主義的公妻制取代。”。恩格斯用“麥粒成為麥苗成為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麥子的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無法搞清楚: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解釋人的來源。後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來源於猿。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沒有從猿變成人的視頻錄像。事實證明否定之否定不是社會進步的規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取代了北洋軍閥的威權統治,共匪的紅色恐怖取代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沒有讓中國民主化,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中國不但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反而從威權國家發展成極權國家最終成為共產極權國家。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維穩作用

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壹分為二然後對立統壹的世界,那種觀點讓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少數統治者統治多數被統治者的社會,很多人會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專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會積極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馬克思的觀點的馴化,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也是統壹的。

儘管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存在掠奪與被掠奪之間的矛盾但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共匪雖然貪腐雖然掠奪廣大中國人民但是畢竟共匪的存在維持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共匪的統治本質上也是在提供壹種管理服務,如果共匪滅亡了說不定會出現社會動蕩,馬克思的哲學是有利於共匪鞏固統治的。

至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更有利於類似共匪那種政治流氓為他們自己的流氓行為尋找合理性了,辯證的思維就是耍流氓的思維,比如壹個人把另外壹個人打成了殘疾人雖然讓另外壹個人成為殘疾人但是讓對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對方比以前更堅強了,如果用辯證的思維去分析換壹個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不應該去追究把他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的責任。

馬克思主張的無神論跟歷史唯物主義在促進人的墮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神論認為生前做壞事死後不會遭受報應。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之所以做壞事是歷史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歷史必然,共匪的官員可以大量的貪污腐敗並且認為不需要內疚因為中國會出現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誰在專制制度中做官都會貪污腐敗,就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毒害。

根本馬克思的說法人只能在歷史社會條件的框架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中國官員貪污是必然的,如何貪污是中國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極權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這種觀點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專制曾經存在過,可是君主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專制滅亡了,共匪應該也會滅亡。

自由民主會取代極權專制,存在當然有原因,那個原因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學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這個概念偷換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誤導別人。

比如會讓沒有機會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相信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歡說歷史選擇了共匪選擇了壹黨專政,可是壹黨專政不合理。

憑什麼共匪可以壟斷真理 壟斷經濟利益 壟斷政治權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不幸說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實際上是阻礙人類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順應人類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與人類的進步相適應,不能促進人類進步的文明應該被拋棄,某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專制就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為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諜無非是利用很多中國人從小接受黨國洗腦教育認同對立統壹的原則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覺悟上面的弱點,似乎這個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本質上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對立統壹,中國是這樣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讓中國人誤以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對立性就體現在統治者掠奪被統治者上面,壹致性就體現在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對立統壹的。

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就算實行了民主也不能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如果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說不定西方列強會趁虛而入然後結果更糟糕。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強統治者了中國說不定社會財富會更加的向少數人集中,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人基本上會成為共匪的擁護者。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跟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沒錯,但是共匪畢竟也是壹個管理部門,沒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被統治者怎麼可能會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被統治者不壹定會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強沒有統治中國民主制度也不會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還是不要追求什麼民主了,量變到壹定程度就會出現質變,壞到壹定程度就會產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就越是要積極的進行經濟建設,就越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賺錢。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但是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還是有統治合法性的。

共產極權國家對思想自由的鉗制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中共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滅亡,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沒有言論自由,共匪就可以運用謊言愚弄廣大被統治者,廣大被統治者在思想上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因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邊界憂慮,人確實容易有那種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圍的環境對自己越不複雜對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傾向,可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讓人喪失獨立的人格讓別人在思想上淪為他人的人質,這種行為終歸是扼殺人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應該受到抵制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認為人改造世界的過程也被歷史社會條件支配,馬克思那一套本質上還是決定論,雖然跟封建時代傳統的相信命運的說法不一樣,可是仍然是一種歷史的決定論。 只是傳統的決定論以解釋個人的歷史為主,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歷史為主,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是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種。只是馬克思曾經認為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每一種經濟制度必然存在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共匪從這種觀點中認識到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并沒有直接告訴共匪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據一種經濟基礎必然伴隨著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論述中領悟了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後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人的本質,很多時候是經濟結構跟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推動著人的本質的演變,人的本質的演變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也就是經濟結構的總和跟社會意識形態的總和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情況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觀念 道德觀念 宗教信仰 藝術形式 哲學思想的總和就是社會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保障私有產權的政治信仰,維護市場經濟跟自由貿易的法治觀念,奮鬥光榮的道德觀念,以及對上帝的信仰,各種鼓吹髮財跟宣揚物質文化生活如何快樂的綜藝內容,還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服務。

中國作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跟黨國資本主義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認為國家需要穩定的政治信仰,維護權力市場經濟跟黨國特權的人治觀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則的道德觀念,以及對共匪的信仰,還有各種鼓吹縱慾主義跟貶低貧窮的綜藝內容,還有功利主義跟極端實用主義的哲學,構成了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服務。

生活在哪種社會就會面臨哪種社會意識形態,從而作為個人的人會形成特有的屬於那個社會制度的人格特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統治者,告訴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就可以對廣大被統治者進行馴化,共匪反對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擔心言論自由會阻礙他們馴化廣大被統治者。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

無神論與有神論無法互相否定,沒有人親眼見過猿變成人的過渡過程,無神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沒有實行傳統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總是會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規律,所以進化論無法被證明是真的,沒有人親眼見過上帝,所以創世論也無法被證明是真的。在民主國家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信奉無神論還是信奉有神論,在極權國家人民沒有選擇世界觀的自由。美國雖然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可是美國信奉基督教的傳統是在自由自然的狀態下形成的,美國內部也有人選擇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對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區與華人社區存在,在美國甚至允許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組織反基督教的集會,美國社會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國只允許信奉共匪政權接受的世界觀。

在中國學習中文就必須接觸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裡邊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學習歷史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裡邊的內容是共匪編造的史觀,在中國學習政治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裡邊有共匪的政治理論 共匪的黨文化的世界觀。

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精神病學這五個領域是沒有學術自由的,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要堅持馬列毛鄧主義的指導,政治學必須為一黨專政辯護,哲學必須肯定唯物論與無神論,經濟學必須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史觀必須宣揚共匪的黨國史觀,精神病學必須接受共匪關於被精神病的相關標準,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屬於超價觀念,屬於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極端內歸因罪惡妄想癥不屬於精神疾病。

共匪越來越沒有制度自信了,以前共匪還會允許地方衛視引進包含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現在共匪的地方衛視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樂方面,以前共匪還會允許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在一定的空間裡邊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現在基本上中國所謂的流行音樂已經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樂了。實際上沒有政治自由也就沒有經濟自由與文化自由,中國人無法自由的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出去,中國人也無法自由的享受亞文化的文化產品。

很多中國人在精神層面被共匪套上了兩層枷鎖,在認知層面被防火墻加黨媒以及沒有言論自由鉗制,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或者中國比歐美更好。在世界觀層面被沒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學術自由鉗制,在中國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經濟學都是共匪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中國人認為自由就是放縱 民主就是動亂 人權是生存權。中國人在經濟層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鎖,私有財產不受保障,個人生計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統治中國,主要是因為共匪把很多中國人的經驗範圍局限在無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墻 沒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空間 剝奪信仰自由與學術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鉗制的環境裡邊了。即使反共人士擁有關於共匪的負面資訊,掌握了比共匪進步的政治理念與制度設計,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境內不受鉗制的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與廣大中國人民溝通,沒有辦法在立足點平等的基礎上跟共匪進行政治競爭,所以根本無法對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脅。

共匪絕對不會開放言論自由,因為一旦中國人民擁有了言論自由,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可以公開的發表,共匪依靠資訊不對稱外加洗腦宣傳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判斷就會被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以及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情感判斷否定,共匪實行的洗腦宣傳就會失去效果,共匪為自己以及共匪認可的紅頂商人塑造出來的正面形象就不會繼續被別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一旦有了這三種東西,大多數人就會找回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我覺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會鴻溝,拆除防火牆,讓大多數人在牆外獲得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在墻外培養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成為不受共匪誤導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成為擁有反共意識的反共人士。

中國的統治者主導的社會文化是極權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環境是為培養順民服務的,這種文化環境是依靠防火墻與暴力以及洗腦宣傳維持的,如果盎格魯薩克遜人從小在中國出生,還是可以被馴化成順民,中國無法民主化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無關,豬即使不被鉗制還是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豬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與豬的生理特征有關,雖然共匪統治中國人與屠宰場的老闆在養豬差不多,可是中國人不是豬,一旦歷史社會條件改善,可以成為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

我發覺小時候教英文的,屬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外教在中國生活久了也會被馴化,甚至比華人親共人士更加親共,雖然共匪長期宣稱民主制度是地方特產,盎格魯薩克遜人適合民主制度,華人適合極權制度,可是只要環境配合,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被共匪馴化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華人證明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

共匪創造的教育環境是為有利於共匪的社會規律與社會分工服務的,共匪不希望共匪體制外的被統治者接受素質教育,長期接受數學高壓與不允許世界觀層次的思辨的文科高壓的教育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經歷的支持,基本上不會成為擁有思索型的思維方式與擁有創造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很容易成為擁有接受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基本上不會成為反共人士。

共匪需要沒有自由的輿論環境,只要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討論人事物,即使沒有接觸過墻外的反共內容,還是容易形成不利於共匪維持統治的觀點,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反共人士,以前的沒有被整肅過的凱迪網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沒有自由的輿論空間才可以有效的鉗制被統治者的思想,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親共人士,墻內自由度很低然後存在大量的小粉紅的網站就是最好的證明,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因為共匪對待被統治的對象與被統戰的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的人誤以為共匪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或者誤以為中國人的本性適合極權統治,他們認為既然東歐人可以輕易的推翻東歐共產黨,中國人就有機會輕易的推翻共匪的統治,他們不知道共匪建立的維穩體系的邪惡本質,事實上共匪還可以統治中國是因為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

每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不同,反共人士沒有必要把個人接受思想啟蒙的過程強加給別人,這樣容易轉化失敗,這樣很容易因為失望成為認為反共必須反華的極右翼人士,建議積極的推銷翻墻工具,讓不同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的人自己在墻外學習。

共匪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污染

中國是壹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很多中國人都會歧視農民工 歧視城市窮人歧視外地人 歧視外型肥胖的人 歧視黑人 歧視穆斯林 歧視印度人 歧視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 歧視女性,即使是那些攻擊海外民運的小粉紅,平時也會歧視別人,北方人喜歡用南蠻子來稱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歡用土包子來稱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權思想的小粉紅還會歧視女性。

極端實用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社會是壹個互害的社會,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

被中國共匪以及小粉紅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純屬是共匪國小粉紅自卑心理發作的結果,共匪國小粉紅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騷擾海外民運的行為是一種反智傾向,這種反智傾向充份的表現了部份中國人極端自卑極端希望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因為過度自卑誤以為沒有受到別人的尊敬,就通過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霸淩別人的巨嬰心態。

共匪國小粉紅運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國與中國共匪的人道歉的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別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侵犯,何況中國文化裏邊本來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國人可以批判,中國人更應該用批判精神的態度面對本國文化中的負面內容,積極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會進步的。

共匪國小粉紅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不允許外國人評論中國,共匪國小粉紅卻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國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國小粉紅的主子們可以壹邊宣傳反美壹邊在美國生活。

發生在中國,用來煽動民族主義,被共匪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論戰除了部份小粉紅是因為反智傾向自發參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積極介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轉移國內人民的註意力。

事實上最歧視中國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國小粉紅長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強調中國人不配擁有壹人壹票選舉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國人定義為只能接受壹黨專政的政治奴隸,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劃分低端人口,剝奪被劃分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權,中國人如果真的要反對歧視,要做到自己不歧視別人,首先應該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父權思想 極端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傲慢心態,改變認為自己高人壹等的優越感,改變趨炎附勢排斥非權貴人口的行為模式。

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假的,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中共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中共不譴責俄羅斯侵佔中國的領土,不譴責擊沉中國漁船的俄羅斯,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中共寧可圖利非洲人也不讓中國境內的人得到充份的社會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中國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中共或者討厭中共的敵人的政治話術,認同中國的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要避免被共匪歧視,就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專制統治,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完整的人權,才可以免於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種族歧視政策,才可以擺脫政治奴隸的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至於對華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種歧視,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為華人共匪蔑視生命,因為華人共匪常常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的殺人行為辯護。

他們把共匪迫害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看成是壹種受壹定的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歷史的演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他們把共匪搞的鎮反大屠殺是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

他們認為共匪的殺人行為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歷了太多動蕩,所以統治者的心態希望穩定,外加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中國出現動蕩,而共匪又長期經歷戰亂所以在心態上希望穩定,所以共匪選擇去屠殺異議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換壹個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為雖然殘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對於他們看不起的人,就算殺了壹個人也是該死的。

可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的隨機殺人案,雖然只殺了壹個人,可是卻有華人共匪跑過來批判,建議政府嚴懲隨機殺人的那個人。

根據他們為共匪辯護的時候所使用的邏輯,只殺了壹個人的殺人犯為什麽就要被嚴懲,難道那個殺人犯不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後人格發展上出了問題,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嗎。

為什麽華人共匪的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的思維壹分為二的看待殺人兇手,不可以作為讓那個殺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據。

華人共匪顯然是雙重標準,原因很簡單。

殺人兇手即使只殺了壹個人,但是因為他是華人共匪不喜歡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該死。

實際上希望不喜歡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無論是華人共匪還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沒有必要過份的掩飾,我反共我支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希望親共人士消失。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運人士死了華人共匪不會幸災樂禍嗎,應該會吧。

如果妳們會幸災樂禍妳們就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興奮。

把反共與反共匪五毛區分開是沒有意義的,共匪造就的邪惡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為載體施加給別人的。

共匪統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觀上面已經被共匪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準備向人民兜售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是對自由民主的發展沒有正面意義的。

共匪五毛因為長期被共匪統治,他們的民族性他們的國民心態與民族性與自由派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存在本質沖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惡總是會傷害中國民運的生存與發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共匪五毛的邪惡是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成長環境的特殊性造成的,應該對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們回到壹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上思考,當壹個小偷或者是強盜要傷害妳的時候妳的第壹反應是先思考這個小偷或者是強盜從小成長環境不好然後產生同情,還是會覺得很憤怒,還是會覺得對方很可惡。

當某些共匪國小粉紅發泄仇日情緒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先去思考,所謂的日本侵略者是因為從小成長環境不好,長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洗腦,然後因為受到蠱惑去選擇參與侵略戰爭。

小粉紅為什麽不能放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為什麽不能包容認同日本侵華的日本人民,就像妳們叫我們包容那些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匪五毛壹樣。

很多共匪五毛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黨國洗腦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黨專政是有優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錯的,只有被共匪統治中國才有救,中華民族才可以實現所謂的偉大復興,所以他們會主動參與配合共匪扼殺中國民主運動,面對那些包藏禍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說他們會那樣做是因為環境造成的,應該包容他們理解他們,可是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共匪五毛為什麽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難道他們不是環境造成的嗎,於是小粉紅開始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必須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好吧,他們擔心他們的祖國受到傷害,所以他們抵制日本,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因為擔心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傷害,所以我們選擇抵制親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運隊伍的人喜歡說專制是民運的敵人,共匪五毛不是民運的敵人,這樣劃分根本就不客觀。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惡基本上是會傳染給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黨國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就是中共五毛的價值觀念,因為利益關系共匪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權力尋租者周圍賺了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吧,他們出於本能會維護共匪的極權統治,所以視民運人士為威脅極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民運人士不僅僅是共匪要鏟除的,也是他們要鏟除的。

比如中國民運堅持的中國民主運動,對於共匪來講是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還是可能會帶來和平演變的不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當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處於鞏固極權統治,強化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需要扼殺中國民主運動,而那些共匪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幫助共匪對付民運人士。

共匪的邪惡共匪對民運的企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幹五的邪惡,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國自幹五對民運的企圖。

認為專制是民運的敵人,然後自幹五不會是民運的敵人,把反共與反對自幹五區分開是別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運人士的敵我意識,共匪國自幹五就是民運的敵人,把共匪國自幹五當成敵人來對待很正常。

( 由 作者 5月5日 编辑 )
5月4日 89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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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