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这么多年,你身边的腐败减少了吗? 时政

习近平上台之后,经常批评官员的腐败问题,还亲自带队打了很多老虎,很多人以此为例,认为习近平令中国官场更加清廉,对国家的发展是好事。

在说我的看法之前,先定义一个概念。

权力的变现,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比如说中国政府公开跟巴基斯坦签一带一路,就是将中国政府的公权力,公开地变现为送给巴基斯坦的利益。如果中国政府偷偷把核技术送给朝鲜,那就是将中国政府的公权力,私下地变现为送给朝鲜的利益。

送钱给巴基斯坦,其他国家不会那么在意(除了印度),所以可以公开地送。但是送核技术给朝鲜,全世界都要谴责,所以要私下地、偷偷地送。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公开行使权力,由于要考虑大家的感受,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做违反道德的、损人利己的事情。而私下行驶权力、避开他人目光,就不用考虑大家的感受,于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做出更加利己的行为,其中自然也包括不道德的行为,也就是俗称的腐败。

所以要避免腐败,就要让权力变现的过程公开透明化。政府做事不能遮遮掩掩,因为遮掩的地方一定会有腐败。前段时间我读了拦截社的那篇文章,文章谈到新疆的大规模监控问题。如果政府对人民实行监控的政策,为什么这种政策不是公开透明的,而要让国外媒体通过泄密的档案来分析呢?这种秘密的政策,导致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甚至发生了执法者利用手中权力敲诈当地居民的情况。

而且,Steenberg说,警察经常会吓唬人们放弃他们的智能手机。他们谎称手机有宗教内容,问这手机是不是他们的,知道他们不敢承认。"他们会说,'不,那不是我的手机,不,我没有把手机带到这里来,'"Steenberg说。按照他的说法,警察会将手机扣下,事后卖掉赚钱。

那么习近平的反腐,究竟有没有让权力变现的过程公开透明化呢?从一些侧面就能看出来。

跟体制内还有一点联系的朋友可能知道,最近几年体制内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申报个人(及家属)名下的财产。不再是简单地填个数字,而是名下所有值钱的东西大大小小都要写出来,谁敢瞒报谁就下岗。很多领导干部年末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财产申报。

2015年的一篇文章写到:

《史上最严官员个人财产申报:股票代码也要填写》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自1995年启动以来,已经施行了20年。今年以来,这个制度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不仅申报范围扩大,申报事项大幅细化,瞒报误报也面临着更严厉的惩处。

申报扩围:延伸到科级

此前,在全国层面,个人事项报告目前仅限于副处级以上。2010年5月,中组部《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出台,明确要求副处级以上官员每年向组织报告包括家庭婚姻、收入等在内的14类个人事项。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人数达150万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以来,在全国十余个省市,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已扩大至科级。这十余个省市包括北京、安徽、贵州、海南、青海、新疆、江西、江苏、广西、甘肃、陕西等。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委组织部消息,目前北京一些县区执行的科级干部申报,严格程度不亚于县处级干部,除了本人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以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资产和经营情况,也对因私出国(境)、子女婚姻、配偶及子女的从业、移居国外境外、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要求。

问题是,官员财产申报,是向上级申报,而不是向社会公开。在胡温时期,这个问题是可以公开讨论的。

以下内容节选自百度百科:

2011年2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专程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已经是温总理第三次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问题时,温总理说,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 [3]

2012年11月9日是上海代表团开放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对于是否会带头公开财产的问题,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无独有偶,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会继续探索。 [4]

2012年,呼吁官员公示其家庭财产的社会情绪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2012年一系列大学生申请官员工资公开的行动,无疑正是此种情绪的一种曲线释放。

2012年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通过特快专递向国家烟草局、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信,要求申请公开53位部长(局长)在2011年的全年工资总额及工资的各项具体金额。

40个中央部门回复了雷闯,但无一公开官员工资。大多数部门给出的理由是,该部门部长(局长)工资薪金方面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

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福建省交通厅长李德金、兰州市长袁占亭因戴“名表”而被网友“揪住”。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重庆工商大学学生杨璠、四川大学学生张孝欢随即跟进申请公开这些官员的收入情形。但这些学生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要么被回复不属于该单位信息公开范围,要么干脆埋头不理。

事实上,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历史已为时不短,自动议肇始至今已有25年时间。而社会各界热议的重点也不在官员财产的申报,而在于向社会大众公示。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研究是否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财产申报法》被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未能进入实际立法程序。1995年4月30日,中办与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2010年6月,两办再次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但是,这些规定中,均没有提及财产公开。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表示,已推行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因为欠缺审查机制,更没有问责,“官员在纸上填完了,组织部门密封起来,就锁到柜子里去了”。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已经连续7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给他的答复也只是从“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至于这一建议稿何时递交全国人大,《财产申报》法何时纳入立法规划则从未出现在答复的表述中。

然而2013年习近平主政之后,官员财产公开就没人敢提了,虽然对官员申报的要求一直在提高,但是公开变得越来越困难。2019年RFI的一篇报道,把这个变化讲得很清楚:

中国“两会”前夕,一批常年在京上访的民众近日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一社会普遍诉求再度浮现。但美国之音引据维权网援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话说,中国不适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施行这个全世界通行的廉政建设制度,即公开现在这些官员的财产,中国就会发生动乱。

据美国之音报道,“两会”前呼吁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呼声再起。春节过后不久,年度“两会”就将登场。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坚持在京上访的一批访民,2月10日在北京南站,拉起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上传网络。维权网公布了举横幅者的姓名和电话,他们来自东北、华北、西南以及西北等多个省区。

据报道说,美国之音采访了这次街头行动一位参与者的家属廖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为个案举牌鸣冤,而要提出社会大诉求的时候,他表示:“不受他们(地方官员)打压,怎么能到北京来上访?大家都说,这是大家的事,我们个人也是有诉求的,对吧?大家的事情办不好,个人的事情也没有法解决。你看,底下腐败的那个样字,我们上访都十四、五年了。就国家整个事情来说,(我们的个案)看来也不算是大事了,真的都是小事了。实际上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太严重了,那讲起我们个人的事情也是很惨的。”

廖先生说,他的妻子“2005年因为上访被劳教一年,2015年又因经常在网上呼吁,被判了两年半,去年春天才出来。”不过,他说,这次春节南站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事件。由于刚刚发生,当局目前还没有找上门来问罪。

参加拉横幅的一男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这些党政官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贪、腐败,所以我们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私人财产,公布他们的财产来自合法(渠道),还是来自非法(渠道)。”

据维权网说,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是每一个法治国家都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远比空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百倍!西方国家今天的廉洁,就得益于官员财产公开、纳税人都可以核查。中国曾有人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反对者超过百分之九十,所以至今“两会”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未进行表决。

换言之,经过习近平的一番操作,官员的财产对老百姓更不透明,同时对习近平更透明了。

前面讲过,如果官员对老百姓透明,它就会倾向于避免做那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现在官员对习近平透明,它就会倾向于避免做对不起习近平的事情。

官员无法反抗,是因为中纪委是一个凌驾在中国法律之上的组织,它们对党员干部的各种强制措施,都是不需要法院、公安部门批准的。有人说,纪委是党的部门,纪委的这种做法只是根据党的纪律、只针对党员。但在中国,想当大官就必须入党,所以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官员的。法律连官员都保护不了,又怎么保护老百姓呢?习近平的反腐,不仅没有把腐败打下去,还破坏了法治,被誉为倒车帝实至名归。

在习近平的带领下,广大党员干部越来越不讲法治、越来越不把人民群众看在眼里,同时越来越讲政治、越来越把习总书记的名字挂在嘴上,是近几年来中国普通人的共同感受。

这种权力的集中、绝对化,只会导致腐败的集中、绝对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可能减少腐败。十年前老百姓还可以在网上曝光腐败,现在闭网锁国、言论控制越来越紧张,老百姓曝光腐败越来越难。最后就成了“只许维尼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越反腐权力越集中,越集中权力越腐败。

所以习近平的反腐,看上去是在整治腐败,实际上是搞个人集权,助长了整个社会的腐败,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由于习近平治下的政府越来越腐败,反共人士只花了6000元人民币,就从公安那里买到了习近平全家的户籍,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自作自受。

与其被这种只讲政治、不讲法治的所谓“反腐”折腾,我倒宁可中国更“腐败”一点。什么公款吃喝、收受礼物、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全都应该合法。让每个官员都能享受特权,比只让一个官员享受特权,恐怕对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还大些。

( 由 作者 2月21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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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评论
史蒂芬 喜欢近代历史,有时间上传一些好的书籍,大家交流分享

明面上腐败是不敢了,但是暗地里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只多不少,普通人也没有20年前的理性,现在只看短期效益,不鼓及长远。。。还有家人天天说华为手机好,苹果手机垃圾。。人的某些方面好像退化了一样。

消极 (男)消极自由需要积极的个人主义来维护

倒车帝的反腐,对于基层缺乏权力的官僚和公务员来说,确实有很强的恐吓作用,使他们不能轻易地鱼肉百姓(您举的新疆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例外,因为中共当局有系统性地迫害突厥语系穆斯林的计划,故而纵容基层警察凌辱侵犯当地的突厥语系穆斯林)。

当然有些短视的小市民,会为政府的基层官员不能鱼肉百姓而感到幸福指数快速提高了(拥习粉红),但是这完全是calm before the storm. 在一个高层统治本身就是寡头专制的体系下,基层腐败恰恰是制度运转的润滑剂。使得腐败成为权力大户们的特权,剥夺基层干部的腐败权,恰恰是制造头重脚轻式的腐败结构,破坏了官僚体制的稳定性。

亨廷顿曰:"Those who gain access to the most political power also have the mor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to gain access to the most wealth. Such a pattern of top-heavy corruption means a very low level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p.67

“拥有最多政治权力的人可以获得绝大多数财富,这种头重脚轻式的腐败对应的是低层次的政治建制化。”

“The expectation of more corruption at the top is reversed in other societies. In these societies the incidence of corrupt behavior increases as one goes down the political or bureaucratic hierarchy.”,“This pattern would seem to be generally true for highly modern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for at least some modernizing societies, such as India. It is also probably the dominant pattern in com- munist states.”--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p.68

亨廷顿在这里犯了“倒推因果关系”的错误。他认为类似拉美考迪略政治不稳定,因为顶层寡头贪腐的程度太高,因此下面的中下层官僚,市民,军人就会造反推翻当局。这点并没错。但是反过来看,“美国印度苏联中共等国家稳定,因为腐败主要在基层,而高层相对清廉”这种推理并不合理。

拉美考迪略政治的问题并不是寡头贪腐大于基层贪腐的问题,而是考迪略体制可以脱离普通人,靠寡头控制的矿山,种植园,港口和海关,直接搞出一套不依赖于社会主体结构的快钱机制。这种机制脱离普通人,因此寡头们就没有必要给关键人口(基层公务员,富裕的市民,学生,军人,各种有现代化中产阶级诉求的人群)相应的待遇,因此军事政变,首都的街头暴动之类此起彼伏,络绎不绝。而美国苏联印度中共都不是这种种植园经济体系,大量的政府收入来自于牵涉人口广泛的产业,制造业,粮食种植,手工业等等,都是牵涉人口广泛的经济部门,为了管理这些部门,政府必须给管理者们一定的回报,发达国家多以透明的工资,而穷国则多以桌子底下的腐败为酬庸。颇为讽刺的是,苏联解体把俄国经济从重工制造为主体,变成了出口农产品和矿物石油产品为主的经济体,所以90年代一度贬称俄国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西非前法属殖民地,有名的内陆穷国)”所以在叶利钦和普京两位的领导下,俄国看上去更像黑非洲资源国和拉美考迪略体制,而不是中共和印度的体制。

不管怎么说,单纯地清剿基层腐败,而不去解决上层的权力交易和腐败,结果是把原来能拿到少量腐败酬劳的基层公务员干部,维稳先锋们,逼到政府的对立面上,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危机。

rebecca 我不是品葱的神,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史蒂芬 #127241

明面上腐败是不敢了,但是暗地里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只多不少

习近平搞反腐不讲法治,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我掌握了绝对权力,我就可以以反腐的名义为所欲为。搞个中央巡视组,给很大的权力,马上巡视组里就出现了腐败。上行下效,官员们也学得很快,既然你有权就为所欲为,那我还何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所以官员的道德水平是逐渐下降的。

还有家人天天说华为手机好,苹果手机垃圾。。人的某些方面好像退化了一样。

被国内媒体洗脑了才会认为华为手机比苹果好。当宣传部门对国内媒体具有绝对控制权的时候,媒体就会为了求生存而不可避免地腐败,媒体上传递的信息就从对读者有利逐渐变成了对宣传部门有利。

除了媒体的腐败,还有语言的腐败,张维迎有很著名的一个演讲是讲语言的腐败:https://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beiyoucai3/

( 由 作者 2月21日 编辑 )

说一下我现在见到的情况吧,公款消费确实减少了,明面上的送钱确实减少了,但各种送礼物,送东西没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果然还是想键政

我个人感觉:

一、裙带关系更重要了。一方面体制内工作越来越吃香,一方面(基层)使钱的路子明显少了。原来有路可走,现在铜墙铁壁。用楼上上的话说:

在一个高层统治本身就是寡头专制的体系下,基层腐败恰恰是制度运转的润滑剂。使得腐败成为权力大户们的特权,剥夺基层干部的腐败权,恰恰是制造头重脚轻式的腐败结构,破坏了官僚体制的稳定性。

诚哉斯言!

二、但是那些有一定资本(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本)的人,倒是有不少反映说现在做生意,腐败成本在降低。也就是说,”头上“的人日子更好过了。当然我能耳闻的”头上“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在我的概念里,发达地区县级实权官员的亲戚就算。这一档次的人其实不少,又在社会中起枢纽作用,他们是能引导社会舆论的。所以有人讲习大大上来日子好了,不奇怪。

综上,我也以”头重脚轻“四字做结。

( 由 作者 2月21日 编辑 )

@刘慈欣 #127244 民主国家贿赂靠给候选人送票,专制国家贿赂靠给干部送礼。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是平衡供需的必然。

既不让大家投票,又不让大家送礼的话,那人民就没有任何办法从官员那里获得承诺了,只能都去信访办给习大大磕头。

所以是禁不绝的,禁绝了整个体制就没法运作了。与其禁止,不如令其合法、公开。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27245 小市民那点鼠目寸光,也会觉得习大大约束基层干部吃拿卡要的手,对他们来说也是利好。却没看到,原来自己犯了点小错可以通过贿赂基层干部消除,将来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就等着剥皮吧。

真的在习近平制度下得到好处的下层人并不是这些小康的小市民,反而是更低端的吴花燕杨改兰们,讽刺地是,我们听说的这些人都死了。这个层次的人根本无力行贿,当局限制基层干部腐败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27245 以前犯点小错,还能送送礼,现在完全不行了。现在要办很多都是油盐不进,而且你一点都不办法都没。对于广大劳工阶层等于是断了生路,上层吗就无所谓了

@rebecca #127243 富裕部负责挨饿!友爱部负责拷打!真理部负责造谣!我去这篇文章很精彩啊,感谢分享。

wyf1230180 90后男工人,反贼版理中客

字面意义的腐败确实少了,但百姓日子没过得更好,像我小学01年8000赞助费,那年小笼包5毛1个,现在大约2.5元1个,初中07年15000择校费,当年低保金标准1个月400元,现在大约最低1600,而现在确实不准乱收费,可学区房都要几百万,其实随着阅历丰富,我倒宁可不要肃清贪腐,只要有揭露贪腐的言论自由,不要像湖南那位老师被活埋就好了。

@wyf1230180 #127267 我07年在学校吃饭一餐1.5元人民币就够了,一元买四个街机游戏币。。那时候好像闹禽流感(鸡肉便宜),学校天天吃鸡。。。。

@wyf1230180 #127267 恐怕你真的是明白人。

libgen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Lord Acton

反不了,

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

任何社会都一样。

倒希望是制度化‘腐败’,真小人,而不是伪君子。

@在之中 #127305 美帝的lobbying

陈士杰 民间伪人类学家

客观的说,习近平时代,明目张胆的公款吃喝比胡温时期少得多。

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在小南国上班,现在的生意比胡温时期差得多,俏江南都因此差点倒了。

食人大佐韦国清 普通刽子手

公款旅游,👎

公款开发学习强国,👌

公款吃喝,👎

公款招募百万网评员,👌

@在之中 #127305腐败是僵化社会的润滑剂,更好的润滑剂是改变现有秩序

老鼠与毒药 免除更多老鼠的涉险还是保住更多老鼠的性命,这是一个问题

最近看了一本书,《纳粹的腐败与反腐》。如果给腐败建立一个逻辑模型,民主国家的腐败由于其法治与经济的差异而各有各的特点,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真的是惊人的相似。以下仅是个人的一些心得。

1.秩序消费

一段闲话,我去买菜,小贩的菜是去地里找种大棚收的。在我和小贩的交易中,彼是蔬菜的提供者也是货币的需求者,而我是蔬菜的需求者是货币的提供者。而在小贩与菜农的交易中,也存在这类关系。

而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民众是权力的完全生产者也是秩序的完全消费者,公务员群体是秩序的完全生产者和权力的完全消费者。而在纳粹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取消选举后,普通人已不是权力的完全生产者而逐步弱化到小比例生产者,因为不再是他们授权给纳粹党让纳粹党获得公权力。当普通人只具有权力的小比例生产能力时,也意味着普通人只是秩序的小比例消费者。秩序的小比例消费体现在纳粹德国的现实情况里更是根据不同的民族千差万别。普通的日耳曼良民自然是这稀薄的小比例秩序服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法国投降后法兰西良民只能留一些残羹冷炙,等到入侵苏联被征服的东斯拉夫人就几乎得不到秩序服务了。

除了小比例的权力提供者外,自然是有大比例的权力提供者,这些人才是纳粹德国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主要的权力提供者和主要的秩序消费者。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秩序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

我举两个主要权力提供者的例子。戈林在1940年申报财产时说自己只有21.6万帝国马克,43年申报财产只有4万马克。柏林的中央财政局试图调查一下,但被戈林的秘书阻止。奥地利的弗歇尔宫原主人是一位叫古斯塔夫雷米茨的伯爵,德奥合并后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这座宫殿后被地方政府没收,39年八月经希特勒授意转到外交部长名下的弗歇尔宫基金会。于是里宾特洛甫得到了一座豪宅(不知是否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希特勒的犒赏,这条约8月23号签的)。

这两个例子无一例外直接存在政府机关面对大比例权力提供者的态度,无一例外是提供秩序服务的。戈林在税务上的问题中央财政局要配合,里宾特洛甫的豪宅要奥地利的地方政府配合。因为他们才是纳粹德国的真正主人之一。包括以在西方国家清廉著名的纳粹头子戈培尔和施佩尔,凭借其特殊的秩序地位,其个人生活也和从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希特勒尤甚。废除选举后,这些人依靠党组织自己给自己提供权力,自己给自己提供秩序服务;纳粹德国政府团体也是如此,自己给自己提供权力,自己给自己秩序消费。与民主社会的权钱交易腐败不同,纳粹德国的社会秩序本质就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的,在这里腐败不叫腐败已然是正轨了,这便是制度问题。(比如某党的养老金双轨制?)

( 由 作者 2月25日 编辑 )

我天,这么多话一起发竟然糊到一起跟个大饼似的……大家凑合着看吧,点一下“源码”(哎……)

2.权力提供(效果不好请见谅……)

不妨把纳粹德国的权力提供看做是股东持股,那么纳粹党自然是最大的股东,持股占绝对优势,分红(得到的秩序消费)自然也是占绝对优势。日耳曼良民占一小点,分红虽然只有一小点儿但也算有。其他民族的人没有分红甚至要被强迫劳动产生利润,犹太人更惨被直接变成商品。

在纳粹德国不乏反腐现象。比如1933年5月,纳粹政府提高腐败的量刑标准,并且给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情节严重的可判十年以上。但这个“情节严重”和今天的“寻衅滋事”一样,是个口袋罪,而且必须听党指挥。1942年纳粹法官布赫推翻了希特勒的一项决定,把一个省部书记开除党籍。希特勒愤怒的驳回审判,纳粹党内部的法庭势力几乎清零。这个情节严重的定义也是归大股东集团中的寡头所有。

在权力提供上,也会出现把大股东集团里无关紧要的小喽啰惩办来平息小股东的愤怒。在纳粹时期有一个有名的亚诺夫斯基案,起因是在盟军的轰炸后,政府给被炸地区发放物资,却被执行人员贪污了一些。后来在党内追查到了省部级领导人亚诺夫斯基身上。纳粹高层决定牺牲掉这个边缘赵来平息韭菜们的怒火,于是判处了死刑后来也得以执行,几个副手官员也一一受到判刑。但这只是大股东集团中用小喽啰来平息小股东的愤怒,依然是为真正的纳粹寡头提供服务,纳粹的腐败直到它的灭亡都没有停下。

在我看来,无论希特勒反腐多厉害,都对纳粹德国的腐败无济于事。因为人民不是真正的权力提供者,所以绝对不会是秩序消费者。希特勒要坐稳元首的位置,必须依靠纳粹党给自己生产权力,也必须给纳粹党提供特供的秩序服务。至于某个倒霉的德国人身边少个倒霉的亚诺夫斯基或者少个和希特勒掰过手腕的罗姆,都无法改变纳粹德国里他是小比例权力提供者的事实。

( 由 作者 2月25日 编辑 )

最后的3是纳粹的未来,明天写吧今天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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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作者 2月25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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