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生活環境的基本形態 时政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教育環境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壹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壹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壹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壹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壹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壹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壹階段後卻無法進壹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壹種狀態。

而這壹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壹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壹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壹個全國統壹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壹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壹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壹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壹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壹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壹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壹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壹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壹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突破這壹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壹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壹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壹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血汗工廠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著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2020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壹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淩晨壹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壹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2021年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註的壹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壹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壹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只是小意思”。只是這壹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壹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壹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壹個官方機構將壹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壹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系似的。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著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壹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制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閑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壹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壹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壹系列說辭,借機在網絡平臺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壹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著什麽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壹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壹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裏行間盡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兇,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制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壹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經濟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鏈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壹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2020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壹切正常,2020年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系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沖突更是加劇,壹方已經繳納房租,壹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壹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制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壹躍而下。

導致這壹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壹次性給公司壹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壹場P2P借貸風波壹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沖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壹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壹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壹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制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壹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制,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壹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壓迫女性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壹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妳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制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壹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制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幹達等國處於同壹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制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2021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壹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壹些孕婦服用“轉胎丸”(壹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淩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壹生中遭遇諸多障礙。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壹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禍害工人階級

最近壹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卷起了壹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妳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壹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壹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裏面。壹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壹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匯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著壹絲卑微和低人壹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鬥誌和理想。“打工人”壹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匯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2020年10月26日,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壹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壹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匯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匯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壹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麽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壹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征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壹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制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制的。所以這個詞匯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壹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壹切成果,不過是在幫老板賺錢。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被資本雇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壹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壹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娛樂產業的血汗勞動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壹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壹,就是在今年年初,壹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托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仿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壹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壹般人印象裏,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壹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壹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麽說:僅僅相當於壹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壹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壹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臺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臺鬥魚為例,壹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壹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制著,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著便是壹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面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壹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壹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壹位奶茶店女老板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臺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制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制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臺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制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壹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復。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制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此外,我們反對壹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臺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洗腦教育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壹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註。輿論壹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壹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註。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壹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其實在中國充斥著無數打著“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系,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壹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借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壹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郁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系、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制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制度只是反映著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壹,壓制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壹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延遲退休

在2020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制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壹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壹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著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壹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壹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壹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壹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壹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壹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壹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制——剝削體制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壹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制。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血汗勞動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壹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壹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制度”意味著允許企業進壹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制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壹政策至全國。此壹政策出臺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壹名年僅22歲員工,在淩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壹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妳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壹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壹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雇傭關系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制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借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壹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壹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盡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借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壹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麽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制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制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 由 作者 4月18日 编辑 )
4月18日 54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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