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掠奪 时政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汙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三農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在中國鄉村,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

吃苦搏命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大陸的失敗正是毛左思想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之後的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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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 ——方方 202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