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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epOnSnek Taxation Is Theft
发表文章: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前言

英文原文: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ssays/hykKnw.html

此文由DeepL辅助翻译: https://www.deepl.com/translator

尽管利用了DeepL来辅助翻译,减少了一定的工作量,我在翻译此文的过程中还是感到了不小的困难,因此,翻译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错误和不恰的地方。我欢迎,并且希望读者可以对我翻译上的不妥指出纠正,如果我决定采用建议,我会在这下面列出被采用者的名字。当然此文中任何时刻所存在的错误的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1945

当我们尝试建立一个理性的经济秩序时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承认某些假设的前提下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拥有所有有关的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系统出发并且我们拥有关于可用资源的所有信息,剩下的问题只是纯粹逻辑上的。这就是说,什么是可用资源的最佳用途问题的答案本身已经隐含在我们的假设之中。这个最佳化问题的答案必须符合的条件已经被运算出来并且可以最佳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最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两种商品和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都必须在它们所有的不同的用途上相等。

这个,却非常重要地不是社会所面对的经济问题。我们所发展的用来解答这个逻辑问题的经济数学,虽然是达到社会的经济问题的答案的很重要的一步,却还没有(不能)得到一个答案。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数学所出发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信息”从来都没有给与给一个单一的可以运算出含其义思想,并且也不可能被给与。

关于理性经济秩序的问题的特殊性质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情况的知识永远不会以集中或总结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作为不完整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由分开的个人所拥有的知识的分散碎片存在。因此,社会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分配“给定”资源的问题——如果“给定”的意义是(把这些信息)给与一个可以解决由这些信息所设置的问题的单一思想,而是如何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所知晓的对于各种用途的相对重要性只有他们知道的资源的最佳利用。或者,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如何完全地利用没有给予任何个人的信息的问题。

我担心,关于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被最近经济理论的许多改进,特别是对数学的许多运用所掩盖,而不是揭示。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想讨论的问题是理性的经济组织的问题,但在其过程中,我将一再指出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提出的许多观点确实是不同的推理路径出人意料地汇合在一起所得到的结论。但是,我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目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许多争论,其共同根源在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性质的误解。这种误解根源又是由于我们错误地将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转移到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上。

在通常语言中,我们用 "计划 "一词来描述关于分配我们可用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有许多人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无论谁来做,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而这些知识首先不是由计划者拥有的,而是在其他人手上,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计划者。人们计划所依据的知识以何种方式传递给他们,是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的关键问题,而什么是利用最初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的最佳方式,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高效经济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这里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 谁来做规划。这个问题,所有关于 "经济规划 "的争议的中心。这不是一个关于是否要进行规划的争议,是个关于整个经济系统的规划是由的一个权威集中地完成,还是分散给许多个人分担的争议。规划一词的具体含义,在当代争论中,必然意味着中央规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指导。另一方面,竞争意味着由许多单独的人进行分散的规划。这两者的中间,也就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但是很少有人喜欢的,就是将规划委托给有组织的行业,或者换句话说,垄断。

这些系统中哪一个可能更有效,主要取决于在哪一个系统中我们可以期望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这又取决于我们是能更有可能成功地将所有需要使用但最初分散在许多不同个人手中的知识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处理,还是能向个人们提供以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计划与他人的计划相结合的某些额外的信息。

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的地位是不同的;因此,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也会主要取决于不同种类的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有些知识更有可能由特定个人掌握,有些知识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期望在由适当选择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找到。如果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后者会处于更好的地位,这是因为有一种知识,即科学知识,现在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如此突出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它不是唯一有意义的知识。可以承认的是,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过适当选择的专家可能最能掌握所有可用的最佳知识--当然,这只是把困难转移到选择专家的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可以被轻易解决,它也只是更广泛问题的一小部分。

今天,提出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异端邪说。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毫无疑问,有一套非常重要但未经整理的知识,不可能被称为一般规则知识意义上的科学:即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正是在这方面,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有一些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只有他拥有的可以进行有益利用的独特的信息,但只有当取决于这些信息的决定留给他或在他的积极合作下作出时,这些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需想起,在完成理论培训后,我们在任何职业中都要学习多少东西,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有多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学习特定的任务,在各行各业中,对人、对当地条件和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了解并使用一台未被充分使用的机器,或某人的技能可以得到的更好的利用,或了解在供应中断时可以利用的剩余库存,在社会上与了解更好的替代技术一样有用。通过使用本来是空的或半满的货运火车旅程来谋生的托运人,或其全部知识几乎都是关于临时机会的房地产经纪人,或从商品价格的局部差异中获利的套利者,都是基于对别人不知道的转瞬即逝的情况的特殊知识而发挥着非常有用的功能。

一个令人发奇的事实是,这种知识在今天被普遍蔑视对待,任何通过这种知识比拥有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获得优势的人都被认为是几乎不光彩的行为。从更好的关于通信或运输设施的知识中获得优势,有时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尽管社会利用这方面的最佳机会与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一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于对生产,人们对商业的态度。即使是那些自认为对过去粗暴的唯物主义谬论绝对免疫的经济学家,在涉及到旨在获得这种实践知识的活动时,也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所有这些知识都被认为是 "给予 "的。现在的普遍想法似乎是,所有这些知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而对现有经济秩序的非理性的指责往往是基于这些知识并不那么容易被获取。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何使这些知识尽可能广泛地被获取,正是我们必须找到答案的问题所在。

如果说今天流行的是把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的重要性降到最低,这与现在对变化本身的重视程度的降低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除了在会使很大的对生产计划的变化成为必要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上,在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规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所做的假设(通常只是隐含的)不同的地方更多了。当然,如果详细的长时间的经济计划可以提前制定,然后严格遵守,使得不需要进一步地做重要的经济决定,那么制定一个管理所有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而且只是变化的后果。只要事情继续像以前一样,或者至少像预期的那样,就不会出现需要作出决定的新问题,也不需要制定新的计划。认为变化,或者至少是每天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暗示着着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样的一个论点。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认为变化的重要性下降的信念,通常也是由那些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经被日益重要的技术知识驱赶到后台的人所持有。

在现代生产的精密设备下,经济决定只需要为长期决定,例如在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或引进一个新的流程时,这是真的吗?一旦工厂建成,剩下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是机械性的,由工厂的特性决定的,没有什么变化需要为适应随时不断变化的情况而做出,这是真的吗?

据我所知,这种相当普遍的肯定的信念并没有被商人的实际经验所证实。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一个这样的行业就可以当作一个测试--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务需要不断斗争,吸收经理人的大部分精力。一个没有效率的经理人是多么容易消散利润率所依赖的不同的价格差异,以及在相同的技术设施下,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成本进行生产,这些都是商业经验中的常识,但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似乎并不那么熟悉。生产者和工程师们不断表示希望不受货币成本考虑的束缚而进行生产,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雄辩地证明了这些因素在他们日常工作中的影响程度。

经济学家越来越容易忘记构成整个经济图景的不断的小变化,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综合统计数据,而综合数据比细节的变化展示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综合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由统计学家们有时似乎倾向于运用的 "大数法则 "或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元素的数量不足以让这种偶然的力量产生稳定性。商品和服务的连续流动是通过不断的有意调整来维持的,通过每天根据前一天不知道的情况作出的新的处置来维持的,由乙在甲不能交付时介于来维持的。即使是大型和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也能保持运转,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可以满足它各种意外需求的环境;屋顶的瓦片,表格的文具,以及所有千奇百怪的设备,工厂不能自成一体,而它的运作计划需要这些设备在市场上被随时提供。

也许这里是我应该简单声明一下的地方,即我所关注的那类知识,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进入统计的,因此不能以统计的形式传达给任何中央机关。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必须使用的统计资料,必须准确地从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中抽象出来,把在位置、质量和其他细节方面有差别的项目作为一种资源混在一起,但是这些细微差别本身或许对特定的决策的做出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基于统计信息的中央计划从本质上讲不能直接考虑到这些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需要取决于这些具体信息的决定留给“在现场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迅速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变化产生反应,那么,最终的决定似乎必须留给熟悉这些情况,并直接了解其相关的变化和立即可以用来满足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首先将所有这些知识传达给一个中央委员会,等它在整合所有知识后,发布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分散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只回答了我们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分散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知识可以被迅速使用。但是,"现场的人 "不能仅仅根据他对他周围环境事实的有限但直接的了解来决定。还存在的问题是,他还需要被传送给更进一步的信息,使他的决定符合更大的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的模式。

他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在他眼前的知识范围之外发生的事件中,哪些与他眼前的决定有关,对于这些事件他需要知道多少?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不会对他应该作出的决定产生影响。但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件的本身,也不需要知道它们的所有影响。对他来说,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一种尺寸的螺丝钉比另一种尺寸的螺丝钉要多。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容易得到,或为什么技术工人或特定的机器工具目前变得更难获得,这些都并不重要。对他来说,所有重要的是:与他所关心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东西的采购难度增加或减少了多少,或者他生产或使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增加或减少了多少。这始终是一个与他所关心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而关于改变其相对重要性的原因,除了这些原因对他自己环境中的具体事物的影响之外,他对它们并不感兴趣。

正是在这个联系下,我所称呼的主流 "经济微积分 "帮助我们,至少通过类比,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而且事实上正在被价格体系所解决。即使是拥有某个小型、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所有数据的单一控制者,也不会在每次对资源分配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时,明确审查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所有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巨大贡献在于,它确凿地表明,即使是这样一个单一的头脑,也只能通过构建和不断使用等价物率(或 "价值",或 "边际替代率")来解决这种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给每一种稀缺资源附加一个数字指数,这个指数不能从该特定事物所拥有的任何属性中得出,但会反映或浓缩了它从整个手段-目的结构来看的重要性。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他将不得不只考虑这些将所有的相关信息都集中在其中的这些量化指数(或 "价值");而且,通过逐一调整数量,他可以适当地重新安排他的处置,而不必从头开始解决整个难题,也不必在计算的任何阶段立即调查它的所有后果。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所有对相关事实的知识都分散在许多个人身上的系统中,价格可以起到协调不同人的不同行动的作用,就像主观价值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我们或许值得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个关于价格体系的行动的非常简单和普通的例子,看看它到底能完成什么:假设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使用某种原材料的新机会,例如锡,或者锡的一个供应来源已经被消除。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并很重要的是,这两个原因中的哪一个使锡变得更加稀缺并不重要。锡的使用者所需要知道的全部是,他们过去消费的一些锡现在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更有利的利用,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哪里出现了更迫切的需求,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应该为哪些其他需求提供供应。如果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直接知道新的需求,并把资源转给它,并且如果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反过来从其他来源填补它,这种影响将迅速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不仅影响到锡的所有用途,而且还影响到它的替代品和这些替代品的替代品,影响到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和它们的替代品,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会在促成生产这些替代品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原始原因的情况下发生。这个整体以一个市场来运作,不是因为它的任何成员调查了整个领域,而是因为成员们有限的个人视野充分重叠,进而通过许多中间人,相关信息被传达给了所有人。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或者说,所有地方的价格是以运输成本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就给出了或许可以由一个拥有所有信息(而这些信息实际上是分散在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中的)的单一大脑得出的答案(只是在概念上有可能)。

如果我们想了解它的真正功能,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当然,随着价格越来越僵化,它所履行的功能就不那么完美(但是即使当价格变得相对僵化的时候,本来应该随价格的变化而行动的种种力量还会从合同的其他方面来发挥影响)。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事实是它所依赖的知识的经济体,或者说,各个参与者只需要知道的很少东西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以简略的形式,通过一种符号,只有最基本重要的信息被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价格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记录变化的机器,或者一个电信系统,能使单一的生产者观察仅仅几个指针(就像工程师可能只看着几个表盘上的指针一样),就可以对他们除了对价格的活动以外没有任何了解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活动。

当然,这些调整可能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家在其均衡分析中所设想的那种 "完美"。但我担心,在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假设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完美知识的理论习惯,使我们对价格机制的真正功能有些盲目,并导致我们在判断其效率时采用相当误导的标准。令人惊叹的是,在一种原材料稀缺的情况下,在没有发出命令,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原因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的身份通过几个月的调查也无法确定)被迫更少地使用这种材料或其产品。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的方向是正确的。这足以让人惊叹,即使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们的配合不会都是如此地完美,使他们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相同的恒定或 "正常 "水平。

我特意用了 "惊叹 "这个词,以使读者从我们经常认为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满情绪中惊醒过来。我相信,如果它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如果受价格变化指导的人明白他们的决定的意义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直接目的,这个机制就会被誉为人类思想的最大胜利之一。它的不幸是双重的,一是它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二是受它指导的人通常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但是,那些为 "有意识的指导 "叫嚣的人--那些不能相信任何未经设计(甚至在我们不了解它的情况下)而进化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应该记住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将资源的利用范围扩大到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控制范围之外;因此,在于如何免除有意识的控制的需要,在于如何提供诱因,让个人在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做什么的情况下去做理想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与几乎所有真正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我们的大部分文化传承有关,并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正如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另一个方面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所有的教科书和知名人士在发表演讲时都会重复这一点,即我们应该培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习惯。情况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在于扩大了我们可以不用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行动的数量"。这在社会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断地使用公式、符号和规则,而这些东西的含义我们并不了解,通过使用这些东西,我们利用了我们个人不具备的知识的帮助。我们通过建立在已被证明在其自身领域成功的习惯和制度上发展了这些做法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已经成为我们所建立的文明的基础。

价格系统只是人类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偶然发现它之后学会使用的机制之一(尽管他还远远没有学会如何最好地利用它)。通过它,不仅是劳动分工,基于平等分散的知识对资源的协调利用也成为可能。那些喜欢嘲笑任何可能是这样的建议的人,通常会歪曲这个论点,暗示它断言,由于某种奇迹,仅仅这种最适合当代文明的系统自发地成长了起来。事实恰恰相反: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我们的文明所基于的劳动分工,正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可能还会发展出一些其他的、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像白蚁的 "状态",或其他完全无法想象的类型。我们只能说,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可以保留现有制度的某些特征的替代制度,这些特征甚至对那些最猛烈抨击它的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例如,特别是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从而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在许多方面,幸运的是,关于价格体系对于复杂社会中任何理性计算的不可或缺性的争议,现在已不再完全在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之间进行。 冯-米塞斯在25年前首次提出,如果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以我们这样的广泛分工为基础的社会,这一论点在当时遭到了嘲笑。今天,一些人在接受它时仍然发现的困难不再主要是政治性的,这使得气氛更有利于合理的讨论。当我们发现托洛茨基认为 "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核算是不可想象的";当奥斯卡-兰格教授承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大理石大厅里为冯-米塞斯教授塑像;当阿巴-P-莱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基本效用在于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整体利益的事情,这些分歧确实不能再归咎于政治偏见。剩下的分歧似乎显然是由于纯粹的智慧上的,特别是方法上的分歧。

约瑟夫-熊彼特教授最近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我所想到的方法论差异之一。该书作者是那些根据实证主义的某个分支来处理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这些(经济)现象就像客观存在的一定数量的商品直接作用于其他商品,似乎几乎不需要人类思维的任何干预。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才能解释以下(对我来说令人吃惊的)宣称。熊彼特教授认为,在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理性计算的可能性对理论家来说是 "来自这样一个基本命题:消费者在评估('要求')消费品时,事实上也在评价参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

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根本就是错的。消费者没有在做任何这样的事。熊彼特教授的 "事实上 "的意思是,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消费品的估价中,或必然来自消费者商品的估价。但这也是不正确的。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只有当所涉及 的命题们同时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这样说才是有意义的。然而,很明显,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消费品的价值,而且还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条件。只有对一个同时了解所有这些事实的头脑来说,答案才会是给与它的事实的直接结果。然而,实际问题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这些事实从来没有这样被提供给一个人的头脑,而且因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要使用分散在许多人中的知识。

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它们被一个人知道(就像我们假设它们被交给观察的经济学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证明解决方案是如何通过每个都只拥有部分知识人们的互动产生的。假设所有的知识都被赋予了一个单一的头脑,就像我们假设它被赋予了作为解释的经济学家的我们一样,就是假设问题不存在,并且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一切。

像熊彼特教授这样地位的经济学家,竟然落入了 "数据 "一词的模糊性给不谨慎者设置的陷阱,这很难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错误。这反而表明,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在根本上错误的,因为它习惯性地忽略一个我们必须要应对的现象:即人类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不完善,因此需要一个不断交流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任何方法,例如许多数学经济学的同步方程,实际上都是从假设人们的知识与客观情况的事实是相对应的而开始的,这系统性地忽略了我们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远不否认,在我们的系统中,均衡分析有一个有用的功能要执行。但是,当它误导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应该记住,它根本不涉及社会过程,它只不过是研究主要问题的一个有用的初步探索。

J.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p. 175。我认为,熊彼特教授也是帕累托和巴龙 “解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这一神话的原创者。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所做的,只是陈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满足的条件,并指出这些条件与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条件基本相同。这与知道如何在实践中找到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源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帕累托本人(巴龙几乎从他那里得到了他要说的一切),远远没有声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事实上,他明确否认没有市场的帮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见他的Manuel d’économie pure (2d ed., 1927),第233-34页。我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的‘解决方案'》(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VIII, No. 26 (May, 1940), p. 125.)一文的开头引用了相关段落的英译。

后记

这篇文章中所论述的理论,我认为是哈耶克对学术界所作的最大的贡献,甚至是整个奥地利学派对学术界最大的贡献。奥地利学派所产出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的推论,即使这些理论在很多时候都是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论证首先提出的。简而言之,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就是:“信息是分散化的,而市场是最大化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的机制,单一的个人或组织永远不可能获得跟市场所能利用的同样数量级的信息”。在我看来,一个很显然易见的推论可以由这个核心论点做出,而我也把这个作为我个人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那就是:任何对市场的干扰都是不可取的。对所有社会问题的最优解就是把它们留给市场处理。

这篇文章还有两个次要论点,在我看来也相当重要,那就是:1. 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不适用于社会科学; 2. 市场秩序是自发生成的,而非设计; 这两个次要论点哈耶克在其他地方有更仔细地论述: 次要论点1在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次要论点2在The Fatal Conceit。另外,Thomas Sowell以本文为基础写了一本书名为Knowledge and Decisions,里面运用了更多的实际世界中的例子,哈耶克自己称他写得很好。

延伸阅读:

  1. Knowledge and Decisions by Thomas Sow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Knowledge_and_Decisionshttp://libgen.li/ads.php?md5=3bc9b03773992d3967e471862c0e29b7

  2.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by F.A. Haye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Counter-Revolution_of_Sciencehttp://libgen.li/ads.php?md5=81d51137b07ca66d34035a7b5f29b3df

  3. The Fatal Conceit by F.A. Haye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Fatal_Conceithttp://libgen.li/ads.php?md5=5410a41b085c381c0683bfafbb126e94

( 由 作者 于 10月8日 编辑 )
4
10月5日 174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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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人权作为私有财产权 - 穆瑞·羅斯巴德

"Human Rights" as Property Rights by Murray N. Rothbard (节选)[1]

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保护像“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的概念,并在此同时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概念。但是,与此相否的是,所有“权利”的概念只有被当成“私有财产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人权”不是“私有财产权”,而且当前者不用私有财产权作为标准时,会失去其绝对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和脆弱。

首先,从两种意义上来讲“财产权”跟“人权”是相等的: 财产权只能为人所有,所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只是人类拥有的权利; 其次:一个人对他自身的权利,他个人的自由,是他对他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也是一个“人权”。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权”,当不以私有财产权来定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使某些自由主义者们得以“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为由来削弱那些权利。正如我在另外一个著作中写道[2]:

拿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来举例来说。言论自由的意思是,所有人可以说任何他想说的话。但是没有被问得问题是:在哪里?在哪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在一个他未经允许侵入的财产之内他肯定没有这个权利。简单来说,他只有在他自己的财产内,或者在另外一个同意(作为一个礼品或者租用契约)让他使用的人的财产之内,有这个权利。事实上,那么,“言论自由的权利“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对他自己财产的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与其他所有者做自愿协议的权利。

简单来说,一个人没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租借一个大厅并对进入其边界的人们做演讲的权利。他没有“媒体自由权”;但是他的确有写并发表一个传单,并卖给愿意买的人(或送给愿意接受的人)。所以,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有的都是私有财产权,包括做自由的契约的权利和做财产转移的权利,这些权利都是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除了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固有的私有财产权,这里没有一个另外多出的“言论自由权”,或者媒体自由。

此外,不用私有财产权,而用“言论自由权”来作为分析的基础,会导致困惑和对权利这个概念本身的削弱。对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霍姆斯大法官所提出的“没有人可以虚假地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影院里大喊‘着火了’,所以言论自由当然权利不能是绝对的,而且必须被“公共政策”的考虑所虚弱和调整。然而,如果我们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里没有必要的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大喊的人或者是一个顾客或者是剧院的所有者。如果他是剧场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是在侵犯他正在安静地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对此他已经提前收钱。如果他是一个顾客,那么他就是侵犯其他正在欣赏表演的顾客的私有财产权剧场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他违反了他进入剧场的条件。因为那些条件一定会包括不以打扰表演这种方式来侵犯剧场所有者的私有财产权。在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被起诉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者。所以,当我们专注于涉及到的私有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霍姆斯大法官的例子并不导致任何对权利的绝对性的削弱的需要。

的确,布莱克大法官,一个很著名的言论自由“绝对者”,在一个对霍姆斯大法官的“在影院里大喊着火”的论点很精准的批评中,说得很明确:他对言论自由的倡导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布莱克这样说:

我昨天跟你去了一个剧院。我想如果你和我当时站起来并在影院里乱撞得话,不管我们说或者没说什么,我们都会被拘捕。没有任何人说宪法给了人们一个权利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买门票并没有买去那里做演讲的权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也被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的系统。我们有一个基于私有财产的系统,这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比方说,我会感到一些不悦如果有人来我的家来告诉我他有一个宪法上的权力来这里因为他想做一个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我承认人们做批评最高法院的演讲的权利,但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家里这样做。

“在剧院里大喊着火”,那真是个精彩的格言。但是你不需要大喊着火才会被逮捕。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制造混乱,他不会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被逮捕,而是因为他的喊叫这个行为本身。他会被赶出剧院,不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任何观点,而是因为没有人想在那里听他的观点。这就是为何我会回应“不是因为他喊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喊了”

[1]https://mises.org/library/human-rights-property-rights

[2]https://mises.org/library/man-economy-and-state-power-and-market/html/c/434

( 由 作者 于 9月2日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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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591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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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章: 我为什么反对 Stop Asian Hate

因为能保护所有人最大利益的是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法律系统。

悲剧的发生是永远不可能被阻止的,过于专注于这个不可能的目标,只会造成所有人自由的丧失。法律系统的目的不是阻止悲剧,而是在悲剧发生过后给予受害者正义。

亚特兰大杀人犯杀了6个亚裔,就应该以谋杀罪在法庭对他起诉。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不会被判刑,整个系统在正常的运行,这有何问题?如果法庭因为凶手是白人,受害者是亚裔,然后判决凶手无罪,那么我第一个加入游行,因为这确实是系统性歧视,来自政府的歧视。但是此凶手个人的行为,如何能代表着美国存在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他个人的偏见,他个人的行为,将由他个人服刑来承担,这跟美国其他两亿白人有任何关系?此6人被杀,其亲属会从政府领取抚恤金,这跟美国其他近两千万亚裔有任何关系?

人们所有的仇恨,都应该集中在凶手身上,人们所有的同情,都应该集中在受害者的亲属身上。不这样做,就会使奖励和惩罚与行为的分配不公。而熟知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奖励和惩罚与行为的分配不公会如何导致各种人们所不希望的行为。

把个人之间的冲突,通过个人所拥有的特性,延伸到拥有相应特性的种族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是危险的,是种族主义的。长期进行这种行为,只会把原本和平相处的各种族的大部分人民,强行分属阵营,激发更多矛盾,最后所有的矛盾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种族乱战中爆发出来,其过程会摧毁一切法制和自由的痕迹(BLM以赔偿黑人被剥削的历史来正当化抢劫商店就是法制被摧毁的一种体现,也是动用私刑的一种体现),其结果会是一个以部落为单位的无政府乱世,或者是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高压统治政权。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社会对于这种事件的责任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问,人类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什么让人类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不同?依我看来,人类的独特之处,就是不同的个人可以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做出不同的行为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独特之处。这种能力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显然人类的这种能力的强大程度,独特到了人类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建立起文明的生物。 这个能力的源头,来自人类高度发达的大脑所产生的抽象思维,使人类可以在自己的脑中,分析自己所获得的外界条件,使人类不成为环境的奴隶,而变为它的主人。是的,这个能力也使得个人不是社会的奴隶,个人是社会的主人,每个人的脑中所理解的社会都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社会。社会存在于每个人的个人理解之中,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自然也在于每一个试图理解他的人身上。

这就是我反对StopAsianHate的理由。只有以个人为单位的政治系统对惩罚和奖励的处理与对其的接受者的责任是匹配和正当的。身份政治只会酝酿更多仇恨与分裂。美国不存在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历史上有,但那不是现在。一个正当的系统,即使其起始条件不公,其运行结果也是公正的)。StopAsianHate所做的,只有分裂Asian这一个唯一还没有陷入身份政治陷阱的少数族裔,为身份政治全面推翻美国法制系统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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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5日 948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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