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与斯拉夫民族主义,欧洲的恐俄病,以及克里米亚冲突的的历史 分享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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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在1814年4月,拿破仑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对反法同盟宣布投降。他将放弃自己的帝位,并将终生居住在厄尔巴岛上,作为反法同盟最有力的打手,俄罗斯帝国的士兵们进军巴黎,这是冷战之前俄罗斯帝国最后的高光时刻。正如同那个欧洲近代历史上,一直是邻国噩梦的战争狂,法国再次崛起,欧洲列强们也为了维系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反法同盟,于是签署了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共识(Le congrès de Vienne),用来维持欧洲大陆未来的战略平衡。

在维也纳会议的40年之后,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的“东方问题”才暴露的出来,但是在这之前,号称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才是当时欧洲大陆之上的霸主,统治这欧洲外交。俄罗斯武力参与对1848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直接武力干涉了奥地利帝国的内政问题,以此可见俄罗斯当时的力量。俄罗斯武力胁迫使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于1833年签署了《汉卡·伊斯基莱西条约》(Treaty of Hünkâr İskelesi ),该条约只会使土耳其海峡开放给俄罗斯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

从英国和法国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正在威胁整个欧洲大陆及其强大的海外帝国的利益。俄罗斯无疑挑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体系,这导致英国和法国最终决定帮助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作战。 克里米亚战争是在地缘政治,民族主义和宗教兴起下为外交和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战争。与欧洲之前发生的战争相比,宗教起着较小的作用。在战争期间,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开始取代宗教的角色。克里米亚战争是古典的现代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遵循现代战争的原则的同时无法抛弃一些古典的原则,“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巴黎条约》于1856年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也决定了未来的海洋国际法,今天的土耳其海峡规则和当今的俄罗斯地缘政治。

巴尔干地区长久以来都有着宗教冲突,天主教,东正教与穆斯林,在这个地区鱼龙混杂,即使的强悍集权的奥斯曼政府,也无法撼动巴尔干的宗教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此时开始在欧洲兴起。对于像俄罗斯帝国这样的伟大帝国来说,宗教问题只是一个很好的幌子。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高等民族,斯拉夫种族的代表,将“帮助”他们的斯拉夫兄弟,同时也是获得他们应有的土地。同时也是可以捍卫虔诚的东正教徒的利益,简直是名利双收。

英法联军愿意以“帮助奥斯曼帝国摆脱俄罗斯,奥斯曼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名义参加这场战争。这不是帮助奥斯曼帝国或帮助其他国家。因为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都考虑过俄罗斯海军是否有权通过土耳其海峡。俄罗斯将反对法国在地中海和近东的利益,同时,和欧洲大陆最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将帮助第二法兰西帝国恢复昔日荣耀的拿破仑时代。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俄罗斯自己,欧洲最早获得现代民族主义战争洗礼的法国,依然保持着不减当年雄风的民族主义思维,法国民族主义者们,也是当时几乎全部的法国人,难以忍受俄罗斯以及整个维也纳会议体系对法兰西民族的压迫。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完美的利用了法国当时的民族主义思维,作为法理借口当选了总统直至称帝。他宣布他将重现他叔叔的荣光,恢复那个伟大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而特别是对待俄罗斯帝国的战争,这个老民族敌人的战争,将当时刚刚成为皇帝,法理基础尚不稳定的拿破仑三世稳固权利的最佳方案。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正如同英国人古老但是好用的外交信条的大陆孤立主义,英国人始终相信,通过支持欧洲大陆上的其他的强权之间的互相战争,从而能够削弱欧洲大陆上的这些力量,而且同时可以避免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单独针对英国,当他们相互斗争时,英国将强大而安全。特别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使这一想法变得更加牢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俄罗斯能够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大英帝国的动脉,远在埃及新建的苏伊士运河将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英国肯定会保护通往印度的贸易之路。这是众所周知的大英帝国的东方问题。

尼古拉斯一世在1825年成为俄罗斯皇帝。他是对东方充满野心的皇帝,特别是对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的领土侵占欲。正如他说的,“beardies...the bear is dying... you may give him musk but even musk will not long keep him alive”。此刻,英国政府开始难以接受俄罗斯向东方扩张的步伐。1833年的《汉卡·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Hünkâr İskelesi)土耳其开放海峡仅仅给俄罗斯帝国,即使是战争的时候,这件事使英国真正开始考虑俄罗斯最终将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英国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变得疯狂的针对俄罗斯,而不是之前的法国,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们,甚至提出了充满种族歧视的“俄罗斯恐惧症”(Russophobia)的概念,仅仅是因为俄罗斯威胁到了英国的大陆平衡外交政策。同时,作为“欧洲宪兵”,俄罗斯,也是封建主义最佳的守护神,俄罗斯联合当地众多封建贵族,在中欧疯狂的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此举完全不利于控制多数报纸和议会席位的英法资产阶级的利益,加上资产阶级对同是资产阶级的同情思维,以及思想上的互相认可。“俄罗斯恐惧症”成为英国对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英国于1844年在《内塞罗德备忘录》( Nesselrode Memorandum)中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信号“Russia and England have an equal in uniting their efforts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existe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圣地彻底处于异教奥斯曼帝国的完全控制之下,但是考虑道帝国境内庞大的基督教人口的稳定问题,加上换股四周的基督教强敌之间的和平问题,基督教圣地和通往奥斯曼境内朝圣的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一直享有特权。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圣地的保护权一直是由奥斯曼帝国单方面出让给法国。这意味着这片土地将由天主教会控制,直到1774年《库克·卡纳卡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圣地的保护权被再次单方面出让给俄罗斯,因此在奥斯曼境内的基督教圣地上,直接被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东正教会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这件事,对于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完美的机会,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境内与境外的双重力量的支持。而利用宗教事件为借口,进而击败俄罗斯,会让他的统治权达到高光时刻。自1815年之后,欧洲列强们打造了两条看似无坚不摧的锁链锁住了法国的侵略欲,四国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与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由于现在正在升温的东方问题,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开始互相的外交关系急转而下,甚至走向了敌对。拿破仑三世放弃了法国对埃及的利益,承认了埃及利益完全归属于英国,进而改善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两国互相敌对的关系。拿破仑三世同时操控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们的武装力量,用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威胁奥地利在这次战争中站在了中立的一方。自1848年匈牙利革命以来,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以及奥地利的内在问题也使奥地利想远离这场战争。无论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输还是赢,最终的结果总是会通过打破四国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与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而使法国受益。

1852年,在法国人的支持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将圣地的保护权交还给法国统治下的天主教会。因此,沙皇派遣亲王 Aleksander Danilovich Menshikov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在尝试和平的外交手段夺回东正教的圣地保护权无果之后,沙皇亲自向奥斯曼苏丹发送了战争威胁,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愿意将圣地保护权返还给东正教会,俄罗斯将会以战争为手段,夺回圣地保护权。奥斯曼苏丹完全不担心与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他现在已经得到了法国的全部支持。他在伦敦的大使Kostaki Musurus也给他带来了好消息“Russophobia” was going on in England.”。欧洲当时的舆论也全站在了奥斯曼的一方,将俄罗斯视为恐怖的侵略者,而奥斯曼则是可怜的受害者。特别是刚刚见到了俄罗斯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手段的报纸商和股东们,更是借用报纸,对俄罗斯不留情面的进行疯狂的攻击。”同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需要进行一场战争,以使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平静下来,以保证自己的法理统治权与现实的权利。在伊斯坦布尔,民族主义也强烈崛起。奥斯曼民族主义者希望奥斯曼帝国从俄罗斯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通过历史,俄罗斯认为自己对奥斯曼的战争将会毫无压力的取胜,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是完全胜于奥斯曼的,但是俄罗斯确犯了一个重大的外交错误,不应该同时挑战英法两个强国的共同利益,英国和法国是历史上的传统敌人,但是此时此刻,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俄罗斯的威胁。法国不会与拿破仑三世承诺的任何英国利益抗争,特别是在埃及。英国将与老敌人法国结盟,一起对抗俄罗斯。

1855年,奥地利作为中立国和俄罗斯的老朋友,将最终决定和最大的打击带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在尼古拉一世死后即位的新沙皇。奥地利拒绝对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罗斯施以援手。奥地利出卖了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不投降,奥地利和英法联军一起参战。奥地利清楚地了解世界的现状,为了从奥地利本身获得更多利益,奥地利最终决定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加入。这是压倒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俄罗斯它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无论在外交或军事上。俄罗斯的最后希望,俄罗斯它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在外交或军事上都没有关系。俄罗斯的最后希望,这这一条约被称为《巴黎条约》( Treaty of Paris)。在该条约的谈判中,作为在克里米亚击败俄罗斯的主要领导人,拿破仑三世不希望削弱俄罗斯,与英国和奥地利相比。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在东方一家独大的大英帝国,并且他试图使俄罗斯人成为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不是背叛俄罗斯的老盟友们。巴黎条约规定,黑海是中立海,任何海军都不得越过土耳其海峡。该条约的一部分成为了现代国际海洋法。

这长战争对未来的欧洲产生极大影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维与盟友关系主要来自这场战争。民族主义思想和外交目标下的盟友制度“一个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就从这次彻底开场。对于俄罗斯而言,自彼得大帝以来,这场战争摧毁了俄罗斯进入更温暖的海洋的梦想。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决定在亚洲扩张,直到在日俄战争中再次失败。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场战争,确实使英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并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金时代。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次将法国带回到光荣岁月的战争,但是拿破仑三世接管了俄罗斯的旧工作,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新宪兵。这种无用的地位导致法国进入中欧的沼泽,并越来越深入,直到法国将战争输给普鲁士。对于奥地利来说,这是奥地利的重大外交错误,奥地利失去了昔日的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奥地利被其他欧洲大国孤立,因此,奥地利输掉了奥普战争。对于普鲁士来说,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中欧不再有俄罗斯的参与,而奥地利也将是一个疲软的国家,这为普鲁士提供了一个在1871年崛起并统一德国的绝好机会。这场战争方式永远改变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取代了宗教。这是欧洲进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新时代的象征,人们没有说他们为国王或女王而战,他们会和任何的外国作战争,如果外国侵犯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现代欧洲的开始。资产阶级阶级在欧洲兴起。通过这场战争,欧洲大国也意识到工业化的力量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杀戮机器,就像法国和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技术优势武器的力量一样。这场战争还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海洋国际法,黑海和土耳其海峡的法规,这些现在仍然影响着土耳其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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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评论
温和改革派

Herman N. Weil. “The Crimean War.”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15-1914: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45–95. Exposition Press, 1972. John Sweetman “The Crimean War.” The Crimean War, 20-22,Osprey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Candan Badem, “European and Ottoman Public Opinion before the War.” The Ottoman Crimean War 1853-1856, 82-94,Brill, 2010. L. C. B. Seaman“The Crimean War-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ROM VIENNA TO VERSAILLES, TAYLOR & FRANCIS, 2015. Davison, Roderic H. “The 'Dosografa' Church in the 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42, no. 1 (1979): 46–52.Davison,

这是机翻的吗?读起来很不顺畅。

@太阳能 #134547 原文不方便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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