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喜欢谈历史,其实喜欢的是演义化的历史故事。比如袁腾飞。
但是,尽管袁腾飞讲的内容挑战了一些主流观点,但他给的是鱼,不是渔。也就是说,他只是给你一些具体内容,并没有教给听众如何去获取历史知识,或看问题的角度。若干年后,新的史料和思维方式出现,他所讲的内容可能也会过时。
那么,讲述历史(history)的方式有没有变化呢?有。有关历史研究的研究,就是“史学史(historiography)”。
史学史探讨历史研究的方式和角度的演进。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太史公以降一脉相承。到了清末,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这就是对写史思想的怀疑和批判。史学家开始关注科技、人文、经济、艺术、文学等方面的历史,试图更全面地还原历史面貌。
在外国,从1978年萨伊德出版《东方主义》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叙事问题。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并不是实际的东方,甚至跟实际的东方毫无关系。但是由于世界史的写史话语权在西方国家手里,因此东方是失语的。
到了近些年,女性主义和去殖民化思潮在历史领域开始热门起来。这两个思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以前没有发过声的弱者发声。
在中国,一些人认为汉族的地位是不可被挑战的。这么认为当然可以,但是可不可以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呢?
中国古代历史的写作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被展现为“本我”(中土)和“他者”(蛮夷)之间的交往,少数民族是失语的,是被描述的对象。即便是近代的中国历史写作,也不允许少数民族讲述自己的历史。我一直好奇,如果藏人写自己的历史,会怎么描述文成公主进藏?怎么描述康熙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大小和卓如果留下自己的历史,会怎么形容和乾隆的战争?
元朝时期对日本的进攻,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在日本历史上,记录下了元朝军队入侵并惨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记录,我们对元朝军队的了解,会是多么片面。
对一些人来说,换一个角度思考,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不适。因为他们习惯了固有的思考模式,把长久以来所被动接收的历史信息和思考方式当做自然而然的,不可以被挑战的。任何触动他们固有模式的思考方式都是非法的,“抬杠”的。将某一个思维模式合法化,就是“符号权力”。它帮助旧有的思维模式挤压其他思维方式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产生了一种兵不血刃的“符号暴力”。
其实持有这种旧思维模式的人,其实也是符号暴力的受害者,只不过他们没有发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