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时政

作者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的改革中就出現了明顯的權貴資本主義特色。近30年來,海內外壹直在談權貴資本主義,但對它的評價始終圍繞著腐敗這個話題轉悠,卻沒有進壹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壹些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說中國有權貴資本主義,大概沒有多少人反對,但是,能夠據稱判斷,中國早已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嗎;如果是,中國又是在哪壹年告別社會主義、步入資本主義的,有明顯的政策軌跡可尋嗎?其次,權貴資本主義如果確實是中國模式的產物,那麽它似乎就不單純是部分權貴的不當個人行為,而是體制型產物,因此反腐敗也就無法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了?對這兩個問題,筆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這樣看,是基於以下的基本判斷:中國早在1997年底就通過國企私有化,正式把經濟制度改變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層面,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並沒有產生民主化的社會動力,相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紅色政權“結婚”了,因此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獨壹無二的獨特政治經濟制度結構,既非社會主義,亦非民主資本主義,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筆者首次提出的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已有英文論文發表),指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它用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共產黨的專制政權,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真諦。

中國模式:共產極權國家轉型的最差道路

共產黨的傳統目標本來是消滅資本主義,毛澤東時代的紅色中國便徹底消滅了私有制,資本家的絕大部分財產都被剝奪;與此同時,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紅二代”們雖然擁有政治特權,卻沒有任何祖上留下來的企業或財產。但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紅色政權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結婚”了,這不僅僅是指共產黨政權容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共產黨精英自身變成中國最富有、最有權勢的資本家。社會主義國家早晚會重新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這不是什麽新奇觀點。1988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過壹個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壹位來自共產黨國家匈牙利的經濟學家語驚四座:所謂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按照他的意思來理解,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壽命總是短暫的,不會太長久,這些國家之前從資本主義被改造成社會主義,然後又不得不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壹年以後,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蘇聯東歐共產黨陣營的解體所證實。

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只有權貴資本主義壹條路嗎,中國模式的這種結局是必經之途嗎?筆者多年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後發現,從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不是只有壹條路,而是至少有三條路,中國則選擇了其中最糟的那條。

共產黨國家壹旦告別了傳統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轉型的道路。所謂轉型,指的是在經濟制度方面實行自由化,即經濟轉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場化取代計劃經濟,而在政治方面則是實現民主化,即政治轉型。從1989年到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政權除了北朝鮮之外,其它國家或者完成了轉型,或者正在轉型途中。縱觀這些國家的轉型道路,可以發現,經濟轉型相對容易,而政治轉型則比較艱難。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曾經壹度成為共產黨國家經濟轉型的先行者,現在卻因為拒絕民主化而淪為轉型國家當中的落後者,這種落後指的是制度層面的落後。

在所有共產黨國家,轉型壹旦開始,紅色精英試圖竊國自肥,乃是通例,但是,這種局面並非不可避免。迄今為止,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轉型大致有三種模式。第壹種是中歐模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紅色精英染指經濟轉型過程的企圖受到遏制;異議知識分子的基本主張不是與原紅色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而是通過清除共產主義汙垢,盡可能鏟除共產黨文化的殘余。而在中歐國家許多民眾的眼裏,共產黨政權不過是壹個蘇聯扶植的傀儡政權,應當被唾棄。結果中歐國家的前紅色精英無法在轉型中為所欲為,他們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既不能操縱議會,也無法通過私有化發財;最後,原來的紅色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當中獲得好處,大約三分之壹的原紅色精英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壹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國學者把中歐國家的這壹轉型稱為“建設資本主義但不產生資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這個說法比較含蓄,所謂的不產生資本家,其實是指不產生紅色資本家,因為在共產黨國家裏舊的資本家早已被消滅,假如在短短幾個月或者壹年裏就冒出來許多暴富者,那他們多半是原來的紅色權貴。簡言之,中歐模式其實就是,重建資本主義,但沒有紅色權貴的份。這樣的轉型具有自穩定性,與紅色歷史徹底告別,很難再出現反復。

第二種是俄國模式,其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搖身壹變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後他們分享轉型當中的好處,從中發橫財;同時,老百姓也在私有化過程當中獲得了壹部分產權。這是典型的“老權貴帶入新社會模式”;與中歐模式相比,俄國的轉型屬於“同誌們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因為新權貴的大多數都是原來的黨內同誌。這樣的資本主義也是權貴資本主義;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出身於舊權貴的新權貴們不再是共產黨員。俄國模式下,民主制度雖然不至於被完全顛覆,但很容易就被舊權貴們所操縱,使得新制度帶有深深的舊痕跡。

第三種則是中國模式,其主要特點是:中共政權雖然把前30年毛澤東時代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拋棄了,但是,它用共產黨資本主義鞏固了毛澤東留下來的專制體制。紅色權貴及其親屬成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當然地通過政治權力來保護自己的特權集團。在權貴私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黑暗行為,例如紅色家族的瘋狂斂財,導致整個國家高度腐敗。這種腐敗政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當財富與上升機會都被社會上層壟斷時,龐大的社會底層必然產生對精英階層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緒在全社會蔓延。

私有化在中國:掩耳盜鈴20年

在中國的官方宣傳裏通常把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視為改革的壹個新起點。其實,如果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正式走向壽終正寢的準確時間點是1997年,因為從這壹年開始,中國開始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支柱之壹是企業的國有制,而壹旦國有企業的大多數都私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私有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但有趣的是,中共對自己實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盜鈴,明明已經做完了,卻從不承認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當局用來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麽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其實,要改變國企的公有制,只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壹個企業完全變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壹個企業的國有產權部分轉化為私有,但國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 中國政府選擇私有化方向並刻意模糊轉型的實質,自然有其苦衷。

時任總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決策,主要出自兩點考慮。第壹,國企成了政府的沈重經濟負擔,導致銀行系統瀕臨崩潰。由於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改革無法解決國企的嚴重問題,企業長期依賴國有銀行的無條件貸款,但經營狀況日益惡化,許多國企停止償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90年代中期開始,整個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國有銀行20%以上的貸款屬於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壹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第二,當時中國急於加入WTO,以便擴大出口,而WTO接納中國有個前提,那就是以15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即取消計劃經濟和實行國企私有化,中國如果不能證明它實行了國企的私有化,就無法獲準加入WTO。

由於政府和國內媒體掩蓋真相,所以至今許多從未在國企工作過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謂“國企改制”。其實,所謂的“改制”,就是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就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而政府則置身事外。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也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了巨大的好處。私有化的關鍵是誰來購買國有企業。中國與俄羅斯壹樣,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國企廠長經理們能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板,其實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為這重重黑幕,所以中國政府壹直不許國內研究者研究私有化過程,國內媒體也基本上不報道國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私有化在中國國內是新聞和研究“禁區”,但對境外研究者卻是完全開放的,境外研究人員可以通過壹些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等,自由進入中國,對私有化過程和私有化之後的企業所有權狀況做全國範圍的抽樣調查。過去十多年裏,這些參與調查的研究者發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紹中國私有化的成果;然而,這些書籍卻壹本也未能在中國翻譯出版。當局之所以準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是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由於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所以,當局對私有化的態度也僅僅是在國內掩耳盜鈴而已。

共產黨幹部是如何變成資本家的------中國式私有化的奧秘

私有化過程本身就是建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過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會建設出不同的資本主義。朱镕基於1997年底開始推行國企改革,當時這壹政策被稱為“抓大放小”,所謂“抓大”,就是指資產規模大且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金融、能源、電力、電信、交通等企業準許重組上市,向國民和外資出售部分股份,但國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繼續“抓住”這些企業不放);所謂“放小”,就是指資產規模較小或虧損嚴重的國企準許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業私有化的關鍵在於:由誰用什麽方式來“購買”國企。當時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平均月薪只有幾百元人民幣而已,紅色權貴及其親屬也同樣沒有多少金融資產。中共采取的辦法是,壹方面,讓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的名義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國有財產,並準許這些管理精英把企業重新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另壹方面,由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出資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了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所以等於是逼迫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系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準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擡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為11萬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還包括已經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左右。其結果是大部分企業被廠長、經理私有化了。筆者曾分析了29個省市130個國企的私有化案例,歸納了數種典型手法,發現了國企私有化的黑暗過程。他們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凈值;然後,或直接動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或向私人借款,買下自己管理的企業,註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自己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也就是說,他們雖然購買了自己管理的企業,個人卻往往只付很少的錢,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約從2002年開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國企改組後上市、管理層持股(MBO)、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由於這些企業資產規模龐大,管理層無法獨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送給管理層幹部,同時也用送股份的辦法賄賂那些有權批準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家屬,形成利益共謀。這些國企幹部和政府官員不花任何成本,便成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總經理或常務董事之類,躋身於富人行列。

中國的私有化完成之後,究竟哪些人成為企業的所有者?根據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大約50%到60%的企業都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大約四分之壹的企業的買主來自企業外部,屬於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但其中外資所占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占壹成(俄國私有化之後企業職工持有的本企業股份大約占40%左右),但管理層不允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的資產管理和轉移,所以,這類私有化的結果相當於職工出錢,但管理層擁有企業。這種“國企改制”幾乎就是企業管理層夥同其上級(地方政府官員)和紅二代們對國有資產的公開瓜分和掠奪,當局無論如何沒法把這種掠奪解釋成正當行為,公開的討論更會導致公眾的憤怒,所以政府不許國內媒體討論私有化,中國的學者們也基本上不能從事關於私有化過程的研究。

從1998年到2003年,當紅色精英通過私有化大範圍侵吞中小型國有企業的資產時,當局特地關閉了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在這私有化高潮的關鍵6年裏制造了國有資產監管“空窗期”,為紅色精英們侵吞國企資產提供了方便。盡管2003年以後又重新恢復了國有資產管理局,但該局對私有化過程中侵吞國資的行為極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間,從1997年到2005年,全國到處都發生大規模的勞資沖突,根源都是廠長、經理通過私有化侵吞公有資產,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廠長、經理壹邊,因為政府官員從中也可以得到好處。俄國在私有化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仍然正常運轉,少數失業工人可以領取社會福利而勉強生存;但中國推行私有化的時候,原來以企業為基本單位的福利體系垮了,許多企業給工人很少壹點錢,把他們趕走,就死活不問。當時中國政府廣泛宣傳,國企工人下崗是為改革作出必要的犧牲,但政府卻不願意為下崗職工建立統壹的失業救濟,而是把這項支出甩給私有化之後的紅色老板,如果企業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實,如果國企私有化了,企業付不起社會福利開支,政府對原本為國家職工的下崗人員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中國政府當時采取了耍賴的態度。對比之下,俄國政府從未推行過強制下崗之類的政策,相反還用稅收優惠鼓勵企業保留職工崗位。比起中歐國家和俄國的私有化,中國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無情。顯然,專制政體下的經濟轉型可以罔顧社會公正而不必擔心選舉壓力,對權貴精英來講,這樣的模式自然是優越的;但普通民眾的評價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學者認為,共產黨國家的威權體制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因為政府的強權可以克服來自民間的阻力,中國往往被他們視為壹個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國的私有化過程說明,威權政府在經濟轉型中往往會漠視社會公正,剝奪民眾的權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於統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共產黨資本主義:馬克思的苦惱

自從馬克思創立共產主義學說以來,中國模式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中共以消滅資本主義(化私為公)起家,但無法讓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獲得長遠的成功,最後只能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延續共產黨政權的統治;而在化公為私的改革過程中,紅色家族及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家屬搖身壹變,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這樣的資本家。他們積聚財富的過程充滿了骯臟與犯罪,既需要紅色政權保護其財產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更多的財富。因此,他們是中國現行體制的堅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進者。

中共的紅色權貴們在短短的20到30年內如何從壹無所有變成巨富家族群,這是共產黨資本家們發財的秘訣,也是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和判斷中共利益集團未來政治走向選擇的指南。簡單來說,這個秘訣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國產,壟斷重要行業,操控政策獲利,維持專制統治。不法侵吞國產,是指中共的經濟管理精英們利用國企私有化過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國有企業的資產,或者無償獲取上市大國有企業的股份;壟斷重要行業是指,保留國有大企業在金融、能源、電力、交通、電信等行業的壟斷地位,讓紅色精英或紅二代占據這些大企業的要津,這類規模往往進入世界企業500強的超級大企業既提供大量稅收以支撐紅色政權,也讓高管們通過獲取股份、項目回扣和高薪、高獎金而迅速成為富翁;操縱政策獲利是指,紅色精英及其親屬通過參與或影響政策制定,搶先插手到政策給以優惠的行業或項目中,從而輕而易舉地攝取巨大的利益;而維持專制統治則是指,紅色權貴們極端敵視民主化,希望能夠“永保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也就是希望讓共產黨的專制永久地保護自己的特權和巨額不法財富。

當這個國家的大批企業和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產階級手中的時候,對紅色資本家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制度性保護,既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是法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他們對全社會其他成員的永久型專政。他們很清楚,傳統社會主義那套經濟制度絲毫不值得留戀,現在他們不但擁有比民主國家的企業家更容易獲得的財富,也擁有無需競爭的優越政治地位,還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經濟清算,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很明顯,在共產黨政權之下,這種紅色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中有壹種看法以為,經濟自由化之後,原來的紅色精英會自然地擁抱民主和自由。中國的轉型結果證明,這種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錯誤的。但是,紅色權貴們也很清楚,“中國模式”時刻面臨來自社會底層的威脅,因此,他們壹面把個人的巨額資產向西方國家轉移,壹面把親屬移民到西方國家,以便留下後路。他們的“用腳投票”實際上宣布了“中國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請筆者訪德的德國艾伯特基金會安排幾位訪問學者參觀位於特裏爾的馬克思故居。當時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寫下壹句話:“老馬啊,妳可把咱害慘了。”現在看來,這話只說對了壹半,因為馬克思也被中國模式害慘了。若讓馬克思現在來評價共產黨資本主義,他可能既惱怒又欣慰:惱怒的是,共產黨居然要靠“嫁”給自己的敵人資本主義才能存活下去,這對他的理論和主義是最大的諷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麽樣的反馬克思主義手段,總算還有個別機會主義的共產黨政權依然活著,證明他也不是壹無是處。但是,馬克思仍然無法擺脫壹個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論的基本框架奠基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假設之上,強調先進的生產力必然改變落後的上層建築;但是,中國模式卻逼著馬克思不得不徹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從而也推翻整個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產階級專政”這壹上層建築,其實是依靠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而維系下去的;那麽,這個上層建築究竟屬於已經消失了的舊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落後殘余,因此將被歷史淘汰,還是因其“先進”性,將必然孕育出又壹次鏟除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新共產主義革命?或者,為了從中國模式裏吸取教訓,馬克思必須把他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壹說,改成“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這不僅對馬克思來說幾乎是天問,而且對中共來說,也是壹個無法回避的意識形態危機。現在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門廣場上,因為他能為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身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延續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解釋。吊詭的是,中國模式本身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訣竅就在於,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和招牌,建設和鞏固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既挑戰了馬克思主義,也挑戰了民主化理論。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真實情況是,中共通過與資本主義結合,把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中共的制度改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結合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中共在政治層面從未改革集權專制制度;但從經濟層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絕大多數西方人始終看不懂中國,他們總以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們相信,既然中共的經濟改革開始擁抱資本主義,那麽它就會擁抱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恰恰是在這壹點上,西方觀察者們大錯特錯了,他們過於簡單化的思維導致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質。中共拋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擁抱資本主義,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但是西方觀察家們等來的卻是中共越來越嚴密的專制控制。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與衰老

在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時誕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毛澤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中國改革中最實質性的問題已幾乎被歷史煙雲湮沒了。大家往往習慣地說,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那是個比喻,卻並非壹種清晰的制度架構描述。世界各國當中,權貴資本主義在東亞國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國家現在依然十分興盛,而共產黨資本主義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資本主義截然不同。

中共獨創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當今世界,都是獨此壹家,別無分店。在經濟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大體上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共產黨宣稱自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但他們發現,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幫助紅色政權鞏固地位,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讓共產黨幹部們當上了資本家。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由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主導、掌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黨,通過扶持、發展、利用資本主義,延續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壹切權力均由共產黨壟斷,全面的政治高壓和嚴密的社會管控扼殺了民間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或行動。

之所以現在來分析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是因為它活到20歲時就出現了明顯的衰老跡象,我將在另壹篇文章裏分析這個衰老跡象的種種現實表現和中共高層的相應煩惱。本文的目的是簡要介紹共產黨資本主義從何而來。如果不懂得共產黨資本主義如何誕生、如何運轉,就無法理解它為什麽這麽快就衰老。對於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士而言,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衰老規律,也是思考中國未來政治制度轉型的壹把必備的鑰匙。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在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搖籃裏誕生的。為什麽共產黨要擁抱資本主義?答案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失敗的教訓中。中國的80後、90後都是改革開始後出生的,從來沒見過改革之前的狀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蘇聯模式到底是怎麽回事。從那個被中共拋棄的蘇聯模式開始講起,才能明白,為何中共從來不肯老實說明,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裏,共產黨幹部是怎樣成為資本家的,而共產黨資本家們又是如何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滋潤,鞏固著他們的專制統治。

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沒落

毛主義的制度架構是個“三腿板凳”。這“三條腿”當中,壹條腿是由領袖的個人崇拜支撐下的極權統治;第二條腿是自稱終極真理、強制灌輸到全社會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第三條腿是以全盤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集權經濟管理制度。毛主義的衰落開始於毛澤東的死亡,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松動都從改革經濟制度開始,那是共產黨政權自救的壹種必然選擇。中共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過與中國類似的經濟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壹直到1997年以前都屬於對經濟制度的改變。

經濟管理上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把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決定權全部集中到各級政府手裏。為此設立壹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其中包括總攬經濟權力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省、地、縣均設有履行相應職能的計委),還有壹系列綜合管理部門,如負責工業生產和協調交通運輸的經濟委員會,控制物資分配的物資管理部門,負責資金分配的財政部門和國有銀行,分配消費品的商業部門以及負責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管理的勞動部門。此外還設立分工管理各行業的專業管理部門,全國的主要企業大部分歸這些部管轄,決策由這些中央政府的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企業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自主權,利潤如數上交,資金使用由上級決定,國有企業裏改革前有壹句話,“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很形象地解釋了這種極權的經濟管理體系的特點。

所謂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指的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生產計劃和所需要的人、財、物計劃,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委匯總來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產和人、財、物計劃;經過修改、批準的經濟計劃指標再以正式文件下發給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們再進壹步分解下發。經濟計劃指標壹旦下達,就不容許輕易變更了。上級政府部門每月、每季度、每年嚴格按照計劃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工作業績。計劃管理的僵硬特點是,它不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供求條件變化,而只是簡單地按照上年計劃執行情況加碼,制定出下壹年的計劃任務,其假定是,壹切情況都不發生任何變化。而企業則只能僵硬地重復上壹年的經濟活動,作有限的調整,超產沒獎勵,虧損無處罰。職工吃“大鍋飯”、捧“鐵飯碗”,幹好幹壞壹個樣,漲工資靠國務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沒漲過工資,1978年國務院下文,全國企業四成職工工資上調壹級,僅幾元錢。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80年代的改革時期,主導城市經濟改革的始終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因為每壹項改革都意味著他們要釋放部分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嚴密掌控的經濟權力,企業和民間才能獲得自主經營的有限空間,市場經濟的萌芽才能出現。中央下放貪腐權力,貪腐從那時開始便蔚然成風。

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

經濟制度的市場化究竟是如何與專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觀察家們始終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實際上很簡單,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與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基本相似,無非是企業私有,資本屬於個人;共產黨資本主義唯壹的不同在於,大量擁有資本和企業的資本家們同時也是共產黨員,其中大多數曾經是或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幹部,他們也始終聽命於紅色專制政權。至於中共是如何從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社會裏憑空造成幾百上千萬的共產黨員資本家,他們的私有企業、金融資本從何而來,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當中。

中共的國企私有化是為了擺脫大多數國企瀕臨破產所造成的金融危機窘境。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絕大部分國營企業長期依賴銀行“輸血”度日,而銀行向國有部門傾註資金越多,自身的經營狀況就越惡化。國有企業的負債快速上升,無法償還銀行,同時也讓企業資不抵債。到了1995年全國國營企業總體上負債達到資產的85%,即將破產,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開始向銀行“打白條”,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國國企每年對銀行欠息1千多億元。這些國企的貸款就構成了銀行的壞賬,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銀行貸款中20%是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壹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已急升到貸款總額的70%。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中共不得不部分放棄用國有銀行保國營企業的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滅。

為了避免這壹決策把社會上的所有怒火都噴發到中共身上,當局決定實行國企全面私有化(當時采用了壹個含義曖昧的改革詞匯—“改制”),讓國企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這些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的好處就是,默許他們私吞國企資產。因此,短短幾年內,大部分國企被私有化到了廠長經理這些國企幹部的口袋裏,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就是這樣“出生”的。從制度轉型的角度看,壹旦現有企業的大多數都私有了,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私有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

中國模式:用資本主義鞏固一黨專政

在中共的正式話語裏,絕不可能講出建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大實話;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場化”,這兩個詞都回避或模糊了壹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究竟是何時解體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麽樣的經濟制度。中共的官方宣傳通常把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視為改革的壹個新起點。這個起點的真實含義是,鄧南巡之後,在決策圈和權貴家族當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攜手走上了建設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最後雙方終於融為壹體,共同變成支配今日中國的紅色資本家;他們之間雖有紅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順眼,時有沖突,但他們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既要發財,又要鞏固一黨專政。

如果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毛主義的經濟制度正式壽終正寢的準確時間點是1997年,從那壹年開始中共的經濟制度正式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或者私有化,或者破產之後將廠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資本家。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紛紛上市,它們的高管們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無償獲取壹部分股票,等上市後股價飆升,就輕而易舉地撈取了紅色資本家們的第壹桶金。不管是作為私有化以後的企業唯壹老板,還是作為大企業股東,這些紅色經濟管理幹部搖身壹變,成了共產黨員資本家。除了這批人之外,各級官員和許多紅二代和官二代憑借關系和權力,也撈取了大筆財富,他們或者是把暴發所得的錢財投資於國內或藏於海外,或者是把錢財用於購買房地產,於是中國又出現了大批共產黨員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這批紅色資本家就組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新體制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力量。他們既追求商業利益,又謀求體制內的權力,至少要在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中建立壹小塊自己的關系網。

誰說共產黨和資本主義有仇?那是馬克思的胡言亂語。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共產黨幹部自己可以當資本家,他們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獨掌政權的旗幟,同時又侵占公有財產而成為呼風喚雨的紅色資本家。資本家的富裕和共產黨的專橫,他們兼而有之。壹個號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在改革中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鞏固了政權。

盡管啟動國企私有化已經很多年了,中共仍然宣稱,它從來“不搞私有化”。這無非是為了掩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新體制在意識形態上明顯的對立,因為私有化徹底暴露了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旗號是掛羊頭賣狗肉。如果馬克思現在從墓中走出來,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麽他可能只有壹個選擇,那就是宣布開除中共的“馬籍”;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很可能象毛澤東所預言過的魯迅在紅色政權之下的命運壹樣,馬克思會被關在中共政權的監獄裏;他如果嫌一黨專政的監獄太殘酷,唯壹的選擇就是表態效忠這個假馬克思主義政權,倘若如此,則老馬從此不姓“馬”。

既然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量資產、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本家手中,他們必然敵視民主;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它成員的永久專政。他們很清楚,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早就該拋棄了,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顯然中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鞏固了共產黨的專政,而且進壹步強化了這個專政,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

江胡時代的官場運轉機制靠“錢老爺”催動,反腐運動之後官場出現全面怠政,如今“經濟督戰隊”上場,標誌著“病急亂投醫”。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問世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之源:腐敗

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2019年3月29日刊登過壹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和諧關系顯然已壹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壹清二楚。官媒也曾寫道: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壹個公司,中共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由於對高利潤的業務調整,同時得罪了股東(各家銀行)和部門經理(地方官員),於是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部門經理在那裏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結果連累得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中共改革後的制度曾經壹度展現出相當的“活力”,在引進外資和推動房地產開發方面營造出短期的經濟繁榮。因此中共覺得,它已經找到了振興、崛起的道路,甚至飄飄然地以為,這樣的“中國模式”可以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中共領導層從來沒有意識到,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就隱藏在它那獨特的“生命力”當中,那就是,各級官員近乎瘋狂的“發展經濟”之舉,是靠腐敗的瘋狂動力來點燃的,而全面廣泛的腐敗最終必然把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送進死胡同。

許多人對中共官場普遍腐敗的認知,壹般都聚焦在官員品行和“上行下效”這些方面,很少會從中共改革開放制度運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紀末國內有學者曾經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這樣講當然是為改革中普遍的腐敗化妝遮掩。實際上,腐敗不是中共“改革”的“潤滑劑”,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下官場得以運轉的唯壹“燃料”。

中共集權體制官員驅動機制的歷史演變:從政治恐懼到“財欲”驅動

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主要靠自上而下的黨政系統來運作,而對官員的驅動機制起著關鍵性作用,如何讓官員們為貫徹高層的意誌而拼命執行,決定了這個集權體制能否有效運轉。之所以要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它與本文後面要談的中央最近推出官場“經濟督戰隊”有密切關系。

在毛時代,官員的驅動機制主要靠兩個因素構成:其壹是對毛的盲目崇拜,因此產生了唯命是從;而另壹個因素更重要,那就是對政治打擊的恐懼,這屬於逆向驅動。在政治高壓下,任何官員敢於違背上級意圖,就可能受到殘酷的政治打擊而壹敗塗地。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毛澤東號令天下無所阻的根本原因,官員們唯恐“跟不上”,而絕不敢“反著來”或怠工。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套驅動機制不靈了,官員們是否積極執行改革政策,主要靠建立在對改革認知基礎上的自我意願。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政策,主要不是靠強迫行政命令,而是靠講道理。於是,官場和國有企業界各種態度都有,“想幹才幹,不想幹就旁邊呆著看”。在那個年代,對推行改革政策,有的人積極,有的人反感,更多的人是“上面推壹推,下面動壹動”;積極改革的,未必都提拔,消極改革的,也不見得必定被懲罰。因此,80年代在官場上從未出現過改革“狂潮”。

而從九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基本形成,官員驅動機制主要不再依靠官員的自我意願,更不是政治打擊,而是官員們的財欲。高層通過“搞活”、“開放”、“改制(私有化)”等等政策,為官員們打開了允許撈錢的大門;只要有利於GDP,官員們敢想敢撈,都“寬而不究”。這樣,以寬縱腐敗來推動改革開放,就成了江胡時代的隱形國策。用官員們的財欲來驅動官員們為集權體制效力,只有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才會施行,這就是“中國模式”壹時繁榮的實質。

無論是吸引外資,還是開發房地產,極權國家比民主國家都具有獨壹無二的“優勢”,因此也能取得速效。在極權體制下,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資和開發房地產政策推行起來既迅速又高效,原因是,外企的地方政策如“橡皮筋”,而土地又是官有(名義上的國有),背後就意味著敢“撈”的官員們憑借權力便可財源滾滾。與此同時,官員們的腐敗不受民意監督,又得到司法系統保護,索賄收賄便成為“改革開放”的“新常態”。進入這種狀態之後,引進外資和開發房地產已經不需要高層強力推動了,經濟發展有了官場的自發驅動力;官員們為了滿足個人財欲而迸發出立項撈錢的無窮幹勁,當然,強制拆遷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就這樣,“發展(發橫財)是硬道理”成了江胡時代的官場“旗幟”,官員們貪腐的瘋狂推動了盲目的經濟發展,雖然造就了十年出口景氣和十年房地產景氣,但也必然縮短繁榮的時限;最後,出口狂潮遇到美國的次貸危機而壹度熄火,又因美中經貿談判而最後碰壁,房地產熱潮則因制造出危險的房地產泡沫而嘎然中止。於是,經濟繁榮被經濟下行所取代。

貪官們的資產外逃撼動中共的經濟根基

單純的臨經濟下行並不會立刻動搖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架構,而官員們必然的資產外逃行動卻直接撼動著中共的經濟根基。對貪官來說,他們其實始終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恐懼來自官場同事,因為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常態,而同僚們的妒忌也構成威脅,只要有同僚寫匿名信,貪官們就害怕被抓。為此,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官場上就流行壹句為官訣竅,“吐出壹半,上送三級”。大意是,上級官員對下級能撈多少,心中大體有數,要想獲得保護傘,就必須舍得“吐出”撈來的錢財之壹半,送給上面三級的領導,這樣即便有人和自己“過不去”,也能基本上平安無事。與此對應的還有壹句,“專打兩種人,擋路的、吝嗇鬼”。“擋路的”指自己不“撈”,但同僚們覺得“壞了規矩”,“財路”被擋,就要找機會整他;“吝嗇鬼”指的是舍不得“吐出壹半”的人,遇到麻煩了沒人出力保他。

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新的機會應運而生。官員們發現,其實最安全的藏匿資產的地方不是身邊,而是海外,而眾多幫助國內的人到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申請護照、開戶存錢、轉移資產的公司服務周到,於是,象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毛裏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馬群島、文萊和馬歇爾群島等小島國就成了貪官們的“天堂”。他們可以足不出國,卻把大筆資產轉移到中紀委摸不著的地方。於是,“撈錢”之後再把資財轉往境外,成了從權貴到基層小吏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不少官員把錢財轉出去的同時安排親屬子女出國,自己也獲得外國居留權甚至外國護照,然後在發達國家購房置產,準備在官場到齡退休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

紅色精英當中普遍的移民傾向(至少弄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產生了兩個結果。其壹是紅色精英“異族化”,即貪官中移民族猛增。其二是他們的國內行為“占領軍化”,他們不再關心自己“撈錢”的這塊土地未來命運如何,“撈足以後哪怕洪水滔天”。因為有了隨時“撤出”的可能,貪官們“撈”起錢來更加肆無忌憚、心狠手辣,毫無顧忌,而往境外轉錢的手筆也越來越大。

但是,對中共掌權者來說,官員們斂聚了巨額財富,又競相把資產轉移國外,就掏空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基礎,直接沖擊外匯儲備。2014年6月中共的外匯儲備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接近四萬億美元;在接下來的兩年半裏,外匯儲備突然跌到三萬億美元這個中共官方確定的外匯儲備最低“警戒線”。短期內將近壹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流失,就是官員們發現國內反腐風緊、加快往境外轉移資產的結果,而他們的這壹集體行動讓掌權的中共高層直接感受到了“異族化” 紅色精英們對其政權的威脅。

反腐後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失靈

習近平上臺後發動的反腐運動有多重動因,而上述現象是其考量之壹。然而,習近平沒料到的是,反腐運動動搖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江胡時代官場上追求“發展(撈錢)”的那股來自官員們的動力之所以“源源不斷”,關鍵在於寬縱腐敗;習時代改用反腐政策,規定了種種“規矩”,中紀委大刀闊斧地打擊貪官,再加上控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的護照、限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轉出外匯等輔助措施,壹下子既斷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的錢財來路,也斷了他們手中錢財的去路,甚至還斷了他們今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的退路。於是維持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活力”的“燃料”消失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開始消極怠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壹個連高層也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在極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方法是,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放慢的“新常態”,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幹”。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看妳們上面怎麽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幹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幹”,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系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在江胡時代,官場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壹“龍”壹“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在前蘇聯和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壹旦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形成,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

壹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壹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系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現在反習陣營的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習近平陣營的選擇性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胡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官員們並非向往政治民主;他們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系。

“經濟督戰隊”:最後的無效手段

據官媒報道,中共高層現在認為,江胡時代實行的GDP考核機制、個人條線與腐敗化的官員晉升機制,以及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今後要“打斷”。官媒則相應表示,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已經站在了各級官員的背後;在習近平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動員令”的同時,“督戰隊”將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經濟督戰隊”是習近平陣營為了壟斷經濟與鞏固支配其他派系的官員的權力締造的最新發明,在共產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壹項創新。它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前20年的那種官員們為財欲自勵的官場運轉機制失靈了,而毛時代那種靠個人崇拜加政治恐懼的運轉機制也無法再造。那麽,能否發明出壹種與這前兩種機制不同的辦法來呢?最近當局為官員們加了薪,但那只是“胡蘿蔔渣”,與貪腐撈錢相比,實在小得可憐,效用不彰;“經濟督戰隊”只能主要靠“大棒”,逼著官員拼經濟。

在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統治者不需要督戰隊,政治壓力讓官員們乖乖地順從,沒有督戰隊,他們也爭先恐後地按照上面的意思往前沖,生怕自己落後了會被整。現在,“經濟督戰隊”自身遇到了難題,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不是“上戰場殺敵”,官員們不上心不出力,卻可以找出壹萬條客觀理由來搪塞,“督戰隊”面對幾百萬惰怠的經濟官僚,“大棒”也打不出“政績”。

極權體制抓經濟只有兩套體制、兩套路子。毛時代是壹套,江胡時代是另壹套。前壹套已被拋棄,不堪再用;後壹套曾經靠“錢老爺”當“督戰隊”,那壹套現在也不靈了;當前用中紀委來代替“錢老爺”,這樣的“督戰隊”畢竟只能督,而無法取經濟官僚們而代之。中紀委的“督戰隊”只能管到省部級,省以下的督戰隊還得靠各級黨政部門自己安排,“下管壹級”,讓怠政的中層官員督戰怠政的下級官員,彼此心照不宣,很自然就是走過場。況且,督戰屬於臨時性措施,沒法當作長期性制度。如果天天督戰,月月督戰,年年督戰,必然師老兵疲,督戰隊自己也會怠政。對“經濟督戰隊”來說,最難的是沒有執法的尺度,戰場上是退下來就槍斃,抓經濟,怎樣才算“退下來”、該執行“戰場紀律”?因為“經濟大氣候”不好而“想不出好點子”,是否都得“正法”?說到底,這是病急亂投醫。

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出場,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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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men die at twenty or thirty; thereafter they are only reflections of themselves: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are aping themselves, repeating from day to day more and more mechanically and affectedly what they said and did and thought and loved when they were alive. ——'Jean-Christophe' by Romain Rol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